何殷震：男女绝对平等的论述

何殷震（1886—？），原名何震，字志剑，江苏仪征人，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之妻。幼年“秉承闺训甚严”，1904年随刘师培至上海，改名何殷震，入上海爱国女学校学习，该校由蔡元培主办，教学理念为“造成虚无党一派女子”。1907年春，随刘师培赴日本，1908归国，1919年刘师培去世后，精神失常，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后不知所踪。^[112]与秋瑾同时代的何殷震，既受到了传统中国女学的熏陶，又受到西学思潮的震撼，其所提倡的解放女性、男女平等的主张，基于其无政府主义的立足点，在同时期的论述中大放异彩。1907年6月，何殷震与刘师培在日本创刊《天义报》，《天义报》初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何殷震的无政府主义“男女绝对平等”之主张以该刊为媒介广为播扬。1907年至1908年，何殷震在《天义报》刊载的关于妇女解放、男女平权的论述主要包括《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1907年6月），《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3～5号，1907年6月），《女子解放问题》（《天义报》第7号，1907年9月）。何殷震在《天义报》创刊中发挥的作用，说法不一。一说认为，《天义报》的实际创办人是刘师培，如柳亚子在《我和南社的关系》所述：“表面上主干是志剑（何震），实际却是申叔在揽”；一说认为《天义报》为刘师培夫妇共同发刊。当代学者夏晓虹认为：“办刊初期，何震确实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除撰写多篇文稿外，在他人的稿件后面，也间有‘震附记’一类的文字出现”。^[113]虽然同时期不乏讨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声张女权的男界女界精英，但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深厚影响的何殷震，对男女革命这一议题的思考是别具一格的，从其文《女子解放问题》中即可窥见其独树一帜的批判视野。在该文中，何殷震既批判了中国传统旧制，又理性分析了欧美之制，还从女性自身解放的角度揭发了男性论者们解放妇女的“私心”，虽然有一些论述稍显激进，但在当时“奉西方为圭臬”的男权引导的性别革命中不失为一股清流。

“幽闭女子以防淫佚”，身体的禁锢，双重的贞洁观是对女子的大不公平，是男性奴役女性的体现。长久以来，传统中国社会之伦理待女子为男子的奴隶，要求女性屈服于男性。在古代社会，女子被男子视为私有之物，为防止女子与其他男子往来，专门特立女子行为准则以设男女大防，将女子禁锢在庭院中，与男子隔离起来以别男女。^[114]打破西方迷信，欧美倡行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有名无实，是伪平等！如在受教育方面，欧美女子虽然可以如男子般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但是具体而言，在政治法律及军警等涉及国家权力方面仍然是男性的专属领域，女性鲜能介入。^[115]何殷震认为欧美男女平等、女性自由有其名而无其实，真正的男女平等，是女子自身主导下男女平等，真正的女性自由，是女子们对女性权利的真正享有。虚无的平等、伪善的自由，难以促进女性的进步，难以实现平等之人权。^[116]

揭发男性倡导妇女解放的“私心”。近代中国男子之所以一改幽闭女性的旧观念，提倡解放女性，其目的有三：一是“男子因求名而解放女子者也”，效仿西方男女平等之制，将其妻女从闺阁的幽闭中释放出来，赋予有限的自由，以博得文明人的名号：“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以为欧美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均稍与女子以自由，若仿行其制，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此种借女子以博名而倡导解放妇女、男女平等的做法，是“利用女子以成一己之名”，本质上还是将女性视为私有之物，“推其私心，则纯然私女子为己有”，将女子作为博取名誉的工具，“处礼法盛行之世，以防范女子得名；处欧化盛行之世，转而以解放女子得名”^[117]。二是“男子因求利而解放女子者也”。由于社会经济状况不好，男性们倍感一个人担负养家重任压力颇大，“中人之家艰于得食，其力不足以赡其妻女”。因此，男性们便允许女子接受教育、培训职业能力，“执一技以谋食”^[118]一起分担家庭经济负担。三是“男子因求自逸而解放女子者也”^[119]。兴办女学是为了把父亲们从子女的家庭教育中解放出来。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固然有利于料理家事、教养后嗣，男性们也大力提倡女学以培养文明女子治家。由此可见，当今男性们倡导的解放妇女，实际上是男子们基于私心，假借帮助女子自力更生、辅助女子成才之名，假言解放女性于传统束缚，然而却使女子更加辛苦劳累。往日的男女区别对待，男尊女卑，实质上是男子在外劳苦、女子在内享乐。而当今男子主导下的男女平权，实际上是男子将他们的负担转嫁到了女子身上，分享女子的福利，更加劳累的女子并未因此获得应得的尊重。^[120]

何殷震倡导的男女平权是绝对的平权，倡导的解放是妇女的彻底解放，此处与前文所述的马君武的两本译作之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马氏的译作分别发行于1902年、1903年，何殷震于1904年走出家门赴上海，1907年随夫东渡日本，可以推测，何殷震有机会接触两本译作并受到感染。当代学者夏晓虹亦认为：“毫无疑问，何殷震关于‘男女革命’的提法与马君武的译介密切相关”^[121]。何殷震的男女平权主张是激进的，如“以暴力强制男子”“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之类的言辞，即使在当今也叹为观止，不去考虑何震彻底的男女平权主张实现的可能性，从她激情洋溢的言辞中，可以发现一位近代女性反抗性别歧视的坚持与决绝之心，女性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女子自身努力才能实现，“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出”^[122]。

【注释】

[1][英]赫伯特·斯宾塞：《女权篇》，马君武译，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版。

[2][英]约翰·密尔：《女权说》，马君武译，少年中国学会1902年版。

[3]“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于驰逐以图之。”参见柳亚子：“黎里不缠足会缘起”，载《女子世界》1904年第3期。

[4]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5]参见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页。

[6]参见吕世伦、谷春德编著：《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1页。

[7]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8]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9]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10]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11]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2]“欲知一国人民之文明程度如何，必以其国待遇女人之情形如何为断，此不易之定例也。”参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13]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4]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5]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6]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17]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8]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此处引文中“身分”同“身份”，本书引文均采取同类方式处理，后文出现不再另行说明。——编辑注

[19]参见吴春华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4卷·19世纪至二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20]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21]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页。

[22]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3]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4]“在家庭间之女人，常有与其父或夫得同等之权者。以此推之，其夫可被选，其妻亦可被选，其父可被选，其女亦可被选。”参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25]“维新男士把女权作为‘民权’的一部分，把实践个人才能的自由，转换为摆脱专制获取自主的斗争，把个人自由转化成国民的爱国责任，从而把女权吸纳进反抗专制国家、履行爱国义务的轨道上。当妇女国民身份和国家责任被凸显的同时，传统家庭内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被回避和搁置。”参见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3页。

[26]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27]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28]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3、25页。

[29]据宋少鹏在《“西洋镜”里的中国女性》一文中所述。转引自刘禾：《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44页。

[30]宋少鹏：《“西洋镜”里的中国与妇女：文明的性别标准和晚清女权论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45页。

[31]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8页。

[32]郑云山：《近代中国史事与人物——郑云山学术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33]胡珠生编：《宋恕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1页。

[34]胡珠生编：《宋恕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3页。

[35]（清）唐才常、（清）宋恕：《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郑大华、任菁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36]（清）唐才常、（清）宋恕：《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郑大华、任菁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37]（清）唐才常、（清）宋恕：《砭旧危言——唐才常、宋恕集》，郑大华、任菁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38]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39]柯惠铃：《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40]幸而后来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从发出了震耳欲聩的“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出”的呐喊，让近代解放女性、男女平等开始转向到对女性个体的关注上来。关于何殷震的男女平权主张，将在后文中讨论。

[41]Samita Sen，“Motherhood and Mothercraft：Gender and Nationalism in Bengal”，Gender＆History 5.2，1993，pp.231-243.

[42]柯惠铃：《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3]柯惠铃：《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妇女（1900—1920）》，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44]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5]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46]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47]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48]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0页。

[49]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50]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51]“性情不能陶冶，胸襟不能开拓，以故嫉妒褊狭，乖戾愚蠢，钟于性情，扇于风俗，成于教训，而欲人种改良，太平可致，犹却行而求及前也。且人求独立，非学不成。”参见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52]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53]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54]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

[55][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56]崔志海：“寻找一个真实的梁启超——亦评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2期，第115页。

[57]“他（梁启超）始终用经典权威遮掩他的呼吁。他认为，一个忠实的儒教徒应渴望见到穿过高山的铁路、议会政府及受过教育不缠足的妇女”。参见[美]约瑟夫·阿·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58]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59]梁之老师康有为对女子“玩物”说云：“男子之视女子，皆无人权天民之心，但问其美否以为爱玩。是故为之衣裙五采以绚之，为之金玉珠石以饰之，为之步摇花朵以丽之，为之涂脂抹粉以艳之，日本则齿黑，印度则穿鼻以为饰，殆又甚焉。女子不知自重，又复为堕马之妆，踽齿点额……”参见康有为撰：《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页。

[60]梁启超在《戒缠足会叙》中描述了缠足的惨状：“龀齿未易，已受极刑，骨即折落，皮肉溃脱，创伤充斥，脓血狼藉，呻吟弗顾，悲啼弗恤，哀求弗应，嗥号弗闻，数月之内，杖而不起，一年之内，舁而后行。”参见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61]“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学之时也，今不务所以教之，而务所以刑戮之倡优之。”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近代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62]梁启超撰：“戒缠足会叙”，载《时务报》1896年第16期，第3～4页。

[63]“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参见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64]“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养之也。”参见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65]“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凡所增之数，皆昔日弃地之货也。”参见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66]“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孩提之童，母亲于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参见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67]“善夫诸教之言平等也，南海先生有孔教平等义不平等恶乎起？起于尚力，平等恶乎起？起于尚仁，等是人也，命之曰民。”参见梁启超著，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68]“封其耳目，缚其手足，冻其脑筋，塞其学问之途，绝其治生之路。使之不能不俯首帖耳于此强有力者之手。久而久之，安于臣妾，安于奴隶，习为固然，而不自知。”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何光宇评注，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69]谭嗣同：《仁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页。

[70]“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谭嗣同：《仁学》，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页。

[71]“苟明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初非为淫而始生于世。”谭嗣同：《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25页。

[72]“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参见谭嗣同：《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25页。

[73]“重男轻女”，“中国虽亡，而罪当有余矣”。参见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4页。

[74]王兴国主编：《湖湘文化通史》（第4册·近代卷·上），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217页。

[75]“……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参见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5页。

[76]“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参见谭嗣同：《谭嗣同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70页。

[77]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78]据周作人语。参见知堂：“记蔡孑民先生的事”，载《中国文艺》1940年第2期。

[79]据蒋梦麟语。参见蒋梦麟：《西潮》，世界书局1971年版，第120页。

[80]蔡元培：《蔡元培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81]“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参见蔡元培：《蔡元培谈教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2页。

[82]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页。

[83]《礼》《中庸》记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大学》记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夫妇之伦，因齐家而起。齐者何？同心办事者是也，是谓心交。参见蔡元培著，刘东主编：《近代名人文库精萃·蔡元培》（上），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84]“妾者，多由贫人之女卖身为之。均是人也，而侪诸商品，于心安乎？均是人也，使不得与见爱者敌体，而视为奴隶，于心安乎？”参见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85]张汝伦编：《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86]张汝伦编：《蔡元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87]“破除界限，不论何种工作，只要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共同操作。”参见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宇宙风》1938年第56期。

[88]1919年，蔡元培答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问：“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合格，亦可录取也”。

[89]《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民智书局1924年版，第95页。

[9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1890—1911），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页。

[91]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页。

[92]“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万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至因缠足之故，动作竭蹶，深居简出，教育莫施，世事罔闻，遑能独立谋生，共服事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191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2页。

[9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191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2页。

[94]“大总统命令”，载《民国日报》1922年3月5日。

[95]“要把我们民权主义中所包括男女平等的道理，对二万万女子去宣传，在女子一方面而建设民国的国基。”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与男女平权》，载氏著：《孙中山先生最近讲演集》，民智书局1924年版。

[96]“孙逸仙之行踪”，载《申报（上海）》1911年12月9日。

[97]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98]“天赋人权，男女本非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自共和民国成立，将合全国以一致进行，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事所必至。贵会员等才学优美，并不遽求参政，而谋联合全国女界，普及教育，研究法政，提倡实业。以协助国家进步，愿力宏大，考虑高远，深堪嘉尚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191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2～53页。

[99][澳]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方小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00]邵田田编著：《秋瑾研究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101]维新时期女性觉醒者大有人在，当时《女学报》创刊号的18位编辑全为女性：“晋安薛绍徽女史、金匮裘梅侣女史、番禺潘道芳女史、明州沈和卿女史、上虞蒋畹芳女史、武进刘可青女史、诸暨丁素清女史、皖江章畹香女史、京兆龚慧苹女史、江右文静芳女史、南海康文僴女史、贵筑李端惠女史、临桂廖元华女史、邗江睢念劬女史、梁溪沈静英女史、梁溪沈翠英女史、古吴朱莳兰女史、上海潘仰兰女史。”参见“《女学报》主笔”，载《女学报》1898年第2期。转引自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02]周芾棠等辑：《秋瑾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103]杨碧玉：《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正中书局1989年版，第1页。

[104]梁启超的学说也给予了秋瑾启示，当她读到梁的作品时，感慨道：“任公（指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一反以往腐儒风气……此间女胞无不以一读为快，盖为吾女界楷模。”参见邵田田编著：《秋瑾研究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05]这些女权作品主要有：《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勉女权歌》《精卫石》等。

[106]“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总是男子占了主人的地位，女子处了奴隶的地位，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李芸华：《秋瑾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36～137页。

[107]“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参见李芸华：《秋瑾传》，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第136～137页。

[108]“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呢？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陈平原选编，夏晓虹导读：《秋瑾女侠遗集》，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109]邵田田编著：《秋瑾研究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10]“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唤醒痴聋光睡国，和衷共济勿畏难。锦绣河山须整顿，休使那胡尘腥臊满中原。”参见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7页。

[111]何殷震即何震，“殷”字由来于何震“父母姓并重”以示“男女绝对之平等”的主张，取其母亲之姓“殷”居第二，自号曰何殷震。

[112]郭院林：《彷徨与迷途——刘师培思想与学术研究》，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113]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2页。

[114]“中国数千年之制度，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又因古代之时，男子私女子为己有，防其旁淫，故所立政教，首重男女之防，以为男女有别，乃天地之大经，使之深居闺闼，足不逾阈。”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9页。

[115]“至于男女平等，则亦弗然。夫男女虽同受教育，然处人治盛昌之世，政治法律，女子攻者甚鲜，而陆军警察之学，不复令女子与闻。”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2页。

[116]“男女平等者，有其名而无其实者也。夫解放女子必使为女子者，共享平等自由之乐，若如今日欧美之制，势必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其所谓自由者，非纯正自由也，伪自由耳！其所谓平等者，亦非纯正平等也，伪平等耳！无自由之实，故女性未克发展，无平等之实，故人权未克均平。”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2页。

[117]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3页。

[118]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3页。

[119]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3页。

[120]“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于劳苦。”“盖昔日之制，男尊女卑，实则男苦女乐；今则女子分男子之苦，男子分女子之乐，而究之女子之名仍未尝有丝毫之尊。”参见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4页。

[121]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页。

[122]震述（何震）：《女子解放问题》，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