镰仓时代的政权与日本首府

源赖朝在公元1189年征服了平氏家族，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他设计陷害了他的兄弟源义经，灭绝了他执政期间的所有竞争者。除此之外，他展现出了自己在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才华，善于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相比平清盛，这位君主更加深沉谨慎。源赖朝沉默寡言，但文可通天下，并且与平清盛一样残酷无情。

历史上关于他的评价，同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执政下，日本经历了一段脱胎换骨的蜕变时期。

在他的统治踏上正轨后，源赖朝以国家作为基础，建立起家族的权力，其中，源赖朝的先祖曾经在其采邑地区立下战功，为了纪念家族的荣誉，源赖朝以公元1192年天皇赐予他的“将军”名义，在关东的镰仓建立了幕府。而新创建的“幕府”在发展初期，便已经造成了宫廷“公家”政权的对立。

而源赖朝在各藩都设有军事代表，并由军队长期驻军于此，虽然源赖朝的军队与当时的民事长官表面上共存着，但全新的军事架构将原有的民事长官实权收归己用，并形成了全新的军事力量。

而这股全新的军事力量，使关东地区逐渐开始具备使日本走向民族化发展道路的底气。五畿地区内的传统日本中心地区，逐渐下放到被监护的地位中。但日本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皇室依然是百姓心中国家的主人。因此，在一时之间，全新的军事力量暂时无法将君主的地位毁灭。在此之前，独裁者平清盛企图以“挟天子令诸侯”的方式，置身于天皇之侧。这种做法，早在恺撒稳定王冠的过程中，削弱罗马元老权力的事例中出现。但正如恺撒的下场一般，平氏家族在这一过程中，也受到了无数遭受迫害的贵族阻挠。

当年恺撒被刺后，继承人对元老院产生畏惧情绪而退出权力纠纷，将对平民的行政权拱手让出。源赖朝借鉴平清盛以及恺撒失败的经验，竭力避免这种负面情况。所以，他选择以低调的方式静待机会，在谨慎简朴的生活中，不断跟进民事行政的发展。在政权伪善以及昏庸的时代背景下，源赖朝的按兵不动，让当时日本的平民行政权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由于他对传统的权威人士采取低调的态度，并未做出任何离经叛道的事，因而，他在群众眼中的地位，并不比皇帝低。

在公家政权与幕府政权共存的时代背景下，源赖朝并没有对当时的权威阶级做出任何举动。正如共和时代的罗马制度与帝国制度并存一般，源赖朝在那段时间以来，均以“平民贵族”的身份与权威并存。

在源赖朝的岳父，伊豆的爵士北条时政的命令下，他前往京都附近建立起了自己的军队，并且，他把军队伫立在视线外的六波罗郊区中，同时，把京都及周边地区的行政权力让给了皇室官员。如此一来，源赖朝的生活变得更加低调，在军队中，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军事领导人，生活节俭得与最低级的军人无异，丝毫没有一点锋芒。

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政府的皇宫，依然建立在京都之中，京都依然代表着天子与神权，但其实在源赖朝心中，关东的镰仓才是真正的日本首府。他保持低调的主要原因，仅仅是他不愿意在天照大神后代王朝的土地上进行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东京湾的入口处某些关东军事殖民地的存在，便恍如古希腊的马其顿、德国的普鲁士以及意大利的皮德蒙特一样，始终是公家政权的隐患。所以在镰仓地区，源赖朝依然是武士们的领袖，而在京都地区，却有着代表权威的宗教君王。因此，哪怕源赖朝如何力言忠心，这两种权力依然存在于当时日本的政权之中。在源赖朝的把控下，衡量两者的天平逐渐倾斜，镰仓渐渐胜券在握，而京都的势力，则变得有些微不足道。

在胜券在握的形势下，源赖朝开始树立自己的统治的政治架构，其中幕府与将军府等机构，更是在后世延续了6个世纪之久，比起奥古斯都所建立的政权更延长了两倍时间。虽然源氏将军的功勋足以受到后世敬仰，但其家族却并没有因此而收获和平，在源赖朝死去20年后，新的宫廷革命，将源氏家族的统治再一次推翻。

公元1199年，源赖朝去世，他的妻子北条政子作为北条家族的一员，在源赖朝在位期间，为他诞下了两名孩子：源赖家与源实朝。源赖朝去世的时候，源实朝尚未成年。长子源赖家在外祖父伊豆国的北条时政之监护下，继承父亲“将军”之位。

而正因为如此，北条家族本是一个小小的贵族，却在短短几十年间在源氏家族的提携下，走上最大的政治舞台。而北条家族的族长北条时政，在鱼跃龙门后，将其六亲不认的阴谋家性格展露无遗。说实话，对于幕府的运作，没有人比北条时政更加熟悉，毕竟，幕府早在几十年前，便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组织。为了能够使自己走上政权的巅峰，他不惜牺牲自己的亲外孙，在源赖朝去世以后，他将亲外孙送上了继承的位置。

而当时整个日本的局势较为明朗，北方的军队，无一不是依附着源氏家族发展而成，他们对源氏的徽章无比崇敬。虽然如此，但日本百姓依然信奉着天皇。所以，在源赖朝的时代，虽然有了足够替代天皇的实力，却一直力表忠心，将皇帝的称号与荣耀一一保全。而北条家族在接管政权后，决定将源赖朝的做法继续延续，把将军与军队安置于皇帝的身旁，将日本的政权背地里分割成两个部分，一方面给予传统统治者，给日本百姓带来精神上的价值观，而另一方面则在于军队的领袖拥有者。但实际上，北条家族此时已经开始在巩固政权之余干涉朝政，其目的便是，让北条家族成为全日本的主人。

北条时政还在源赖朝身上学到了日本马基雅维利[1]主义的精髓。当时的“将军”源赖家还仅仅是一个心智未全的轻狂少年，因此，他对于北条时政的政策决定一无所知。在北条家族部分谋臣的怂恿下，北条时政开始产生了将部分领地，让给源实朝的想法，而正是此时，源氏的权力开始出现分裂。

当源赖家发现了北条时政的野心时，威胁要屠杀北条家族。但此时北条时政已经掌控了整个源氏家族内的大部分资源。源赖家被废黜了将军身份，并且被迫削发后囚禁于寺院之中，并于公元1204年被杀害。

之后不久，源实朝被大权在握的北条家族宣布为新一代的将军。说起源实朝其人，跟中国宋朝的宋徽宗有得一比。他沉迷于诗画当中无法自拔，而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多表达对自己成为将军时的绝望心情。在他笔下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自箱根一路望去，伊豆湾出现在我眼前，远处是开阔的大海、小岛、波漾，好像在彼此压挤，但愿这可爱的世界永驻不变！”

当然，在政治舞台上，这些文学作品，可以算是无伤大雅的消遣，北条家族见他无心朝政，于是鼓励他前往相模湾中，寻找文学与艺术的真谛。而朝政之事，则全权归于北条家族掌管，北条时政亦成为了当时的摄政王。

□幽默画（动物）

公元1219年，在与侄子的争吵中，源实朝被侄子击毙。随着他的去世，源氏家族的统治彻底变成了历史。然而，老奸巨猾的北条时政，又怎么会公然顶替源氏家族在军队中的位置呢？因此，当时北条家族在自称为“将军”的诱惑下，将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授予了藤原家的一名成员。在承继大典上，这名成员被宣称为源氏家族的后裔，但其中是否存有猫腻，后人则不得而知。但这真相究竟如何，根本无碍北条家族作为“影子将军”统领镰仓政府的事实。实际上在那个时段中，北条家族才是真正左右幕府发展的首脑。

公元1205年，北条时政的儿子北条义时顶替了他的位置，而在北条义时的管理下，北条家族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公元1211年，当时的后鸟羽天皇，想要利用这种环境，来恢复传统权威的地位，但始终无法得逞，被北条家族放逐边境。除此之外，北条家族在往后的130年间，以绝对统治者的地位左右着日本的发展，并没有类似于权力纷争、百姓暴动等大型事件影响时势发展。

后世各国的考古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对北条时政非法谋取源氏家族的将军职位一事褒贬不一，但无论怎样，北条家族对于当时日本的发展，还是有着一定的贡献。比如说，第六任摄政北条时宗，便曾经在蒙古人的侵袭中营救百姓。

然而，在中国的元朝建立以后，蒙古人的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邻居。他们认为中国的邻国，都不过是当时蒙古帝国的附属品。所以，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当时中国元朝的创始人忽必烈，命令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派兵前往屠杀。

这种威胁使日本陷入了危机，毕竟，在当时所有亚洲国家，唯独日本没有受过蒙古人的入侵。在其他国家惨烈抗战的时代里，日本人骨子里那种不屈不挠的基因发挥了作用，于是乎整个日本团结了起来，拒绝了忽必烈的无理要求。而这些在北条时政号召下拿起武器的平民，被后人称之为“镰仓的伟大战士”。

在等待着抗战的几天时间里，日本人仿佛经历了后来的公元1905年，等待波罗的海舰队到来一般的紧张感，当时有学者提出，当时的紧迫性恍如马拉松或是萨拉米斯对希腊世界的宣战一般。这种压迫感在民间蔓延，其实也并不是毫无道理，毕竟在一方面，当时的蒙古国打着“世界征服者”的旗号，而另一方面日本却正处于政局动荡的年代。

公元1274年，蒙古大军在九州的筑前岸登陆日本。元朝的火器，对日本的经济与城市造成了一定损失。在日本人的拼死抵抗下，元朝大军第一次的入侵以失败告终。公元1281年，蒙古远征军再次登陆日本，并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可怕的战舰。据说，此次前往侵略日本的士兵，有10万人之多。幸好日本在经历了第一次抗战后，已经在肥前和筑前沿岸加强了防卫，并且有士兵日夜坚守。

日本百姓怀着与国家共存亡的信念，聚集在天皇的宫殿。天皇顺应民意也开始向佛祖神灵祈祷，希望国家能够安然度过这次“野蛮人”的入侵，希望这片神圣的土地避免被亵渎的命运。

也许天照大神以及各路神灵听到了天皇的祷告，公元1281年8月14日，蒙古的陆军被众志成城的日本武士赶出了九州海岸，他们的舰队也由于偶遇飓风而被吹毁。当大海平静以后，从朝鲜与中国出发想要征服日本土地的舰队，已经只剩下一堆残骸，而这个被天神眷顾的岛国，在一夜间打败了世界征服者。

而北条时宗作为镰仓的“第一武士”在这次战役中功成名就。在击败蒙古军队后，整个日本将他捧上了神坛，而他的儿子北条贞时，成为了当时政权的摄政，并且在公元1284—1311年在位。北条贞时在其统治期间展示出来的，是比北条时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独裁统治。公元1311年，摄政的职位传到了北条高时手中，北条高时的统治不如前人般专制，因此，整个北条家族的统治，便因为他的软弱而就此没落。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源氏家族所享有的将军衔头，不过是一个虚名，而软弱无能的北条高时，也将摄政的职能变得虚而不实。一时间，日本的政权变得群龙无首，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难免出现衰落的迹象。日本政权的委托代理人大多软弱无能，因此，当时的日本缺少了能够统领国家的首脑，一时间这片土地上，缺少了一名真正的执政主人。

在经过了多年的动荡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早已没有了实权。上百年来，他们的财产以及权力均由他人管理，所谓的将军和武士代替了天皇的存在。而如今日本需要天皇的时候，所谓的天皇，已经明显对政治舞台失去了信心与兴趣。

在公元14世纪初期，即将在历史上逆转这种挟天子令诸侯局面的君皇——醍醐天皇，曾经对这段时期发表了观点。他认为：自从经过了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以后，这个被天照大神所保佑的帝国，早已脱离了太阳的笼罩，撤退到了皇宫某个深处，享受着隐居的生活，恍如神灵在完成了尘世的任务后回归一样；然而，如今整个日本帝国进入了瘫痪状态，朝廷的责任在此显露无遗。这种观点也能够在醍醐天皇二世（公元1318年登基）的语录中找到。

后来，醍醐天皇出于他的尊严与使命感，激发出他自己对于政治的热情。在此之前，日本的君主甚少会出现这种与神圣根源挂钩的思维。也许是受到天照大神的启发，在神的庇佑下传袭了10个世纪的后裔，以神的子孙的身份，重新复出政坛。醍醐天皇作为神的使者与千年宗教的当代领袖，他的生活，逐渐开始沉浸在民族的过去与荣耀中。他断定自己应当推翻一切允许自置于君民之间的居中势力，随后走上神坛，领导百姓走出时代的阴霾。

随后，醍醐天皇的儿子护良太子（公元1308—1335年）上台，他一直致力于传统政权的复辟工作，获得了日本第二大道义势力，即佛教团体的支持。因此，护良太子将比睿山与奈良的富裕寺庙团结了起来，让他们不断合法化。

护良太子率领比睿山的僧侣，将多年来“帮助”公家的幕府驻军赶出京都，并号召南方的武士重新拿起武器，加入由醍醐天皇组建的军队中。而这支军队为首的便是护良太子以及其友伴楠木正成（公元1294—1336年），公元1331年，他成为了日本的“巴亚尔”。

然而幕府也并非是省油的灯，虽然已经没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经过了大大小小几场战役后，护良太子所带的军队，依然没有获胜的迹象。而在当时的局势中，无论是关东的战士，还是北方的氏族，他们对于皇室的复辟一事，均持有反对意见，毕竟皇室复辟以后，必定对他们的权威进行削弱。

于是乎，各路豪杰与氏族纷纷聚集在北条家附近，寻得机会后突击京都，由于皇室对此次突击没有防备，因此，北方氏族在战争中占据了上风，并且将醍醐天皇俘虏于军中。经过漫长囚禁后，醍醐天皇被放逐到朝鲜海岸外的隐歧小岛上。

然而，日本群众却对当时皇室复辟意愿极其赞成，并且，当时百姓们纷纷愿意献身，辅助护良太子与楠木正成复辟皇室。一时间，百姓们组成的武装力量，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而护良太子与楠木正成，在京都和大阪南部的大和山上据守，并对这些寺院与百姓力量进行了加强训练，其间击退了镰仓幕府的数次进攻。

当这些百姓浴血奋战的信息，传到了醍醐天皇的耳中时，醍醐天皇被这场全民皆兵的战事所感动。经过了一次奥德赛式的逃离之后，醍醐天皇终于在山阴道的海岸登陆，并且，成功与护良太子所指挥的军队会合。本来，天皇的不幸被俘，已经在日本民间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骚动，而此时天皇的归来，无疑激起了群众的斗志。在此之前，醍醐天皇被北条家族俘虏后，其实在百姓眼中看来早已凶多吉少，然而，醍醐天皇的这次回归，让百姓们仿佛看到了神迹的出现，一时间，日本上下军民变得狂热起来。

醍醐天皇回归后，不负大家对他的支持，立马壮大军队，准备着推翻北条家族，而一旦当醍醐天皇恢复统治，他将成为传统神道教的教主，这时候北条家族所犯下的叛国罪，足以让这个家族万劫不复。

于是乎，北条家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地步，其在北方的势力逐渐瓦解，而新田家族以及足利家族，则开始对醍醐天皇表示忠心。尤其是足利家族的领袖尊氏，将家族在幕府的最后堡垒献给天皇，而新田家族则参与到对北条家族的战争当中，以驱逐北条高时作为己任。公元1333年，新田义贞率军攻破镰仓堡垒，北条家族正式灭亡，成为了历史上的惊鸿一瞥。

在过去的5个世纪以来，日本政治第一次出现了天皇独揽大权的局势。对于日本的群众而言，醍醐天皇依然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以及本土宗教的领头者。而在日本民间的儒家学者当中，他们对于中国流传的“天命之子”说法极其热忱，因此醍醐天皇再次统一日本，他们相信这是祈祷起到的作用。

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纷争后，日本帝国原有的正牌主人重新接管了国家，祖先基业得以保存，而在一片祥和美好的气氛下，那一场残酷的内战，仿佛已经永远地结束了，整个国家重新回到一个法律统治管理的国度，这个合法的政体，激起了民众对未来的希望。

在醍醐天皇重新执政后，封建制度也被取消，但这种观念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根深蒂固。虽然，军人阶级如今已经群龙无首，但他们依然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强力量，而醍醐天皇若要防止封建制度死灰复燃，最好的做法便是，以睦仁天皇的做法为借鉴——把自己化作武士头领，并且将首府迁离京都，入驻江户。但命运弄人的是，当时的醍醐天皇又如何能够窥探公元5世纪后，睦仁天皇的勇敢事迹呢？

因此，醍醐天皇在公元1333年灭掉北条家族后，便再次沉浸于宫廷的享乐中，靠着统一内战的功勋，醍醐天皇在战争后，安稳地享受着胜利的果实。当时的他，除了偶尔过问民政事项之外，对其他方面一概不闻不问，仿佛执政5个世纪的幕府政权，就像是一场噩梦一般。也许是宫廷教育的原因，醍醐天皇的价值观，对他的战后表现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有着严重的“重文轻武”情结，甚至宁愿恩宠身边油腔滑调的文人墨客与其他贵族，也不愿意慰问在战争中站在他一方的新老将士。

在战后的册封中，他的儿子护良意料之中地获得了“将军”的称号，而他身旁的副手也获得了丰饶的封地，而楠木正成更是收获了大阪的封地，新田义贞获得了西海岸的封地。然而，这些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战士所得的酬劳，还不如醍醐天皇赐予足利家族的一半，那些曾经为了醍醐天皇洒热血抛头颅的武士，看到如此情况后深感被遗弃。

重要的是，足利家族对于皇室的忠心，大都有所保留，而醍醐天皇却仿佛对此浑然不知。

作为世袭制下的贵族，足利家族的领地位于处在日光之南的下野地区，足利尊氏便是在此处发家，并一路扩大势力。在战争以后，足利尊氏向醍醐天皇请求关东的大部分土地，随后又将东海道海岸的远江收归囊中，有了此地以后，足利家族即可控制通往京都的出入口。

正是因为醍醐天皇一时糊涂，把最重要的土地，赏给了存有二心的家臣，所以酿成了日后的悲剧，将胜利的成果毁于一旦。不难看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纷争中，醍醐天皇的智力远远不如足利家族的族人，以至于足利家族在醍醐天皇的眼皮底下，亦可谋重权而天下不知。

根据日本的地势分布得知，谁能成为关东的主人，谁便能够借助地势之便，成为北方氏族的首领，继而能够复辟幕府制度，获得与朝廷对抗的实力，而足利家族如今正是以北条家族当年的方式谋取着实权。

醍醐天皇的儿子护良将军得知父亲的做法后，立刻意识到这会为国家带来危险。他不惜以将军的名义，号召追随者拿起武器，以皇太子的身份，强硬要求幕府之首及将领对国家表示忠心，并不惜违抗皇命毅然前往幕府。可是，护良将军的举动并没有让醍醐天皇醒觉，他继续沉溺在胜利的幻想之中，看到护良将军三番四次违抗命令，一气之下甚至竟然与其断绝了父子关系。

本来作为皇太子的护良将军前往幕府，足利家族对其还有些许顾忌，但此时已经跟醍醐天皇断绝关系的他来到幕府，无疑是羊入虎口。足利家族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俘虏了护良将军，并在公元1335年将他杀害。

足利家族原本顾忌于护良将军的声望与军队方才退守关东，如今绊脚石已除，便毫无顾忌了。因此，足利尊氏揭开了虚伪的面具，自任为将军，把北方所有贵族、武士都统统召集起来，带兵攻占了周边地区的城堡，并于公元1335年在镰仓宣称重建幕府。

直到幕府重建的那一刻，醍醐天皇方才醒悟过来，得知真相的他顿时暴跳如雷，一来痛恨自己竟如此愚蠢误信奸臣，二来心疼儿子之死。于是醍醐天皇勒令新田义贞出兵幕府，但为时已晚，北方足利家族，早已集合了各地氏族，组成了庞大的军队，此时已经兵临城下。

这场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以京都的失陷为结束，皇室的复辟终究以失败作为收场。然而，虽然这场皇室的复辟以悲剧结束，但其间所出现的武士道精神，却让后人一直津津乐道。其中，一直忠心于皇室的楠木正成以及其儿子楠木正行，在皇室失败后将武士道精神发挥到极致。

公元1336年的神户周边，楠木正成所率领的皇家军队与足利家族的氏族军队进行了正面交战。由于双方战力悬殊，战斗开始后不久，楠木正成便被砍杀于马下，而他的阵亡，亦为军队带来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最终，皇室军队在足利家族的碾压下全军覆没，足利尊氏成功进入京都，从此重建了将军府和幕府。

虽然，在歼灭北条家族时威风凛凛的醍醐天皇，最终因为自身的庸碌而遭到了灭亡，但他的不幸，却遭到了不少百姓的悲悯。传说在醍醐天皇丧命的次日，民间涌现了无数传说，百姓们对于天皇的缅怀变得理想化，以至于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传说，一直激励着皇室的残余将士光复皇室的理念。

而其中，楠木正成的儿子楠木正行成为了皇室将士的领袖，他继承着父亲的豪爽性格，在九州及四国的岛屿中据守着据点，并且不断组建新的军队，试图以一己之力光复皇室。然而天不遂人愿，公元1348年，楠木正行战死于四条，自此，就连剩余的皇室军队也变得群龙无首，很快被足利家族所歼灭。

从公元1192—1333年，这段被称为镰仓时代的历史落下帷幕。自此之后，足利家族成为了当时日本的领袖，日本政权再次统一。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文人墨客终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民族的自豪感以及群众个人的存在感，在不断爆发的封建战争中得到解放。在这段时期，军事独裁者往往将镰仓城堡内部的意志与规则强加于日本的封建贵族，让整个分散的国家重新聚集起来，让民族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段伟大的时代，以日本战胜了元朝蒙古军的奇迹作为其标志。

而在这段时期，日本的宗教文化以及政治文化发生了飞跃式的变化。在这段时期里，真宗与日莲宗正式定形，而禅宗亦在这个时代里走向了巅峰。

所谓的真宗又称为净土真宗，其意义是指真正的净土宗。而这个派系的诞生，源自于阿弥陀佛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在当时的改革运动中，一名著名的使徒亲鸾上人（公元1173—1262年）在改革中悟出新的教义，并因此完成了改革。

亲鸾上人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天台宗的弟子，后来转入净土宗潜心修行。公元1224年，亲鸾上人悟出教义精髓，并创立了新派。当时的亲鸾上人对净土宗的阿弥陀佛慈悲教义并无任何异议，但对于教义中的仪式，却感到烦躁。

在他看来，僧侣每天高呼着阿弥陀佛的做法，其实，仅仅是把口头禅放在嘴边，而他的思想，则是用真正的佛教思想代替这种形式主义，甚至连僧侣们一向贯彻的慈悲主义，在他眼中亦可以用热烈的信仰来代替。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僧侣的独身主义抱谴责态度，并且以身作则，娶了藤原金纪的女儿为妻。

此外，在他的修行中，他始终把阿弥陀佛派的寂静主义推行到极致，他对教众说：“所谓的功业与真正的慈悲相比是如此的渺小，唯有保持一颗慈悲的心，才能够使我们从苦难中脱身。”恰如姊崎正治在钻研这段时代的过程中曾经说过的：“在当时亲鸾上人的教派中，始终坚守着这样一个信念，唯有忘却自身的欲望一心向佛，才能够使贫苦大众走上唯一的救赎之路”。

事实上，亲鸾上人所建立的教团，具有取代当代主流佛教文化的趋向，由于教众均可成家生子，并且教众之间具有强烈的组织感，因此，在教派的日后发展中，整个教团产生了一种传袭的教众权。在这种更加人性化的教派规矩，以及创始人的慈悲下，这个1272年前在京都本愿寺衍生的新教派，逐渐发展成一股政治势力，成为了日本帝国中的另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团体。

直到公元15世纪，本愿寺被打造成一个具有堡垒性质的地域，并且，拥有一队僧侣士兵对其进行守护，将日本的尚武精神逐渐发扬，并且，产生了一种军事化佛教的现象，这使当时教团在日本的局势中，成为了像西欧圣地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武士团一样的存在。

而以上的一切，都是因为佛教的虔诚以实行教团兄弟会的方式被推至极端。这对佛教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强烈的推进作用。虽然，本愿寺在发展过程中，有着染指红尘的事例，但其慈悲为怀的思想，依然使他们的教众心怀大爱。

在阿弥陀佛派发展初期，其主要以温和慈悲的教义被传播开来；而日莲的出现，使整个日本民族或佛教教徒在接触到新的教义后，重新发扬了日本民族充沛的精力。日莲（公元1222—1282年）出生在安房藩小凑村庄的一个小家庭。日莲家族本是政权中的贵族家庭，但后来家道中落，便以打鱼为生。日莲成年后，当时正处于真言宗盛行的年代，因此，他加入了真言宗。但后来在古梵文版的《妙华莲华经》影响下，他脱离了真言宗，并且与当时的佛教文化脱离了关系，创立了全新的“法华宗”，设立了庄严的条规作为基础，并将教徒自身以及天下万物的佛性进行连接，务求每一个教徒的灵魂都能海纳百川，且保持慈悲。

这名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孩子身上，有着赛亚或萨佛纳罗拉的先知性格。当他的学说成形以后，他便只身前往镰仓进行学说宣讲。他尖锐指出了社会的堕落以及部分宗教的无能，是目前日本政府遇到的最大难题，因此，他那几年来一直疲于规谏政府做出改革，甚至，在公元1260年，他做出了蒙古人即将袭击日本的精准预言。

当他谈及目前佛教文化，给社会带来的虚伪与表面主义时，他如此说道：“他们的灾难即将来临，佛门将永远对他们关闭，日后他们将堕入虚伪的深渊。那些依然没有信仰的人，请不要再犹豫，将灵魂转向正道才是最重要的事！”

而当时北条政府明显对其学说感到厌烦，于是，北条政府将日莲流放到伊豆半岛的海岸——伊东。而这名虔诚的佛教徒，明显并没有被那荒凉的环境所吓倒。他在伊东完善了自己的学说，并且，在教义中预言了未来，而他认为这些关乎重大的预言，应当在人类末日时公告众人。

公元1263年，日莲流放归来。随后，他带着自己完善后的学说到全国布道，这名预言家在布道途中煽动了无数人的情绪，获取了无数人的信任，大家都笼罩在蒙古人即将侵入的恐惧中。北条政府对他的做法自然无法忍受，将日莲判处死刑。幸运的是，在公元1271年，日莲正准备受刑的时候，刽子手由于一时手滑把大刀跌落地上，北条时宗看此情形难免心生恐惧，于是乎，将他减刑为放逐，于此，日莲才逃过一劫，被放逐到日本北海岸外的佐渡岛。

虽然，孤寂与严寒使他难以忍受，但他却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教义，并且在环境的迫使下，他的教义更是越来越具有神秘性。正如姊崎正治说的一般：“佛陀是至高无上的神灵，是宇宙的中心内核，同时，也是天地的精髓，是所有真谛的化身。也就是说，佛陀的存在就等于永恒与圆满，他与宇宙一样伟大。而世间万物包括人或鸟兽均有佛性，这一切出自于当时佛说的：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佛性就是万物的行动根源。”

从流放地被召回后，日莲又回到镰仓。公元1274—1281年期间，蒙古铁军入侵日本，日莲的预言逐渐开始实现。而此时的他，却以一个“忧国忧民的旁观者”身份，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公元1282年，他怀着崇高爱国的情怀，念诵着《妙法莲华经》逝世。他的一生，为了日本的文化发展添砖加瓦，而实际上，他却为此受到了无数的折磨与打击，幸好，最后他的“法华宗”将甲斐的身延久远寺作为永久基地，而这一寺庙，正是日莲当年亲手督建的。

直到日莲去世以后，这位来自民间且忧国忧民的天才，所提出的独特见解，对日本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完整严密的学说，将整个国家，从无条件的虔诚与温和的氛围中拉了出来，使日本帝国在各方面都恢复了活力与斗志。

而禅宗也在同一时代里发生了蜕变，这一著名的宗教派系名称起源于“禅定”，其来自于印度文化中的沉思默想并将精神高度集中的一种做法。而禅定在印度文化中占据着主流文化地位。因此，僧人荣西开始着手传播学说，将禅宗的教义传遍日本。荣西曾经前往中国进一步学习禅宗文化，最终在回国后，在如今筑前的博多，建造了圣福寺。此外，在禅宗的发展初期，出现了另一位有名的禅师道元（公元1200—1253年），跟大多宗教创始人一样，道元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比睿山寺院里，研习天台宗教义，但后来由于对其学说感到不满，于是乎，在公元1223年孤身远赴中国，并在5年后取回曹洞经，于越前的永平寺内参透佛法，开始了禅宗的一系列改革。

于此，姊崎正治教授在著作《宗教简史》中如此写道：“禅宗是影响精神的一种独特修炼方式，而信奉它的人，可以通过禅宗的修炼方式达到灵魂洁净，并从自己的传统思维中升华。因此，禅宗的教义从来都是模糊且有力的，毕竟像是这样的教义一旦道明，其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禅宗的意义在于，让人在修炼过程中能够直达灵魂深处，从而让精神暂时高于自身的肉体，从而出现个性化的差异并取而代之，这种修炼的方式，被认同为精神与心灵高于宇宙的基本核心。它的存在，使修炼者的身心达到最高的统一，即将个人肉体与精神认知进行统一，而这种统一不应该向外界索取，而是应该从自我的灵魂中提炼。一旦禅宗的修炼者小有所成的时候，他们所认识到的，这种肉体与灵魂统一的自我认知，以及宇宙的基本性质，能够使其将天地精髓融入自身，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

姊崎正治教授认为，日本禅宗是从中国南宋时代的杭州求取来的宗派，属于佛教的一支派别。实际上，这门宗派却蕴含着古老中国丰富的文明，以及由她身后的道教文化的玄想所构成的体系，通过禅宗作为媒介传播而来；中国古代圣人庄子的学说，更是以磅礴的气势，将大自然的哲学以及对人生百态的感受，通通植入到日本人的价值观中。

正如姊崎正治教授，当时对禅宗的定位是“佛教的道家”一般，禅宗的实际思想，是对自然的神秘哲学进行钻研，无论是森林泉水还是叠嶂峰峦，那些禅宗的信众，均与自然亲密无间。这是一种以完全的自然哲学，将心灵的行为进行集中思考的体系，它将一种强烈的超脱人性主体的思想，和纯粹精神力量的个人信仰发挥到极致。那些禅宗的禅师，将自己放置在喜怒哀乐之外，他们的心灵宽广如宇宙一般，主宰着自身与环境。一直以来，禅宗的思想都是以坚定为核心，禅师们在入定之时，恍如磐石般坚定，不为暴风雨所撼动。

日本中世纪的战争中，这种追求宁静和谐的思想，变得像钢铁一般坚硬，成为了属于武士们的宗教，使他们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坚强如钢。这种充满个性的宗派，以一种锻炼自我的形式，不断提升自身。禅宗思想中的世界，与安吉里科的天堂背道而驰，在这时，禅宗的禅师们心中向往的世界，被四处的刀光剑影所笼罩。早在公元13世纪，北条时赖和他的儿子、蒙古人的征服者，以及北条光宗，均是热忱的禅宗信徒，并且，他们将这种钢铁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在公元13、14世纪中，很多日本的军事领袖，都是从禅宗的修炼中获得钢铁一般的意志。武士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禅宗文化的另一种实践体验。在当时的美学发展中，日本也曾遇到禅宗的影响，尤其是山水风景画的发展中，禅宗的思想讲求心灵与宇宙合一，而两者和谐所创造出的象征主义，即可使心境与风景之美相互映照。

月光意味着精神明澈，山石表示坚强，雪景为冷峻。这些风景画是人们由心灵释放而成的，象征身心自由的表象，它们在人们眼中是一尘不染的美好心灵。在当时，道元曾经在诗句中描写了一只在无边虚空中漂浮的小舟：

水面如镜，不见涟漪，
寂寞如死，夜深无声，
扁舟泛于湖上，
看月光皎洁，与湖水交接并在苍白的月光下。

在禅宗思想的指导下，日本美学的改革出现也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由于禅宗思想的影响，当时的美学，无论在人们的精神上或是行动上，都因其而受到鼓舞。日本美学在当时变得生机勃勃，并以更加新颖的目光，去看待大自然的每一个细节。

禅宗对于生活的启示，在当时随处可见，就如叶理绥所说，在当时的每一个建筑中，都能看到禅宗的影子：“其寺庙都建在正房平面上，有四根大圆柱，形式坚固而庄严。”比如，北条光宗在公元1282年于镰仓建造的圆觉寺，其整栋建筑物的装修风格，均以禅宗的简朴风格为主，与当时的真言宗复杂的装修风格，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除了地基以正方形为主之外，整座建筑物均以圆形平面建成。

除了建筑艺术之外，当时的雕塑艺术，亦都逐渐以现实主义的形式展示出禅宗的风貌。不难看出禅宗的思想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交流，因此“人的现实化”成为了禅宗理想中雕塑人物的模型，这使当时的雕塑文化，衍生出一种强劲庄严的形象造型。12世纪末的康庆以及其儿子运庆，公元1150—1220年期间所创造的艺术品，为禅宗雕塑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父子二人当时在日本的成就，足以媲美意大利的多纳泰罗（公元1386—1466年）以及维诺齐欧（公元1435—1488年）等知名艺术家，重要的是他们的继承者：运庆的儿孙湛庆与康源将这门手艺传承了下来，从而使禅宗艺术风格的雕塑遍布奈良与镰仓。

而这一脉相承的艺术雕塑，主要以彩色木雕为主，高度一般约为6英尺6英寸以下，不像是真言宗或是平安时代其他派系的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那样狰狞，禅宗的雕塑主要以人像为主。对此，叶理绥教授在巴黎卢浮学院的演讲中表示，这些形式已经存有一定的个性，对强烈个性的喜爱，使造像栩栩如生。

的确，在这些作品中无一不透露着日本人的“个人主义”元素。虽然他们雕塑艺术的宗教灵感来源于中国，也很可能是来自于印度源流的文化，但在当代的雕塑艺术中，展现出来的是日本人自己的民族精神与个性。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学者提出，当时日本的雕塑工艺灵感源自于中国，可是当时中国的雕塑艺术已经走向下坡，而在日本的雕塑圈子中，则开始发掘出一种与古代真言宗教义相关联的传统——当然，禅宗派系下的艺术作品，与真言宗教义中的漫无边际的虚空毫无关系。

在禅宗的雕塑艺术里，每一个雕像都以真实的个体形象去展现其旺盛的精力，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各自的生活与社会地位。一些细节，如年龄与体格，均可从其雕像中一一分辨出来。事实上，当时的每一尊雕像，都是用十分严谨的写实手法所雕刻，相比起其他时代的雕塑，禅宗思想背景下的雕塑艺术更加异于寻常，在当时是每个人精神文化的载体，表现出当代百姓以及僧侣的精神深度。

禅宗信徒以及百姓们有着同样的共识：这种写实雕塑之所以能够传神，是因为当代的人们具有非凡的知识与道德，方能够通过雕塑，把当代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知名雕像：在奈良的兴福寺里，有一尊写实风格的玄僧肖像，据说，该尊雕像是出自康庆之手，其人物以跪姿造型雕刻，双手合十，雕像约2英尺2英寸高。木雕脸上的皱纹，把一个老人消瘦老化的脸表现得栩栩如生，但在雕塑的脸上，却有着一双狡诈锐利的眼睛，把他苍老容颜中的灵性，与对宗教的热忱展现无遗，这使我们能够透过雕像看到多纳泰罗的哈巴谷及行贺的既视感。

在兴福寺中还有另外两座雕像，亦是出自康庆之手。一座雕刻的是僧人玄宾，其面孔如猿猴一般；另一座雕刻刻画的是行贺，其神情冷漠高傲，不怒自威，其强烈的写实风格，将人物刻画得生动而细致。

然而，当时的雕塑对于雕塑师的手法要求还是极高的。以玄像为例，其锐利的目光容易误导后世鉴赏者，将其性格上的特点放大，从而掩盖了人物道德上的个性。比如说，在京都的三十三间堂中，收藏着一件运庆的经典之作，其是以婆擞仙或世亲尊者作为原型所创作的彩绘木雕像，高约5英尺10英寸，其形象在《东亚的造型艺术》中有所记载。

该座雕塑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任何言语均不能够描述该雕塑给人带来的激动人心的震撼感。雕塑本体是一名赤裸着上身的瘦弱老人，腰腿包在几片散落的碎布中，双腿纤瘦，散发着无力感，右手拄一禅杖，左手紧握经书，将一名老教众的形象，刻画得形象生动。该老者面部瘦削，若非那深陷皱纹中的细缝般灵活的眼眸，起了点睛作用，估计，整个雕塑看起来，便如同一具尸体一般。从侧面看来，该老者鼻子坚挺，胡须三三两两散落脸庞，让人更感雕塑所散发而来的老态，而正是这样一座风烛残年的雕像，却能够展示出教徒旺盛的精力。

这一雕塑，让我们想起了佛罗伦萨国家博物馆里面收藏的圣约翰像。而在兴福寺另一座由运庆创作的作品无住尊者（或玄奘像），更让人从中看到了圣米凯尔（公元1484—1559年）的圣马可像的影子。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代的寺庙中，僧侣以及主教的面容，再次通过艺术品被完整呈现了出来。他们大多拥有健壮的罗马人头颅，其匀称强健的身姿，让人有种他们掌握着一切的错觉。

在当时永恒不变的教会型式中，这些肖像均展现出一种极其崇高严肃的气质，也许是因为作者想要表达，理想主义即将降临，完美的外表与精神的内涵，将把宁静与和谐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中。在禅宗思想的指引下，雕塑的袈裟以及其他穿着所展示的飘逸感，亦可与梵蒂冈的索福克里斯，以及德摩丝坦斯等知名雕像媲美。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们只需要看到运庆所雕刻的无住尊者以及旁边的世亲尊者两尊雕像，即可认识到这一派别下的作品惊人的相似程度，无论是人体结构与袈裟造型，抑或是统一表现着高度智慧的额头，均可看出这些人物的性格是如此相似。

在当代除了知名的雕塑家之外，也有许多知名的作品无法考证作者身份。比如，奈良西大寺里的木雕睿尊僧雕像，其高约3英尺以下，据考究乃13世纪后期作品。该雕像面目狰狞，丑陋如圣文森特，是对于当时日本现状，以及部分僧人的讽刺作品。但我们若仔细观察，便可发现雕像所展示的人物，其实拥有温和慈悲的心理刻画，正如“文森特先生”一般。

另外，还有一尊俊吾僧像，相比前文的雕像矮了半英寸，约于公元1200年左右在奈良东大寺雕造，雕塑中僧人以日本式的跪姿示人，脸上布满皱褶。雕像瘦弱光秃的头颅，把一个风烛残年的僧人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数着念珠，表情呆滞，念着经文，初看像是寻常的悟道者一般平凡，但仔细看来却发现，在这个老态龙钟的皮囊上，闪烁着炯炯目光。

木雕的盛行激励着镰仓时代的绘画产业不断进步，在藤原时代的中后期，日本民族的美术行业，出现了两位具有个人特色的大师，其分别是藤原光长与藤原信隆（公元1126—1179年），历史上更有几幅挂轴（悬挂而不成卷的立轴）被认为是光长的手笔。比如，东京的酒井直道中有一幅名为《伴大纳言绘卷》被后人珍藏，画中绘有火光以及成群哭泣的女人。画面中所表达的元素，让人产生巨大的视觉冲击，杂乱汹涌的群众，以及惊恐悲伤的表情，我们不得不承认画中的戏剧性，足以让人屏息。

□平治物语卷轴

□驯马图，镰仓时代初期

很明显，在当时我们看到的日本美术作品，已经不受到中国美术的任何启发，而后世传播的多幅警示名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气质。住吉庆恩（公元1166—1237年）在完成了《平治物语绘卷》后的公元1159年，这一表现平氏家族与源氏家族两家斗争的作品，让他成为了当时美术界的佼佼者。而如今这些画作大多均被收藏，其中一幅，目前正收藏于波士顿博物馆，收藏者正是日本人。画中展示的骑兵与马队肆意奔跑，相互厮杀，在皇宫焚毁的烈焰下，人群开始了混战与屠杀。细细看来，这幅火与血刻画的史诗巨作，颇有激动人心之意。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这幅充满混乱与激情的画作中，我们竟然能够从其笔触中，感受到作者的冷静与高雅。画作中，作者不光重视构图与色彩，而且，对于脱缰狂奔的野马姿态，亦有一定程度的洞察力与刻画能力。如果将这些狂奔中的野马，与后世曾一时流行的赵孟所画的小蒙古马比较，这无疑是日本与蒙古的史诗级作品之间的碰撞。

而这一派系下，有一幅名画出自于藤原信实之手，其中刻画着一名宫廷马夫，正在努力驯服一匹脱缰的野马，而野马此时正扭头撕咬着马夫的手臂。虽然，此画的收藏者一直否认这是藤原信实的作品，但由于其与《平治物语绘卷》的风格极其相似，大火与混乱的画面加上优雅冷静的笔触，可以看出这幅画的作者，很有可能正是藤原信实。

日本的美术发展中，镰仓时代的非宗教性的肖像发展势头强劲。我们对当时的两幅惊世画作进行鉴赏：在如今的京都神护寺里，收藏着一幅由土佐恒隆对菅原道真像的临摹作品，该作品大约在公元1240年完成。画像映射着作者对人物心理刻画的深度，能使观者产生极其强烈的共鸣心理，以至于画中人物表现出的冷漠高雅，其举手投足均能够与提香或委拉斯凯兹的肖像画相对比。

而同样的艺术载体中，把人物动作刻画到极致的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奥丁氏所收藏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名贵妇人从舞台帘幕后观看表演的场景，其中，妇人的表情与装饰，以及与旁观者的差异，均刻画生动，其微笑与微曲的眼角等细节，将画作的艺术品级提升了好几个档次。另外，在大灯国师（公元1282—1338年）当年临摹的绘有一名僧人的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僧人正以一名典型的主教形象示人。圆脸小口、身形微胖的他，在画卷中展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细致心理，可见作者成熟且微妙的处理手法，使原本平平无奇的临摹画作，变成了惊世巨作。

当然，在这个美术发展飞速的时代，相似的画作还有查·吉罗特赠送与卢浮宫的志清僧肖像，虽然，这幅画作已经是公元15世纪的作品，但其风格依然属于镰仓时代的土佐派别。重要的是，我们从画作中可以看出霍尔班的影子。画中人物拥有着当时特有的精神指导师的气质，其充满智慧与慈悲的神情，配搭上灰色的服饰，举手投足间，均展示着自己对于宗教的信任，让宗教的光芒治疗信众精神上的创伤。

需要额外一提的是，在上述作品中，我们曾经提到土佐派，这是一个衍生于古老民族——大和的著名画派，其创始人便是藤原光长的儿子土佐恒隆。土佐派的发展可一直追溯到足利、桃山、德川等各个时代，直到公元19世纪中叶。公元1229—1255年间，他的作品，打开了新生画作形式的序幕，成为了长列画的始祖。

[1]马基雅维利（公元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有《君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