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原时代：武士道精神与氏族对抗

当社会文明高度集中在京都的时候，宫廷所推行的儒家礼法与佛教信仰，难免被民间的好战气质所替代。礼法之于时代，就等同一朵火红的玫瑰般在平安时代的影响下悄然绽放。这种绽放难免会引来争夺与斗争，百姓与生俱来的好战基因，仿佛野草般丛生，把玫瑰淹没其中。

虽然如此，但是礼法廉耻，依然像是坚强的花蕾一般，存活在京都地区。日本其余的地方，相比之下则更显混乱，当时这些地方的民间，都恍如进入了中世纪的封建阶级制度一般。与当年的西欧相似，整个社会进入了凶杀暴乱的时期，同时也进入了充满英雄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时期。

公元11世纪间，整个日本的政权出现了极大的动荡，虽然，藤原家族在此前已经把无能的天皇变成自己的傀儡，但手握实权的宫廷长官们却发现，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威望，如今却被不断崛起的封建势力所压倒。当年奈良天皇与藤原家族辛苦建立的中国—印度式的政治架构，在大贵族家庭的破坏下，变得日渐微弱。大贵族家庭对原有政治架构的破坏，使帝国的集权逐渐削弱，天皇统治的传统君权被削弱成宗主权，使在公元8世纪开始的集权中央政体治理的民政传统，不得不让位于军事团体统治。

自从军事团体开始接管土地权及治理权以后，其一致采用世袭制的形式巩固权力，以每一名战士的采邑与帝国分裂出去的君权作为基础，把领地分发给每一位名田或大爵士，使他们成为了土地的绝对主人。不得不说的是，当时大家在表面上，虽然都承认帝国的皇帝依然是至高无上的主教，但事实上，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土中违抗着天皇的命令，同时，也相互攻击，谋取领土的扩张。

彼此的攻击，使各封地主人都开始加固城堡。当时，基本上每一个地域的城堡，都以大石块堆砌而成，不用灰泥建造，其用意在于使城堡更加坚固，并且，在战事发生时，能够在城堡之上守望远阔的平原。

在城堡的前方，一般设有壕沟以及排水系统，其能够在战争中保护城堡不受到侵袭。封建战争中的贵族武士，更是以为国家献身作为至高无上的荣誉，这种精神被后世人称之为“骑士精神”，而日本在战争时期，模仿骑士精神，衍生出“武士道”。所谓的武士道的核心，在于有着奋不顾身的精神，在面对危险的时候，能够绝对以主家为核心，藐视危险。这种武士道精神，被当时的日本武士看作是其最基本的素质。

这种武士精神广为流传。那些至死依然心念着团体荣誉，用鲜血去捍卫国家尊严的勇士，备受当时的时代赞誉。大多武士更是以切腹自杀的方式英勇就义，并以此为荣。

武士道虽然衍生于骑士精神，但在当时日本的推行下，显得更加极端化，甚至上升到宗教层面。无论是中古西欧的骑士精神，抑或是当时的日本武士道，其战士所展现出来的举止，均让人感到敬佩。

然而，除了在内核部分，武士道与骑士精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在服饰上两者也是如出一辙。传统的武士道战士在战斗的时候，经常会佩戴一个鳞甲头盔，头顶上装有犄角与装饰，同时身穿紧身铠甲，铠甲的肩臂股径处均设有护甲，此外，金属长手套也是武士道战士的必备之选。在战斗中，日本的战士一般使用巨弓、双刃剑、直刀以及弯刀等各种冷兵器。部分氏族战士，为了彰显自己的氏族地位，更是在头盔上刻有氏族的徽章。于此，在这么一段封建统治的时代下，族谱的纹章艺术有了极大的提升，而且，更是开创了一条以花卉与色块为主的静物图腾艺术的道路。

在日本的发展历史上，不同的家族一般有着独特的徽章与图腾特色。最为著名的图腾与徽章属于皇室宫廷——日本桐树花以及那十八瓣的菊花图腾。藤原家族的徽章是一朵紫藤花；平氏家族的图腾是一只展翅高飞的蝴蝶；源氏家族的图腾是五片竹叶加上三朵龙胆花；北条家族的图腾则比较特别，以三个三角形组成；足利家族的徽章则与皇室的基本相似，也属于日本梧桐一类；德川家族的徽章为三片二叶葵。每一个家族的领主的旗帜上，一般都装饰着氏族的徽章，这除了让军队气势更加雄伟之外，也能够在混乱中指引战士，避免出现残杀同族的现象。

而在当时，佛教团体也在战争中受到了牵连，僧人们为了利益与自保，也纷纷忽视经文所讲的戒律，投入到战争之中。他们顶着头盔上战场杀敌之余，也忙碌着祈祷，最终，曾经温和的僧人也开始离经叛道。其中，位于比睿山的天台宗延历寺的僧人与奈良兴福寺的僧人，更是拥有着自己强大的军队。如此形势，让京都陷入无比恐怖的局势之中。

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佛教的世界里，开始出现了一些穿着袈裟，同时手持宝剑的僧人形象，他们的出现，使日本武士道的发展更加光辉闪烁。而在当时，事实上全日本无论贵族抑或平民，乃至于不问世事的方丈，都以武士道精神为骄傲。

从公元11世纪起到12世纪的整个日本中世纪，都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中。其残酷程度丝毫不输给西欧历年来的战争。而这一切的起源，均来自于平氏家族与源氏家族之间的争斗。平氏家族与源氏家族早在公元9世纪的时候，便已经是皇室中世袭制下的产物，他们有着相同的特征——奋勇好战。而当时长支的天皇，都只顾着吟诗作对虚度时日，这使得旁支的堂兄弟，对皇室的继承权虎视眈眈。平氏、源氏两大家族的武士们为此经常佩剑出行，以对藤原氏地方管理层人员的官僚作风表示抗议，并时刻准备着与敌对氏族进行交锋。

早在公元9世纪初期，平将门便已经在关东爆发叛乱。在战争中，失败者统统都以处死的方式处理。而平氏、源氏两个家族中的好战分子都纷纷模仿，选择关东作为战场。这是因为关东相对繁荣，在当地有着坚固且强大的武士家族团体，战争更能激发起他们征服京都地区内其他帝国省份的热情。所以，平氏家族与源氏家族，都试图去征服其他省份。在这段时光里，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传奇面纱的人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源赖光（公元944—1021年），他多次出征扫荡了当时京都边远地区的强盗，在氏族中业绩惊人，无独有偶的是他的侄孙源义家（公元1039—1106年），在将近一百年后，复制了源赖光的英勇事迹，也成为了当年以此成名，誉满四方的游侠。

而平氏家族与源氏家族之间的斗争，在平清盛时期（公元1118—1181年）进入决定性的高潮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两次大型战争，其中一次，是公元1156年爆发的保元之战，而另一次，则是公元1159年爆发的平治之战。在平治之战后半段，平清盛的死敌源义朝战败被杀害，因此，平清盛统治了京都，成为了当时的主宰与立法者。

然而，作为军人领袖的他，在治理的期间，依然展现着他那冷酷无情的军人作风，在平清盛统治的20多年期间（公元1159—1181年），整个国家都处于暴政之中，难免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的苏拉。而正是由于这种暴政，平清盛在位期间所有的起义与骚乱，都被用血腥残暴的方式给镇压了下去。不仅如此，就连那些对他的统治存有异议的寺庙，都难以逃过平清盛的惩罚，在这个时代中，那些存有反抗之心的寺庙，统统被平清盛下令焚毁。

而这名作为军人出身的独裁者，在随后的统治中，也没有对军人表示应有的尊重，在这样的统治下，他那曾经的辉煌与战绩，都在他的凶残铁血下黯然失色，尤其是他各种逼宫与下毒的行为，更是被后世所唾骂。当然，关于平清盛最为人熟知的事，莫过于他为了让外孙登上皇位，而强娶了自己的女儿。在这样残暴的独裁者统治下，虽然一时间大家都敢怒不敢言，但命运的轮回，最终让平清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地步。

而这件事情的起源，则在于平清盛在夺权争位中的一次轻率处事。他当上皇帝后，赦免了源义朝的儿子源赖朝和源义经，以及堂兄弟源义贤。而这几位幸免者，自然把握这次机会，从被囚禁的地方逃离。平清盛虽得到消息，却不幸在公元1181年染病身亡。平清盛死后两年，源氏三兄弟集合关东的军队占领京都，平氏家族失去了统治地位，逃亡西南。

在这次权力易主的过程中，爆发了两次大型战争，其中一次是公元1184年在摄津的一之谷爆发的战争，而另一次则是公元1185年在长门的坛之浦发生的冲突。在两次战争中，源氏家族将平氏家族的族人悉数杀死。平氏家族逃亡远方的族人也再没有回到京都。这一战中，源赖朝为了报复平氏家族，将平清盛所立下的法律，都用于针对独裁者的血亲本身，从而有计划地对这一地区的民众进行消灭。

最终，藤原时代在源氏家族的胜利，以及平氏家族的灭亡中走向末端，北方对于南方的胜利，成为了时代最后的结局。关东的武士将九州的战士击败，并且，将权力保持了7个世纪之久。于此不得不说的是，源氏家族中的源赖朝天生有着极高的领导才能，带领族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源赖朝的才华远远不止如此，他在处理行政以及人际关系中，也有一身好的谋略：在战火蔓延期间，他曾经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弟弟源义经，但当战争胜券在握的时候，源赖朝却又过河拆桥，要除掉源义经，并使其在公元1189年自杀身亡。于是乎，源赖朝便成为了日本唯一的统治者。

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身心受创的日本民众，开始再次向佛教寻求安慰，而此时的天台宗与真言宗的教义，已经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而且两大宗教一直均以秘传的方式传播。虽然，这两大宗教已经以一种全新的形式继续发展着，但寻常百姓根本无法接触到这两大教义。出于社会实际的需要，一种新的宗教就此诞生，它叫阿弥陀佛教。

阿弥陀在日本称之为“无量光”，是大乘佛教中一位佛的尊称，据佛书记载，这名佛在公元初期方才出现在印度、伊朗以及中亚边境地区等地域，其出现使大月氏（贵霜帝国）开始稳步发展。根据日本专家估测，阿弥陀佛教可能源自于伊朗，因此，可以认为阿弥陀，是波斯多神殿中的某些神灵的佛教化身。

而事实上，阿弥陀的由来，与安息国的一名王子有关。中国称这名王子为安世高，他在公元148—170年间把阿弥陀引入了中国。一开始，安世高将统领天堂西方“极乐世界”的佛信条传到了亚洲东部，并以该名菩萨慈悲为怀的理念，将亚洲东部打造成一个充满真善美的地方，所有纯洁的灵魂都可以在阿弥陀的光芒下重生。

虽然，阿弥陀在公元初期便已经流入中国，然而，它真正的发展却在遥远的几个世纪之后。在唐朝时代，当时人们尊崇的是弥勒佛教的“弥赛亚”，而这位居住于弥勒的天国的佛祖名字，是公元7世纪唐玄奘千里求得。随后，公元9—10世纪期间，敦煌的石画中出现了另一位菩萨，根据石画的构图可以看出，当时这名被印度称之为观自在菩萨的菩萨在民间有着主导的地位，而中国则称这位菩萨为“观音”。在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日本也对此佛教文化产生了爱戴，把观音菩萨称为Kannon，并在平安时代创造了各种佛教工艺品，流传万世。

而从古籍中可以看出，阿弥陀在公元7世纪末期，才开始在中国得到重视，并且，在唐代的后半段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主导人物。直至宋朝期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学说，才开始大幅度普及。

追求永生，是每一个百姓的愿望。正如伯希和所说，佛教文化的这种普及，有着合乎逻辑的解释。在阿弥陀之前的那些追求激情与动力的学说，难以满足群众，于是乎代表着“极乐”的阿弥陀出现了，百姓通过想象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天堂，并将天堂统治者的称谓交托给弥勒，也就是佛教中的救世主弥赛亚。

但弥赛亚的能力与其在天堂的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的碰撞。人们构建出了阿弥陀，并让它以主宰极乐世界为天职，久而久之，阿弥陀所代表的极乐世界，成为了一个新的教派，由于中日两地虔诚的教徒对其学说无比热诚，因而阿弥陀佛的学说，也在短时间内得以广为流传。

日本经历了藤原时代的残酷内战，民不聊生，所有人都把自己脆弱的心灵与强烈的希望，寄托于这位救世主。在教义中构建的阿弥陀别无所求，只要教徒有一份信任与善良，便可从中获得恩宠。

不可否认的是，阿弥陀佛派是抚慰人心的一个派别，虽然，它的来源与天台宗以及真言宗一样，有着神秘的地方，但是，这种佛教文化对于百姓而言，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恐惧，也并非由各种偏激语言所组成，而是带有强烈的安抚元素，能够使虔诚的信徒在战争年代获得心灵的平静，这也是日本传统自古以来所带有的温和特色。

在阿弥陀教义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每一个信徒都会成为阿弥陀法身的一部分，因此，阿弥陀会像是爱惜自己一般爱惜教徒。而这种说法源自于教义中形而上学的部分。在实际上，阿弥陀就是一种安抚众生的教派。在信徒眼中，阿弥陀佛并不是一个空虚的神灵，也没有绝对的肉体，却是一个实实在在拥有个性的救世主，是与人类现实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上帝。在其教义中，充满着祥和慈悲的安抚之感。信徒们认为，只要在遇到困境的时候念诵佛的名字，便可感受到欢乐与救赎。

阿弥陀佛派能够给予教徒一种独特的心理暗示，让教徒在简单的动作中痛改前非，感受救赎，引导众教徒诚心向善。而阿弥陀佛教之所以能够在日本盛行，其教义中那纯洁的天堂有着极大的作用。在当时日本的美术界中，大家仿佛都对于未知的来世十分向往，纷纷以自身的想象，去填充那一片精神上的空白。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波澜壮阔的来世幻想，便是因为在阿弥陀佛教的教义中，阿弥陀佛眼下的洁白无瑕的灵魂，能够在神奇的莲花中重生。

在日本，关于阿弥陀佛的第一位有名的学者名叫僧良忍，后人称之为圣应大师（公元1073—1132年），他本是天台宗的入室弟子，年轻时居住于比睿山，后来离开比睿山前往山城的太原，并建立来迎院。随后，他更是前往摄津建造了一座大念佛寺，用于供奉阿弥陀佛，因而成为了日本阿弥陀佛教的创始人；但真正让阿弥陀佛教兴起的却另有其人。

法然上人（公元1133—1212年），又名源空，他的经历与僧良忍基本相同。年轻时，他在比睿山延历寺出家，是天台宗弟子，偶然发现了一部阿弥陀佛教的经书，并从此沉浸其中。此后，法然上人脱离了天台宗，到了黑谷的隐士庐居住。经过了长年的思考与参悟，公元1174年，法然上人迁往吉水隐居，并创办了净土宗。姊崎正治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对这段时期如此描述道：“乐泉成为了和平的真正源泉，并且激励了许多受创的心灵——那些充满哲理的名门正派，以及宗教的神秘礼仪，已经难以满足僧侣们的心理所需。繁荣的京都突然衰落而产生的落差感，导致那些因人生百态而产生的价值观不同相互碰撞，无论是追求快乐的达官贵族，抑或是厌倦了厮杀而渴望和平的武士们，都追求着成为教会的一分子，而求之不得者以及那些渴望着解脱的穷苦人，他们在各自的心灵创伤中寻找着生活中的净土，所以，在法然上人的门下有着高贵的官员，也有着卑贱的草民。”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而法然上人的教义能够得以广泛流传，是因为他的入教方式简单，只要信奉阿弥陀佛教，并对其尊敬，便可以使人在生活的创伤中得救。其中，在古籍中对此有那么一段记载：法然上人曾经如此说过，“尽管是重如大石的罪恶，只要放置在船上，便可远渡重洋，同理，在阿弥陀佛的船舶上，我们能借着船舶走向无边乐境，不至于在苦海中沉没。”在教义中，阿弥陀对于教徒的感情亲如父子。在法然的笔下，曾经有过这么一首诗，书写着阿弥陀的慈悲：

从来没有那么精致的土地，
隐于世间的村庄，
伫立于银色的月光之外，
但是，总会有谁，
愿意打开窗户，遥望苍穹，
让天国的真理成为同行的伙伴，
春天的迷雾把旭日的阳光遮掩，
那几缕昏黄无法通过，
世人无法窥见纯洁，
但却能够在面纱的背后感受太阳的温暖，
与洁白的光芒。

这种赤裸裸的推崇，使慈悲的教义重新回归到日本的佛教文化之中。它在热烈彰显阿弥陀佛教的慈悲之外，同时，也对之前冷漠的玄学表示抨击，并将佛教温和慈悲的真实精神，重新带回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切正如法然所说：“既然选择了呼唤发号，那么我们必定是怀着怜悯之心祈祷，无论我们去到何处，对于身边的亲眷，总有着一份无法磨灭的念想之情。”

不得不说，阿弥陀佛教的确属于唯心主义，这种舍弃所有欲望去追求虔诚的宗教，使得天台宗以及真言宗等所谓的正派变得毫无用处。在法然上人临终前，曾经对教徒如此教诲：“我们的崇敬仪式，并不包括在依照古圣先贤所教导的沉思冥想中，我们所祷告的成果，也不是俗世的智慧与学识能够赋予。我们每日对佛祖祈祷，天天呼唤佛祖的名字，是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有朝一日去往极乐世界的时候，能够得到佛祖的接引。所以，我们除了诚心念诵他的佛号之外，别无任何神秘之处，通往极乐便是我们最终且唯一的目的。在座的我们，无论是否能够参透释迦教义的精髓，但自从我们信奉了阿弥陀佛能够救赎我们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便应该有了自己跟万物众生平等的理念，哪怕是愚昧无知者与我们共同呼唤佛祖的名号，也能够通往极乐之地，因此，我们的信仰与智者并无关联。”

值得一说的是，在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威信的天台宗教派，在公元1207年将法然驱逐到赞岐，而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法然，始终坚信着阿弥陀佛教依然有着自己的价值。他含笑接受流放与死亡的来临，并且告诉教徒，阿弥陀佛教义的传布，是任何时代都无法阻止的。

我们从他临终前的诗句中，可以窥见他对于阿弥陀佛教的虔诚与追崇：

如露水般脆弱的身体，
随时在时间的尽头消磨殆尽。
但一切都不必悲伤，
我们的灵魂终究在日后相遇，
齐集于西方的莲花池中。

法然上人最后的遗言，是对于极乐世界中的光明表示追崇。他临终前终于看到了光芒，也预示着阿弥陀佛指引着他走向了极乐的道路：

四面八方，都传来了他的光芒，
失望的人，总是在他的恩宠下重生。

在法然的一生中，我们需要对其关于传播阿弥陀佛派的理念进行说明。

第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当时的有识之士，有着极其惊人的领悟力与发现力。从我们已知的历史中可以得知，佛教从中国的六朝末期以及唐朝时代，以大乘佛法的名号传入日本。虽然，它传入日本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种充满神秘的神学教义，但其原始的朴素教义，依然是学说的核心思想。日本人在当时的封建战争中，接触到阿弥陀佛教时，便重新发现了佛教原有的朴素思想，从充满神秘的表面中，寻找到了佛教学说中本质的美好。

人们在学院式宗教所储存了16个世纪的经卷中，找到了真正的宝藏，释放出真正能够安慰人们心灵的教义。在教派组织下，阿弥陀佛教的教义发挥了其真正的作用，把大慈大悲的理念，融入了当代日本的价值观中。

而第二点说明是，在原有的阿弥陀佛派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僧侣又在其之上，添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元素——人文主义。在此之前，印度的佛教在亚热带潮湿的空气中诞生，当地人们需要在这片险峻的土地上终身劳作，所以，当时他们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逃避心理。渴望轮回是一种极其负面的教义，否定今生是这种教义的信条之一。而当这一教派，流传到中国或是日本等追求中庸、倾向于追求个人美好生活与国家美好发展的几个国家以后，这种负面的教义，是不可能被广泛流传的。然而，在日本佛教徒的作用下，阿弥陀佛派出现了质的改变，日本僧人在当时恍如印度教徒一般，依然遵奉佛家戒律，但实际上，轮回思想已经被阿弥陀佛的天国所取代，在那里，所有尊崇教义的灵魂，都能够得以长生。

当时的日本佛教文化，已经被中国与印度所带来的新生文化所覆盖。一方面，佛教文化回到纯粹的以慈悲为理念的原始涵义；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日本人极其需要心灵的抚慰，因此，他们纷纷投身阿弥陀佛教以恢复生活的能力。而两者一旦融合起来，便使得阿弥陀佛教成为了一种值得信赖以及慈悲的佛教，人们将对阿弥陀佛教的赞美融入诗歌，传遍千里。

而在阿弥陀佛教盛行的年代里，日本的“地藏菩萨”信仰以同样的教义发展了起来。地藏菩萨，在世界各地均有其记载。在欧美地区，地藏菩萨被称为Kshitigarbha。其实，早在敦煌的石画中，便已经出现了地藏菩萨的影踪，那是一位和蔼的菩萨，负责着对灵魂的审判。而在日本，这名地藏菩萨则成为了老弱妇孺的保护人，其形象恍如和尚，光头，身穿袈裟，一手持着宝石，另一手握着禅杖，禅杖顶端挂有好几个金属环，与阿弥陀佛派的学说相辅相成。

阿弥陀佛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人们生活价值观的改变，同时，其在艺术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公元1053年的京都，阿弥陀佛派正值传播高峰期，因此，当时人们修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庙宇。而南宇治市的那一批寺庙，如平等院，则为后人展示了一定的艺术造诣。在平等院的圣殿中，柱顶的天使围绕于四周，这就是阿弥陀佛派早期进入日本时带来的观念——与圣方济派一样，在艺术上喜欢以成群结队的天使作为展示元素；而在公元1121年，阿弥陀佛的信条也逐渐被世人所追崇，金色堂便是在这段时间建立。寺院中供奉着三尊阿弥陀佛与六尊地藏王菩萨；而在公元12世纪末期的山城法界寺中，其用于供奉阿弥陀佛的大殿以及其中的壁画，都显示出了当时关于阿弥陀佛教的一些艺术文化。

正如叶理绥教授所说的一般，这座殿堂由仅有的数根大柱子支撑，而柱子之间则未有栏栅挡着民众，从此可以看出阿弥陀佛派的教徒参拜秩序良好，其学说所带来的改革，与传统的天台宗以及真言宗有着一定的区别。

另外，在日本当代的传说中，有一名高人正是出身于阿弥陀佛派，并且以高僧的身份，创作了无数关于佛教文化的雕塑与绘画。他名叫先驱惠心（公元942—1017年），据民间传说来看，目前依然有他的大量作品在民间流传；而同一时代的另一名雕塑家定朝亦然，则擅长于雕塑阿弥陀佛，平生作品无数，直至他1057年去世。在平等院的一座殿堂中，便有着那么一尊高约6英尺的金装木雕，至今依然完好保存在院中。由于其宁静慈祥的形象，与平安时代的天台宗雕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艺术圈中，平安时代的雕塑与阿弥陀佛的雕塑，算是两个极端上的作品。

而同样有着柔和风格的作品，常见于公元12世纪初期。比如说，在12世纪25年诞生的那一尊木雕大日如来坐像，便展示着让人如沐春风的朴素之气。这尊大日如来坐像高约2英尺6英寸，如今，正摆放于中尊寺里被后人供奉。不难看出，这尊雕像之美完全不输后世作品，佛像栩栩如生的胴体以及具有文雅美感的披肩，展现了雕塑师的精致手艺。在如此精美的木雕上，我们竟然能够感受到佛祖的肃穆之风，而大日如来也正是当年真言宗最早期所供奉的神灵之一。

在佛书中，这位看似凶暴的神灵易于愤怒。但在公元12世纪的日本佛学文化中，他却被打造成如此优美的偏女性的形象，这一切与阿弥陀佛派所带来的温和慈悲的学说并不是毫无关系。而吉祥天女（印度佛教中掌管幸福与容颜的女神sri和laksh-mi的合称）在日本的形象，也属于充满女性美的一类。比如，在法隆寺里被后人供奉的吉祥天女彩绘木雕（高3尺6寸），以及12世纪京都净琉璃寺的一尊高3英尺3英寸的木雕，亦以精致而闻名，充满成熟女性的知性美，其聪慧灵秀的五官、和善的姿态与豪华的宫廷服饰，使雕像恍如库美尔指出的藤原时代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是当时宫廷里靓丽的存在。而将这两尊雕像与书中的印度吉祥天女像做出对比后，我们发现其实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将这两位神灵打造成一位东方的阿芙洛狄忒，即传说中在希腊海中出生的女神。

然而，这两尊雕像，一方面展现了充满人性的裸体，那充满诱惑的身躯，恍如热带土壤上甘甜的果子，年轻而柔软，加上那丰满圆润的曲线，让每一个朝拜者都难免心神荡漾；在另一方面，这两尊吉祥天女像被打造成了高级贵妇人的形象，其豪华的宫廷服饰与饰品，给人一种秀丽端庄的感觉，仿佛平安时代的清少纳言和紫式部一般唯美且高贵。

而这两尊雕像恰好也说明了，当时日本与印度两个不同的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有所不同，而对于这种女性美的审美价值观和对艺术的理解，将这两国的道德氛围与气质存在的区别，展现得淋漓尽致。

公元11—12世纪期间，日本的佛教文化深受阿弥陀佛教的影响，价值观逐渐变得温和文雅，而在这期间，这种慈悲的理念，也受到了其他传统佛教文化的影响。在叶理绥的研究中指出，当时阿弥陀佛教受到了与天台宗以及真言宗这两者的教义文化完全背道而驰的形势影响，当时天台宗与真言宗的教义所衍生的佛教形象，往往是夸张地展现了粗犷雄浑的风格，而这类型风格的雕像，也许因为封建战争的冲击而迅速消散。而阿弥陀佛派的艺术形象更加平易近人。在其教义中，所有的神灵都是下降人间安抚众生的。因此，他们塑造出来的菩萨形象，均有着慈祥的表情与平易近人的姿态，以至于传统宗教所散发的无礼而忿怒的气息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温和慈祥的作品实在是缺乏了些许生气，那千篇一律的慈祥温和，在阿弥陀佛派入驻日本不久后，便变得平淡无奇。而这种独特且慈祥的艺术形态，恰是阿弥陀佛派给世人带来的一种心灵抚慰，那温柔的气质，使教徒能够在战争带来的恐慌中，接触到神奇的幻境。其幻境之美，甚至能够与安吉利克的天堂媲美。其中，当时著名画家描绘高野山的作品中，即可看到如此景象：由25位菩萨环绕着的阿弥陀佛，画面渗透着一种慈悲大爱的灵气。该作品被后人称之为佛教画中的经典。

当时受到阿弥陀佛派影响的作品有许多，比如在11世纪的造像中，有那么一尊弥勒佛的坐像，由黏土制成，外表以油漆涂制，目前收藏于京都的兴隆寺；公元12世纪后半叶造像中，有一座金装木雕阿弥陀像，目前收藏于卢浮宫；在一乘寺中，收藏有一座天台宗僧侣肖像，其是为数不多与阿弥陀教形象相匹配的肖像；上文提及的地藏像，也深受阿弥陀佛派的影响。

另外，从京都金戒光明寺的阿弥陀佛像中，也能看出阿弥陀佛派的教义精髓，该像上半身显露在比睿山后，而左右则摆放着观音与大势至菩萨，根据佛像的摆设，可以推断出这是相对晚期的作品。

引用库美尔氏的话，这座雕像，实在是一次金碧辉煌、壮丽脱俗的神灵下凡，是阿弥陀佛在圣山后升起的景象，来寻觅虔诚的灵魂接引至极乐世界……

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当时画家鸟羽僧正（公元1053—1140年）的作品中，这种慈悲的艺术，被当作是一种娱乐消遣的素材，在这位画家的绘画中，他以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轻松的风格，描绘出各种小动物模仿人类的动作以及姿势，尤其是各种模仿者模仿僧侣念经拜佛的场面，更显诙谐。而这名幽默的“浮世绘”和讽刺漫画的创始者的艺术风格，一直被后人所模仿。正是他的这种充满朝气的艺术气息，以及心理描绘上的诙谐有趣，使他笔下所刻画的动物在模仿之余，展示出真正的生活价值观，这种巧妙的描绘方式让人想起了拉封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