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日本：文明交流与权威增强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而日本则不同，这是一个文化历史短暂的国家，因此，这个民族对佛教的传入更易于接受。中国南朝的梁代时，佛教传入日本。传说，佛教是在钦明天皇统治期间，大约公元540—571年间初步传入日本。40年后，佛教才得到全面承认。在苏我氏看来，随佛教一起传入的中国文明，有利于其家族声望的提升，而圣德太子则敏锐地意识到，借助中国文明，可以使日本的天皇向中国的天子看齐，有助于皇室权威的增强。佛教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征服了日本。

刚读完中国历史的人，会对日本产生强烈的兴趣。我们在上一卷中已经看到，佛教是怎样扎根于强大而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土地上。猝不及防的北方民族，如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在短暂的惊愕之后，又迅速回归到中国文明的传统之中。佛教的要素在唐代中期就已被中国文明同化，充满智慧的中国人将其衍化，使其更贴合中国的国情，能在中国继续合理地传播。当佛教与中国这样一个文学和艺术都拥有古老传承的民族相遇后，它的作用，仅是给这古老而丰富的文化增添了一段插曲。

而日本则不同，这是一个文化历史短暂的国家，因此，这个民族对佛教的传入更易于接受。倘若想要由此断定这是一个被动消极的民族，那就错了，恰恰相反，自发的反应性和坚定的个性，是日本人最为突出的气质特色，这应该与日本海岛的特殊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尽管，佛教也曾在中国的某些朝代盛极一时，而中国的文明，更是经由佛教才传入日本，但因为早期的文化荒芜，再加上日本人强烈而显眼的人事的特点，使佛教在日本比在古代中国拥有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所说的“日本经验”显然很有意思。在本书第二卷中，印度—雅利安人的心灵结晶，孕育出了佛教的思想以及灵感。我们在第三卷中又看到了佛教是如何扩张的，它经过中亚，与希腊、伊朗及印度笈多王朝等地的艺术亲密接触。最有意思的是，它通过不断累积丰富完善后，没有选择去深入影响一个拥有传统稳定文明的国度，而是决定渗入一个不曾被触动过的民族，并且将构建其全部文明。大乘佛教僧团把希腊的造型艺术，伊朗的高雅，笈多王朝的柔润以及大乘佛教（“摩诃衍那”）的精神特色，传播到了日本，这个世界上最好学的民族之一，则迅速接受了这些启蒙。

公元6世纪，佛教在中国北魏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地位空前高涨。中国南朝的梁代时，佛教传入日本。传说，佛教是在钦明天皇统治期间，大约公元540—571年间初步传入日本。公元552年，西南朝鲜的百济王河成赠送钦明天皇的礼物，就是佛经以及佛像。但是中臣、物部以及苏我氏等与皇室有关的各大家族产生了分歧。他们对是否接受这一新宗教没有达成一致。苏我家认为应该接受，而中臣以及物部家持反对意见。40年后，佛教才得到全面承认。此后，大臣苏我马子（卒于公元626年）凭借武力确立了佛教的地位。公元587年，苏我马子在信贵山战胜物部家军队之后，为了确保本族的利益，他建立了一种独裁统治，而这种独裁统治，与其所推行的新观念的利益密切相关。苏我马子与当时在位的崇峻天皇不和，为了确保自身地位，他在谋杀了崇峻天皇之后，于公元592年拥立崇峻天皇的外甥女继位，即推古天皇。推古天皇在位期间，与侄子圣德太子（公元574—622年）一起统治国家。然而，实际上摄政的是圣德太子，在公元592—622年间，他才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他于公元604年颁布法令，尊佛教为国教。他在奈良敕建了一些非常恢宏肃穆的寺庙，比如建于公元607年的法隆寺；他非常喜欢《妙法莲华经》，并让人学习经文教义。在苏我氏看来，随佛教一起传入的中国文明，有利于其家族声望的提升，而圣德太子则敏锐地意识到，借助中国文明，可以使日本的天皇向中国的天子看齐，有助于皇室权威的增强。事实上，中国的朝仪和中央集权君主制引入后，原本没有权威，并且受各氏族牵制的古代大和民族的皇子们，参照汉朝、隋朝的君王，开始转变为绝对君主。公元607年，圣德太子派遣使臣前往中国的朝廷学习，为大和民族政治以及宗教的改革，埋下了一颗火种。

皇室渐渐掌握了中国化以及佛教运动的主导权，不再需要同苏我氏合作。而且苏我氏是为了维护本族利益，才支持皇室的这一行动。野心勃勃的苏我入鹿，曾刺杀皇室太子。公元645年，苏我入鹿死于皇子中大兄所安排的暗杀，从此，苏我家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苏我家的没落，开启了日本受到中国影响的新篇章。孝德天皇统治期间（公元645—654年），按照唐朝的模式对朝廷以及地方行政进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中大兄皇子，也就是天智天皇（公元668—671年在位）为继续推动这一改革，在公元670年颁布了近江律令；而最后随着天武天皇（公元672—686年在位）开始制定姓氏、服饰、朝仪乃至地方行政区域等政令，宣告这一改革顺利完成。古代日本，这个由皇子族长式权威所构成的氏族联邦开始转变，开始向中国唐代的中央集权国家过渡。日本的国都此时还没有固定下来，每一位天皇选择一处新的都城，是大和的传统，大和的城市，一直为此竞争。后来日本天皇决定像唐朝一样，把都城固定下来。朝廷于公元710年把奈良定为首都，一直定居于此。直到公元794年，日本的国都不曾改变。

这种参照中国而建立的朝廷和地方行政模式，逐渐暴露出不利于皇室的弊端。他们深处消息闭塞的皇宫之中，不得不把刚集中起来的权力转移给随从，于是，就像唐朝的君王一样，天皇很快也沦为宫廷生活以及官僚机构的傀儡。而宫廷总管的位置，由出自权臣家族的藤原氏所占据。藤原氏的始祖为中臣镰足（卒于公元669年），他曾协助皇子给予苏我家沉重的打击，居功至伟。事实上，藤原与苏我氏的野心相同，只是表现得比较温和，因而获得了成功。在公元882年以后，他们创建了一个真正的大臣朝代，史称为“关白”，与皇朝并存，且借助联姻与皇室紧密相连，天皇的皇后必须出自藤原氏，这已成为传统。公元8世纪中期，作为一个独裁者的藤原内麻吕，甚至可以决定由谁来担任天皇。但是，日本仍保留着中央集权以及政治专治，这是因为藤原氏并不是军事家族，他们更专注于行政管理。

佛教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征服了日本。圣武天皇（公元724—749年）时期，著名的高丽僧人行基（公元668—749年）定居日本之时，因神道教对佛教的否定，他传扬了两部神道，按其教义，日本本土诸神不过是佛陀的一种表现，其目的是战胜神道教。僧正良弁（公元689—773年）也宣扬了同样的教义，他不但是一位高僧大德，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公元746年，良弁遵照圣武天皇的命令，于奈良东大寺建造了一座超过50英尺高的佛祖造像。此外，还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他在公元754年东渡日本。这些高僧为大陆艺术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佛教传入日本：文明交流与权威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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