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时期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妇女运动的发展逃不过臣服国族国家统一的命运”[41]，这些男性精英们在摸索解救国族之路时，将解放女性、男女平权也作为救家国于危难之际的“药方”之一。不管是自诩为圣人的康有为，还是力倡女学的梁启超，还是愿为变法洒热血的谭嗣同，在对男女平权的论述中都摆脱不了传统男尊女卑性别秩序原则的桎梏。当然，不能仅凭康、梁、谭等男性改良主义者的家国立场而否定他们在当时提出“男女平权”主张的意义与价值。

自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摧枯拉朽的晚清帝国在洋人的炮火中摇摇欲坠，“国将不国，何以为家”，面对家国大难，一群男性知识分子精英开始积极探寻救国保族的有效径路。“妇女运动的发展逃不过臣服国族国家统一的命运”^[41]，这些男性精英们在摸索解救国族之路时，将解放女性、男女平权也作为救家国于危难之际的“药方”之一。在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理论框架中，女性解放常常被视为整个国家摆脱传统束缚，仿效西方，奔向国族繁荣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他”者的视野里，妇女通常被“作为落后、弱恶、贫穷、残废等国族想象的具体呈现，借此男性主体抒发弱势处境的焦虑，表达被征服者欲居于征服者的欲望”^[42]。即使“男女平权”或“男女平等”的呼号时有提出，但是，不管是郑观应、宋恕还是后来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即使他们有“冲破罗网”的决绝，但“男女平权”中“女权”构建的目标还是为了强国保种：“妇在强国保种的改革者心中，不是指个别能力差异、对于生存有独立策略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单元。对这个体单元的一般概述，强调的是国家富强至上的意识而非争取妇女个别权益为目的”^[43]。当时中土人士掀起的“男女平权”思潮，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当时泰西各国的“男女平权”主张，因为近代西方社会所谓的男女平等是“个体”的平等，而中土人士强调的男女平等是建立在摆脱国族困厄的基础上的平等。不管是自诩为圣人的康有为，还是力倡女学的梁启超，还是愿为变法洒热血的谭嗣同，在对男女平权的论述中都摆脱不了传统男尊女卑性别秩序原则的桎梏。当然，不能仅凭康、梁、谭等男性改良主义者的家国立场而否定他们在当时提出“男女平权”主张的意义与价值。与早期“男女平权”倡导者相较，康、梁、谭倾向于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去寻找依据来证明“男女平权”存在的合理性，力求“中西贯通”“托古改制”，儒家、墨家甚至佛家都是他们论证的源泉，舶来的“男女平等”思潮经过本土化的包装，更能为普罗大众所认识与接受，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在男性倡导者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女性觉醒者，她们开始从女性个体的角度出发，考虑男女平权的价值、意义以及具体的平权径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男性精英们构建的宏大式（附庸于男性的捆绑式的平权）的男女平权版本。

维新变法时期的性别平等观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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