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信长、秀吉和家康在桃山时代的影响

织田信长（公元1534—1582年）是日本最著名的门阀之一。织田家族居住在名古屋地区，庄园的面积并不广大。在中世纪史诗般的战争中，织田家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元16世纪，无政府时代的日本，这位刚毅的领袖，是能为所欲为的。这个拥有古老血统的贵族，意志坚强，对人冷漠多疑，经常蔑视民众，但又能很好地驾驭民众。织田信长的庄园地处东海道的大路上，在关东与五畿内的中间。庄园所在的地理位置，是日本生活往来的重要地域。织田信长在年轻的时候就英勇善战，他知道需要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庄园不被侵占，也明白没有实力支撑的虚名是毫无价值的。

于是，他组建了优良的封建军队，并任命了几名强大的冒险者作为军队的头目。如丰臣秀吉，他原本是一个普通农夫，后来逐渐成为军队的首领。同样有崛起精神的，还有德川家康，他也属于拥有日本古老血统的贵族。后来，德川家康投入织田麾下，其家族随即崛起。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只要是通过帮助织田信长而飞黄腾达的人，都和织田信长分享了建立一个新日本的荣誉。

信长在扩建封建领土的战争中进度很慢，这种一点点蚕食日本领土的方式，就像温水煮青蛙，让敌人很难察觉到危机。当他的敌人开始发现到他的目的时，为时已晚。在公元1560—1564年间，他率兵掠取了邻近大名们的骏河、远江以及诸藩侯的领地。

此时，他接到天皇及将军府的继承者足利义诠的请求，表明京都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很难再继续支撑下去了，因此，希望他能回来镇守京都。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在众家臣的拥戴下胜利进军首都，并在公元1568—1570年间，平息了整个动乱地区。战争结束后，软弱的足利义诠将军，忽然不满意自己当时所处的次要的地位，索性在织田信长恢复他官职之前发动了叛乱，企图从织田信长手里夺回失去的政权。

公元1573年，阴谋失败后，足利义诠被废黜职权，同时，还被罢免了足利家族将军的称号。就这样，他手上原本存在的军权，直接被织田信长掌控。后来，无用的日本天皇，封给足利义诠一个无权无势的名号“权大纳言”（副大参议）。

除此之外，其他大封建家族也企图反抗织田信长。本岛三位最有威望的大名，分别是拥有富士山地区的武田信玄，越后的大名上杉谦信，以及当时山阴道、山阳道的主人毛利辉元，他们纷纷举兵起义。起义过程中，武田信玄被德川家康所阻，于公元1578年阵亡。其子武田胜赖，于公元1582年被织田信长及德川家康一举剿灭。同一时期，上杉谦信不知逃到何处，他的儿子随后立即投降。公元1582年织田信长逝世时，毛利辉元被丰臣秀吉打败并且归降。征战过程里，织田信长不但打败了封建贵族，还推翻了众多有实力的佛教团体。

事实上，推翻这些佛教势力，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京都东北的天台宗教派，是一个极其难攻克下来的教派。而且大阪本愿寺教团的庙宇形如碉堡，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首都。几世纪以来，皇室习惯听从他们的话，把他们的话都当成金科玉律。历代皇帝认为宗教的威信，在普通人民中的影响是巨大的。

但是织田信长无法容忍这些僧侣，不满他们的势力比王侯贵族的权力还要大。这严重威胁了织田信长的政权统治。当僧侣猛烈抗议的时候，织田信长充耳不闻，依旧对他们进行镇压。

织田信长是一位不屈不挠的大贵族，既不怕破除教门，也不怕下地狱，镇压僧侣时从容不迫。他带人包围了大阪的寺院，大阪的寺院是日本最坚固的要塞，而且，还受到迷信恐怖的“保佑”。

经过10年的对抗（公元1570—1580年），寺院城堡被攻陷。在公元1571年，织田信长命令僧侣们自刎谢罪，同时，还令人毁了他们的庙宇。另一方面，织田信长并不镇压所有的教派，他对天主教团体就很亲善和推崇。在他统治的时期，天主教在日本有了长足的发展。

公元1582年6月22日，织田信长在京都被手下军官明智光秀刺死。明智光秀跟平民出身的佣兵丰臣秀吉同年归顺织田信长。后来在山崎一战中，叛将明智光秀被击败，他在逃亡中被杀。战乱平定后，将领们召开军事会议，公认织田信长几个月大的孙子——三本子为国主。事实上，统治的实权，就落在织田信长的两员大将，丰臣秀吉和柴田胜家手中。不久之后，这两位大将就为夺权起兵相争。

公元1583年，在靠近江省的贱岳之战中，丰臣秀吉击溃了柴田胜家，迫使柴田胜家自杀。战争结束后，那些原本归顺柴田胜家的将领，纷纷投靠丰臣秀吉。其中，唯一能抵制丰臣秀吉的德川家康，也于公元1584年与丰臣秀吉联姻。战乱平息后，丰臣秀吉统治日本，被封为“关白”，即宫廷长官。这也表明了丰臣秀吉的统治权力已被批准，不久他又被晋封为“太阁”，即荣誉首相。

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期间，第一个目的就是实现众列岛的统一。公元1585年，他派远征军去四国阻止土佐大名长宗我部家族。在公元1587年，他又派遣部队去九州岛，镇压企图反抗的萨摩大君岛津家族。自此以后，日本南部大岛不再与本岛分离，丰臣秀吉实现了南部列岛的统一。这也是丰臣秀吉统治期间，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萨摩大岛是日本海上大业的重要支柱。在这两次战事之间，丰臣秀吉又在本岛的西方和北方指挥作战，征服了上杉家族，以及该地区的其他贵族。公元1590年，他把北条氏族逐出小田原，把北条氏族原来统治的江户地区，交给德川家康治理。这一举动之后，丰臣秀吉实现了日本自中世纪初期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统一。

虽然丰臣秀吉是贫民出身，后来却在政治上实现了“咸鱼翻身”。这种情况与斯福尔扎家族刚开始建立政权的时候有些相似。起初，他们都是普通的农夫，不满于武装人员的压迫和掠夺，索性丢下自己的锄头和茅草屋进行抗争。他们从强盗头子到佣兵、再从佣兵到将军，直到手握大权能与天皇同席共餐。丰臣秀吉的命运跌宕起伏十分壮丽，日本作家甚至将他与拿破仑相比。

丰臣秀吉的上台，如同西方的拿破仑一般，标志着新秩序的开始。在日本历史上，丰臣秀吉是第一个由出身贫贱，到拥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体态臃肿，面目丑陋，性格粗俗，看起来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他所具备的冒险精神，使他走向成功。他的事迹，也表现出一种实在的革命性。

公元16世纪的战乱中，日本之前的社会形态已被撼动，一些客观因素顺应了日本历史的发展趋势也渐渐地浮出水面。此外，丰臣秀吉作为主观因素，具有超乎常人的才能和领导能力。天时地利人和，使他在世界上最门第森严的贵族等级制度中，能出人头地，成为一代伟大领袖。

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期，采用独裁专制的方式。但他懂得顺应民心，用开阔的视角和胸怀处理事情。与之前的政治家相比，丰臣秀吉的确是开了先河。在此之前的皇帝及将军、贵族、武士都是按照他们的阶级声望去行事，并依据世代相传的封建习惯去对待政治。中国有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丰臣秀吉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令人信服的。

日本一开始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孤立性和之前的三大特殊政策，成了日本统治的信条。在织田信长统治时期，织田信长自己也要受信条的束缚。但是，这种信条，对于丰臣秀吉这个农民出身的政治家来说，是极其陌生的。他只听从个人的智慧和判断，信条这种东西，他从来不放在心上。

丰臣秀吉的这一点，跟拿破仑有些相似。他凭借着自己的见解和抱负，将国家推上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他使北方、南方、仙台和九州实现了方方面面的统一。除此之外，他还鼓励原本孤立的日本居民区接触西方文化，主要通过基督宗教的洗礼。他下达命令，正式宣布开放国家，积极吸取西方文化。

他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改变了日本固化封闭的原始状态。在打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闭关政策后，他渴望日本能成为一个亚洲的大帝国。这种想法，就像当初拿破仑远征一样，随后，他也开始领兵侵略其他大陆。这种雄心，对于公元16世纪的日本来说，实现起来很难，但也绝非不能实现。

丰臣秀吉的伟大观念，使他决心远征中国及朝鲜。后来，他凭借战绩让自己名垂青史。在此之前，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朝鲜是他们帝国天然的附属品，是他们到中国大陆的垫脚石。远征，对于传统的日本来说，一直像一个神话般存在，即便如此，仍旧有一群敢于冒险的人，多次想登上大半岛的海岸。

关于登陆朝鲜，干涉朝鲜内政，他们是有很多的理由和借口的。公元1500年，朝鲜国王下令破坏了釜山的日本贸易机构。后来，丰臣秀吉要朝鲜人承认日本的宗主权，但朝鲜人因为依赖中国，拒绝了丰臣秀吉的要求。这些，成为了他们侵略朝鲜的最终原因。

丰臣秀吉等这一刻很久了，在他的眼里，攻入朝鲜的最终目的是侵占中国。他宣称日本的扩张计划，他一腔热血地说：“我要集结庞大的军队，进攻大明国土，剑气将充满四百州天空；朝鲜要为我前锋！”当时，这种举动，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是根本不会放在眼里的。中国用“蛤蚧竟欲包容大海，蜜蜂妄图蜇刺中国巨龟”这一句话，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他们对日本这种举动的嘲讽。但日本人不会因为这种嘲讽，而改变自己的决心。

在20世纪初叶，日本果真为他们的雄心壮志，付出了实际行动。明朝统治中国已经有二百多年，政治上早已是极度腐败。这种时机，丰臣秀吉比谁都清楚，他知道自己率领的军队，是经过6个世纪内战磨炼的精兵。

此时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武士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对外的盛大局面，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实现的。他深知自己同胞的价值，也了解被将军纪律及幕府法条影响的武士道精神的忠诚性。丰臣秀吉对于这些因素，早就心知肚明，在他看来，势必先要征服朝鲜，才能最终入侵中华帝国。

不过也有史学家们提出怀疑，按照当时日本的实力，侵略中国是没有任何成功机会的。但几年之后，满洲人征服了中国内地，这表明了征服中国，并没有像一开始想的那样困难。因为，当时的满洲势力，肯定还不如丰臣秀吉的强大。在日本眼中，既然中华帝国已经历了突厥人、通古斯人、蒙古人的众多朝代，倘若再经历日本人的统治，那也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情。

公元1592年4月，丰臣秀吉派遣了13万人的远征军，远征朝鲜。这些军队，由日本名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等人率领。日军在釜山登陆，率先围困首都汉城，并顺利推进至平壤。

公元1593年，中国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援助朝鲜。正是因为中国的帮助，迫使日本军队再次撤回釜山。后来，朝鲜同日本进行了和议，和议破裂后，丰臣秀吉又遣10万人去进攻朝鲜。

公元1597—1598年期间，日本的远征军在釜山及蔚山，同中、朝军队作战。斗争中，加藤清正所带领的部队英勇善战，战争还未结束，就传来丰臣秀吉逝世的消息。在公元1598年，所有的远征军都奉命回了日本，如果不是丰臣秀吉病逝，远征军对朝鲜南部的征服，也许能完成。

在宗教上，丰臣秀吉也有自己的建树。一开始，他也如织田信长一样，一心赞许基督教。公元1590年，他曾多次接见耶会的柯尔贺神父。同时，他的两员大将小西行长（逝于公元1600年）和黑田孝高，也前往基督教堂接受洗礼。

就在丰臣秀吉和教会保持良好关系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西班牙征服者的威胁。出于政治家的本能，他认为澳门至马尼拉的统治者可能会进攻侵略日本，教会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罢了。丰臣秀吉瞬间改变了态度，在公元1597年，下令迫害日本所有的基督教徒。

丰臣秀吉去世，权位之争的乱局再次出现。与先前去世的织田信长相同，丰臣秀吉也遗留下一子丰臣秀赖为继承人。但是秀赖年少没有实权，将军们也又一次为争权夺利互相争斗起来。其中，势力最大的便是德川家康。

之前他与丰臣秀吉家族联姻，又担任过旧军事藩地关东的长官，关东是将军掌管的最主要地区。除此之外，他还在江户（今东京）建立了自己的居室。丰臣秀吉在世的时候，一直把德川家康看为是同盟者，而非属臣，在政策上与他紧密团结，所以，德川家康才是丰臣秀吉心中的继承者。

与丰臣秀吉相比，德川家康能支配的资源较少，也缺乏丰臣秀吉的政治谋略和胆识，但他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组织领导的才能。在丰臣秀吉去世之后，他立马采取行动，开始效仿丰臣秀吉建立大业所使出的手段。

德川家康了解其他企图夺权的将军们，他们会用各种理由联合起来对抗他。尤其是日本的那些大家族的族长们，丰臣秀吉下属的将领们，例如上杉景胜、毛利辉元、吉田一重和小西行长等人，完全可以团结一致，共商大计，来阻挠德川家康掌握政权。

面对此种危险，德川家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打开通往京都的道路。他突然意识到，得到政权的第一步，就是要去夺得日本帝国的首都。哪怕这一举动，会让他丢失他原有的领地。

于是，他先将关东托付给自己的朋友千台守卫，然后，亲自率大军向东海道进攻。东海道是从江户到琵琶湖及帝国其他省份的历史大道。德川家康这种动机，引来诸侯们的强力阻挠。

公元1600年10月21日，在琵琶湖东北、近江的关原山峡中，毛利家族与德川家康相遇。不料交战过程中，毛利家族的王子愿意归降德川。毛利王子的叛变、关东地区防守成功，使德川家康取得胜利。

后来，一些联军的头领落入他手中，其中，就有最终被处死的小西行长。家康门下的大将加藤清正，渡海到九州岛，迫使该岛首领承认德川家康的权威。果真加藤清正也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领，在谈判中也取得了胜利。事后，加藤清正获得了奖赏，被赐予该岛大片的封地。

在公元16世纪的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人统治的时期，通常被称为“桃山时代”。这个称号，取自丰臣秀吉所建的城堡之名。公元1593年在山城的伏见，丰臣秀吉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城堡。严格上说，这个称号只能用于公元1593—1600年的日本。

在艺术史上，“桃山时代”见证了两大民族流派，土佐派和狩野派的发展。这是土佐光吉（公元1539—1613年）及他儿子土佐光则（公元1583—1638年）的时代。土佐派的特色工笔画，描绘细致入微，喜欢运用大量的金彩。不久之后，便发展为所谓“大规模的小型画”。一幅画，不会占用很大的篇幅，但是，画中体现的景物，却是样样俱全且精细，绘画工程庞大，可与书稿上彩色装饰字相比。画家通过这种画法，可以绘出十分精美的作品。虽然有时显得刻意求工整精细，但仍具有狩野派的雄浑之气。

此处复制几幅维未尔个人私藏的和卢浮宫所藏的骑马者像。这些作品，都与前文提到的公元13世纪《平治物语绘卷》的传说有关。日本史诗般的传说，就保留在土佐派中。在狩野派，直信（公元1519—1592年）遗留的作品中，有些画的是凶猛的飞禽，例如，藏于波士顿博物馆的飞鹰图。

丰臣秀吉曾任命狩野永德（公元1543—1590年）负责装潢桃山宫室和京都西本愿寺的墙壁。如芬诺洛萨所说，他在执行这一使命的同时，也开始慢慢改变狩野派的风格。他在先人水墨画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丰富的色彩，采用土佐派的金色来绘画背景。

在此之前，金色只被土佐派所用，而到了狩野永德这里，金色开始被广泛使用。他描绘的喜庆场面，如波士顿博物馆所藏出自他手笔的《洛中洛外图》，完全可以与土佐氏的绘画风格媲美。这类新奇题材的出现，使得狩野家在绘画的过程中，致力于描绘人物和风景的细微之处。这一爱好的形成，导致通俗艺术所谓“浮世绘”的产生。

□贵人控马图，土佐派

这种绘画方式的出现，且被世人所接受，似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过程。狩野山乐（公元1558或1559年至1635年）几乎完全遵循了“浮世绘”这种绘画方式。如叶理绥教授所指出，日本的绘画大规模地应用了中国的绘画方法，包括，将色彩布涂在胶上进行艺术绘画。正因如此，山乐使狩野氏风格逐渐接近土佐氏。后来，狩野派的绘画风格，也成为装饰美术的一种形式。

人们对彩色本身产生兴趣的时候，对金色背景的喜爱也越来越明显。这也预示着雪舟派和初期狩野派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这种中国式的水墨画，在日本已经逐渐走下坡路。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便是，日本又向中国学习了新的绘画精髓。

□骑兵、步兵交战图。土佐光吉作

在足利将军统治下，公元14—16世纪，日本的绘画，主要受中国宋代绘画艺术的影响。如果追溯到公元11、12及13世纪，单一的水墨画成为日本美术的独宠，这种专一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水墨画自带的灵感。

从桃山时代以后，明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逐渐走向衰亡。但是，明朝末年的绘画艺术，却对日本的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明代的艺术法则，我们在本书卷三中已看到，那种明丽的色彩，能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此种绘画形态开始传播至海外，传到日本的时候，也就是桃山时代及德川时代。这个时代的日本，一经接受这种绘画方式，便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现如今，漆器制作艺术家与画家已经有同等的地位。而且每一位大画家，同时也是漆器作品的大师。这种情况，在光琳时代以前就已经出现。

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名叫光悦（公元1558—1637年），一位喜欢把各种媒介物进行华丽装饰的装饰家。他在绘画方面也颇有建树，奥丁所藏的成仙教士像，便出自他之手，同时，他还擅长漆画制作，维未尔所藏的牡鹿图就是他所漆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