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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非佛教雕塑的艺术特点及影响

【摘要】:一方面,在佛教艺术里,唐朝的写实主义在某种相反的趋势下,似乎已经被淡化,如笈多派传入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非宗教性质的雕塑作品里——我们以这样有传统意味的名字来指佛教之外的作品——这类写实风格却大获成功。因为,在描绘骑士的唐代雕塑作品和描绘伊朗骑兵的战马雕塑之间担当过渡角色的中亚艺术品,是以斯坦因爵士在焉耆近郊的硕尔楚克发掘的陶马为代表的。

一方面,在佛教艺术里,唐朝写实主义在某种相反的趋势下,似乎已经被淡化,如笈多派传入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在非宗教性质的雕塑作品里——我们以这样有传统意味的名字来指佛教之外的作品——这类写实风格却大获成功。我们于此发现了某种英雄年代和战斗王朝的艺术,它对战争画面和动物生存图景情有独钟,属于以力量取胜的艺术。

我们认同维及尼尔氏的阐述:形成这种写实主义的所有因素已经完备,从配饰着动物图案的带钩,到六朝艺术范围内的梁代大型怪兽像,都在释放着某种沸腾的能量和曾被抑制的动力,亟需一个发泄的出口。通过佛教的传播,唐朝时期的中国从东罗马和萨珊王朝伊朗所吸收到的传统造型,以一种传达的媒介和齐整的形式提供了发泄这种能量和动力的方法。从一方面推论,唐朝的写实主义也许能够被定义为将六朝时期艺术的精力具体化,或者说,它是把六朝时期的暴力美学转变成有秩序的形式。从另一方面推论,唐代的艺术把它在中亚所吸收到的罗马—波斯艺术等外国元素,归纳进原本的中国底蕴里。唐代的武力艺术和动物艺术,因此可以被看成是六朝时期艺术和罗马—萨珊派艺术的结合体。

□唐太宗墓马像

这一状况最明显地体现在马的石像、陶像或者浮雕方面,这正是唐朝的艺术家们青睐的题材。它们取代了北魏时期那类有着长长的奇特脖颈的战马和优雅的走马雕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如同挽马一样胸膛结实的健壮马匹,它们的造型,令人不禁想到塔夸—夷布斯坦、沙普尔和那夸什—夷·鲁斯他姆的萨珊王朝的浮雕。以位于陕西礼泉县近郊,唐太宗墓附近的六匹战马——昭陵六骏为例,当丘行将军恭敬而严肃地从一匹马身上拔出那支射伤它的箭时,它的形象让我们想到那夸什—夷·鲁斯他姆浮雕上飞驰的骏马。我们在吐鲁番发现的一幅画作正好处于两者间的过渡时期。这一发现也能够说明随葬陶俑和泥偶的发展过程。因为,在描绘骑士的唐代雕塑作品和描绘伊朗骑兵的战马雕塑之间担当过渡角色的中亚艺术品,是以斯坦因爵士在焉耆近郊的硕尔楚克发掘的陶马为代表的。

□(上)随葬胡人骑马俑

□(下)木质大理石猫科动物

虽然它们与萨珊派艺术品有所相似,然而这只是这些作品里最不关键的因素之一。唐朝的艺术家们直率的写实风格,充分地体现了强有力的肌肉和型式,使我们清晰看见了各种姿态战马造像的由来。这些马匹有的正在腾空跃起,焦躁地嘶叫着;有的栩栩如生,有节奏地摆动着头;有的被缰绳猛然后勒,前腿伸直,使骑手身躯大幅后仰;有的正疾驰,它们背上的男女骑手俯下身子策马前行,或是把马刀砍向疲乏的敌人;还有一些杂技团的马匹,它的姿态配合着女骑手的控制。这些已经习惯于疾驰在蒙古草原、戈壁沙漠或是塔里木绿洲的马匹,却在此时,渴望飞奔跨越整个公元7、8世纪的中国社会,使我们体会到何等的热情!我们从个人收藏和博物馆藏品中同类的骑手造像当中,窥见了唐朝壮丽的历史。同样表现出直率的写实风格的,是上了釉的陶制骆驼像,它的雕刻效果,是那样地生动和逼真。我们几乎可以想见,它的步伐和头颈向后弯曲的规则的律动。它那张形态奇特的嘴,似乎正发出狮子一样的吼声(参考爱莫弗波罗收藏的诸多样品)。藏于卢浮宫的两尊唐代雕像具有强大的生气,且有着压抑已久的惊人力量。其中一尊是高约6英寸的石灰石质狮子,它正在把一头猎到的黑羊撕开;另一尊是高为6.25英寸的大理石质狮子,它蹲坐着转过头来,正在咆哮。它们都是意义深远的作品,因为它们把两类原则在一瞬间完美地混合起来:一部分属于萨珊王朝,就像前文中杜西特收藏的雄狮展示的那样(见本书卷一“近东与中东的文明”);另一部分属于中国的六朝时期,我们能够从人物雕像紧实健美的肌肉和拥有龙形的头部中,察觉到这种异样的潜能。

□(左)随葬俑,隋风

□(右)女舞蹈者及乐师,隋或唐

唐朝豪爽粗放的写实风格,在当时随葬的士兵陶俑和佛教的护法天王像中,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护法天王是守护寺庙的神,所以在中亚以及中国地区,都被表现为好战的样貌。许多收藏在欧洲的唐代士兵像,也与过去北魏墓葬的骑兵陶俑一样,真实地展现出类似于肖像画一样的民族型式。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些艺术品所描绘的,哪位是中国长枪手或者弓箭手,哪位是突厥军士,哪位是蒙古雇佣军。此外,其武器盔甲的形态细节,也令这一系列的艺术品成为富有价值的史料。凶狠勇猛的神态为这些造像赋予了生机,在这一点上,天王或力士像表现得更突出,其夸张的表现手法致使脸部变形,甚至变成怪相。我们可以参看伯希和从敦煌带到吉美博物馆的精致的彩色木雕。这些写实风格的造像,坚决地表现出力量的粗犷和健壮。它们超越了一切理论,展示出中国艺术已经从北魏的“哥特式”迈进了相当远的距离。此处我们不妨提出一个能够说明犍陀罗艺术对唐朝艺术产生的影响的奇特案例,那就是之前冯德波特所收藏,如今藏于柏林艺术馆的一对半裸造像。其肌肉的处理方式,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那道有名的犍陀罗中式楣上的海神像具备相同的写实风格。

隋唐时期,有一系列的精致的小型随葬女俑——公主、婢女、中产阶层的普通女子、舞伎或者乐伎——从某种程度上展现出相似的发展步骤。隋朝那些时尚的年轻贵族妇女造像,依然保留了北魏人像那修长清丽的特点,同时在艺术样式上进行了精工细作,夸大了人像高度,形成了一种流行的设计样式。这些小型人像,均体现出细小如蜂蜜一般的腰围,两侧宽阔的披肩像是由双肩生出的翅膀那样向外伸出,长长的袖筒从腰部下垂到膝盖,这更加强了人物婀娜的体态,类似于14世纪西欧的手稿本中出现的贵妇形象。一般而言,舞伎或者乐伎俑不具备这样的哥特式和贵族式的特征,尽管它们优雅单纯的姿态,风情万种的媚态以及流畅的线条,都永远那样动人;它们如同水波的柔软形体姿态,使其表现出一种绵延不绝的动态,和过去那些高大而呆板的女性型式相异。它们属于某种综合性的写实主义的成果,目的则是展现生动的姿态,而非展现详尽的面部刻画。它们构成了唐朝艺术里最值得欣喜的一面。此处,我们也同样有些根据去怀疑,在这种型式的一些成分当中,能否经过探究发现,我们前文中所谈到的库车、图木休克和吐鲁番艺术,多多少少受到具有亚历山大式精神的彩色小型女神像所带来的影响。

唐朝艺术所遇到的危险,在于它止步于某种完全绝对的写实风格——具有一种自觉型的写实主义。在这个进程里,从六朝时期以来的那种激励着装饰和雕塑的内在的强旺能量迅速被蒸发了。故而,我们虽然能从唐朝艺术中见到一种充足的能量,但是,其中的力量却消失了;一种彻底属于写实主义的艺术,正是因为张扬和表现写实的风格而沦落为呆板的型式。这一点在大体积的石像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例如,那些在乾陵中唐高宗之子陵墓旁边蹲伏或是站立着的狮子造像;又或是经过赛加伦之手拍摄的,乾陵的高宗陵中的飞龙马像相片。虽然这些飞龙马有着优美的马匹造型,可惜看起来已经相当笨重了。我们只要把乾陵的两座狮子造像,跟梁墓附近的异兽做一对比,就可以看出,公元6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末,中国的那些优异的工匠流失了多少灵性。六朝时期的强烈的力量感,业已变得凝固而僵硬。我们从最后的墓像——德宗陵的石狮(806年)已经可以发觉宋朝艺术那种沉闷而缺少生气的苗头了。

我们从唐代士兵像和天王像中也同样能够发现这样的迅速退化。唐代艺术从显得过了头的写实主义形象,退化成了呆板且夸大到几乎可以说讽刺画的暴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