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文化与波罗朝艺术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西藏艺术与摩揭陀的后期——波罗朝艺术之间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尼泊尔则是连接其中的一个紧要环节。松赞干布想要学习佛教的辉煌文化，从而建立属于本地的文明，为此他分别迎娶了尼泊尔和大唐的公主。中国西藏的艺术，大部分源自印度、波罗王朝以及尼泊尔，小部分脱胎自中原文化。

当中印文化随着佛教一起传入偏安亚洲一隅的日本之时，这个素有“第二希腊”美誉的国家，反应敏捷地应对了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缔造了堪称奇迹的日本文明。日本文明正是因为这种应对影响的反应，才让人充满兴趣。他们接受并吸收希腊、印度以及中国的艺术精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符合自身发展的利益，也为有识之士实现理想奠定了基础，12个世纪以来，日本文明一直自由地发展，直到被外界打断。

然而，中国西藏的情况却与日本相反。尽管二者所展示的佛教艺术是一致的，不同于大和民族的革陈出新，西藏民族一直是迷信且墨守成规的。

大约是在17世纪，印度和中国内地各派别的佛教教义传入中国西藏，并几乎同时传入了日本，但传播途径却截然不同。接下来，我们将要对此进行解释。

几个世纪以来，虔诚的西藏艺术家，一直小心地保护着这些教义，直到公元19世纪，西藏寺庙才对研究人员进行开放。我们惊喜地发现，尼泊尔艺术、孟加拉的波罗王朝艺术、印度恒河流域的中古佛教艺术，还有源自中国其他地区佛教学派的样品，均被妥善地珍藏于其寺院之中。这使我们对佛教艺术的研究，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注解。

在此之前，我们探寻西藏佛教艺术的发展，认为其更多受到古希腊模式，确切地说是笈多王朝流派的影响。然而，在波罗王朝（公元750—1060年）和舍那王朝（公元1060—1202年）统治下传承的孟加拉笈多王朝艺术，却并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如今，这一空白已能被填补。波罗以及舍那王朝的孟加拉绘画与雕刻，不但孕育了尼泊尔艺术，而且，对中国西藏圣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发现无疑令人满意，并且，这些绘画与雕刻，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西藏的寺院中。如同我们可以通过保存在奈良正仓院宝藏室的中国魏、隋、唐等各朝代的杰出艺术作品，得到这些流派的样本，那些源自恒河流域的古老艺术派别，在辉煌之后湮没于时光长河之中，却因这一发现而得以被我们追溯并重现。

印度艺术是这样进行其发展轮回的：我们之前在本书第二卷中讲述了犍陀罗派，以及真正的印度派，即佛教的两大艺术派别是怎样形成的。前者在技艺上为希腊式，仅在宗教上是印度的；而后者是名副其实的印度派，起源于孔雀王朝以及巽伽王朝，在恒河流域繁荣发展，最终成为笈多形式。亚洲近一半国家都受到了这两派的影响：最初为希腊—佛教式艺术，接着佛教传播者穿越了中国的新疆，将笈多式艺术引入到了魏、唐时期的中国内地，然后传入奈良或者是平安时代的日本。此外，笈多式是严苛的印度派代表，促使德干高原到爪哇乃至柬埔寨的南方各派，尤以玛尤尔班吉派为最，形成了孟加拉的笈多式以及波罗式艺术，对奥里萨以及达罗毗荼地方各流派，起到了桥梁作用。沿着恒河东部盆地向北，佛教传播者们蜿蜒的足迹穿过尼泊尔台地，一路来到青藏高原，这正是我们所追寻的印度艺术于世界传播的第三条路径。目前，普遍认为犍陀罗和鹿野苑孕育了和阗、库车、敦煌、云冈、龙门，还有奈良的艺术。西藏艺术与摩揭陀的后期——波罗朝艺术之间的关系同样非常重要，尼泊尔则是连接其中的一个紧要环节。

佛教在西藏拥有崇高的地位，虽然西藏对这一宗教的接受时间相对比较晚。在公元1世纪，远东就出现了有关佛教寺院的记录。从公元5世纪开始，几乎整个喀什噶尔，以及中国的北魏都在信奉佛教。到了公元7世纪中期，在国王松赞干布的统治下（在位时间约为公元630—650年），西藏皈依佛教。松赞干布遣使臣去恒河的圣地——摩揭陀（如今的比哈尔），学习这一赫赫有名的印度宗教。松赞干布想要学习佛教的辉煌文化，从而建立属于本地的文明，为此他分别迎娶了尼泊尔和大唐的公主。这种双重联姻，给当地宗教带来了恒河流域的艺术式样，以及唐代佛教艺术的深远影响。中国西藏的艺术，大部分源自印度、波罗王朝以及尼泊尔，小部分脱胎自中原文化。

莲华生上师[1]，来自摩揭陀的那烂陀。这位颇具盛名的印度僧人，公元8世纪时，在西藏传播密教。作为佛教的一种形式，密教却让人觉得粗俗又神秘，因为其宣扬肉欲与恐怖，充斥着邪术。密宗信徒所信奉的超自然威力是佛陀、菩萨“禅定”和女性性力，他们认为秘传经咒“怛特罗”和魔法图像曼荼罗拥有神奇的力量。倘若我们撕下那层朦胧的面纱，便会发现，入侵并影响西藏佛教的，在本质上其实是湿婆派印度教。日本平安时代的天台宗和真言宗佛教也受到了影响；讲究平衡和人性的日本，竟然也产生了类似高野山不动明王的恐怖形象，这是一种类似湿婆教的艺术。

□白救度母，西藏造像

西藏这片土地，拥有一个生而信仰的民族，密宗的教义因此在这里得以恣意传播，不曾受到任何限制。后期由喇嘛统治这里时，对此进行了各种改革，然而，西藏的艺术和宗教，一直未曾彻底从密宗的影响中挣脱出来。

更有甚者，早期供奉于西藏多神殿的，并不仅是印度古典时代的一般菩萨：例如无量寿佛、阿弥陀佛无量光佛、观自在菩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执金刚菩萨以及金刚力士，除此之外，还有救度母，这位佛教的女神分为白救度母和绿救度母两种不同的形式。白救度母的额头正中还有一只眼，以东方姿势打坐；绿救度母则端坐于宝座之上，左脚垂下。受孟加拉和尼泊尔的遗留文化所影响，还有诸多诡异且令人心生畏惧的神居住在西藏的天空上。比如，三头女神摩利支，其中间的面孔平静宁和，右面的则作愤怒相，第三头则为猪首；还有吉祥天女，或称“Lha—mo”，其骑乘的骡子的笼头为毒蛇，座鞍则为一名被剥皮的青年；还有头发中有马头的马头明王；大威德金刚，有9头16条腿和32只手，公牛的头位于9头正中，手持各种不同的武器，还有一头大象的皮和被木桩贯穿的人，这其实是文殊菩萨的愤怒相；还有被视为佛教意外保护者的湿婆，即大黑天；本身为牛头，持婴儿骨架，骑于公牛之上的焰摩天，也就是死神；还有密宗的神，空行母，其颈部佩戴骷髅项圈，是裸体作舞蹈状的女像。就连素来慈悲的观音菩萨，在此所展现的形象，也让人心生不安，这里的观音菩萨有11头，均为角锥体式，其中9个头神态端庄肃穆，第10个则为额生一目的湿婆相，作威胁状，位于最上方的则是阿弥陀佛，乃是观音的精神之父。除此之外，还有诸多“伊达姆”，也就是所谓的“护法神”，他们相貌可怖，例如有8头、16只手、4条腿的呼金刚，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为典型的此类密宗神像，呼金刚紧抱女神莎可蒂结合而坐，在西藏的神学中，多数时候对这种结合运用了诡谲隐秘的手法。

□绿救度母，西藏造像

恐怖与情欲的双重结合，象征着未知与神圣，是西藏密教艺术最偏好的主题。尽管这类主题被西藏的巫师术士们反复使用，却从不曾对此有所创新。他们的题材大多数源自公元8—12世纪孟加拉的波罗王朝、舍那王朝，或是中世纪的尼泊尔，这些题材在佛教圣像手册中均可觅得踪迹。

评论家们素来忽略了印度—佛教艺术的附加物，当他们谈到印度的典型艺术——笈多王朝时，就会突然中止，不再对孟加拉的波罗王朝，以及舍那王朝的艺术进行探究，但是，我们却对此充满了兴趣，因为其中包含有中国西藏艺术。收藏于欧洲的西藏铜像，几乎处处与巴陀查耶所著的《印度佛像》一书中所提及的拉克瑙、达卡以及尼泊尔的各尊波罗王朝的造像一样。我们甚至会在其中发现那烂陀的多头多臂的大威德金刚，挥刀舞剑，佩戴有头骨串成的项圈；拥有八条手臂，且持有如弓弩等不同宝器的摩利支天，其形象在南肯辛顿博物馆、拉克瑙博物馆、印度博物馆的浮雕上均能发现；优雅的波罗传统给予了它们启发，而整个西藏的艺术如何发展，已被它们所预告。在达卡博物馆中，还有一些大随求菩萨像，这位佛教女神正印度式趺坐着，八只手臂舞弓弄剑。西藏艺术对此种型式起到了推动发展的作用，却并不是发明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根据密教对其的影响来看，中国西藏艺术真正起源于公元8—13世纪之间的比哈尔以及孟加拉，而并不是源自布拉马普特拉高原。

密宗的影响沿着恒河一点点传播到青藏高原。当然，其传播途径并不是仅有这一种。如果撕掉佛教后期所披着的“佛”的外衣，将那彰显恐怖肉欲和歪门邪道的象征性神像剥离开来，我们会发现，掩藏在其下的分明是在公元4—7世纪出现在笈多以及戒日王时代的佛教——一种摒弃凡尘且温和慈悲的宗教，只有在佛祖的平生，以及纯洁的正经与本生经中才能见到。这种佛教，才是传入中国西藏仅有的真正形式，尽管它趋于流行的密宗走向，但时不时地有布道者将其复燃，使之得以传承。我们要提及的第一个人是大德阿提沙（月藏）。公元1040年，他从摩揭陀到中国西藏的旅行途中，于爪哇停留了一段时期，鉴于波罗王朝艺术与爪哇以及中国西藏艺术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个情况颇有意趣。阿提沙不但给西藏带来了崭新的波罗王朝艺术，而且他改变了西藏的习俗，使僧侣纪律和不婚戒条得以恢复。之后是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这位生于西藏的著名僧人，更为全面地改革了当地形式的佛教。他如阿提沙那般在寺庙中重新确立清规戒律，并且，尽可能尝试清除湿婆派的礼拜仪式。他对恢复印度经典充满了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正如哈金氏指出的那般，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原始佛教的大慈大悲理念，不曾被中世纪的任何邪说妖术所玷污。古代的红教已陷于巫术之中，他所改建的“黄教”自然远胜于“红教”，并且，时至今日，仍是西藏教团的主要组织。后人继承了宗喀巴的精神，并将其发扬光大，在拉萨建立了一种佛教政权，成为大多数中亚佛教徒的精神依托，并且起着主宰作用，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公元15—19世纪，中国明朝和清朝的皇帝均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黄教。西藏的绘画所受到的内地的影响——特别是明朝的影响，为什么与其所受到的印度的影响并不冲突，通过这种不间断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诠释。

西藏文化与波罗朝艺术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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