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努辛斯克与诺音—乌拉：草原上的艺术之美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此同时，嚈哒人侵占了突厥斯坦和大夏。但草原艺术与中国的艺术风格相比，两者恰恰相反。但是，草原艺术品也有让人们喜爱不已的元素。游牧民族生活在马背上，驰骋在草原上，毋庸置疑，他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地会遭遇到动物的袭击，并且，人们会和动物产生斗争。当然，在草原风格的艺术品中，无论是马还是其他动物，都会运用到几何的元素，其艺术处理手法实际上也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

说到影响中国美学发展的因素，我不得不提到不同种族创造的艺术风格。突厥人、蒙古人、通古斯人侵占了现在的蒙古和东北地区；匈奴人生存在远东；阿瓦尔人于5世纪统治蒙古。与此同时，嚈哒人侵占了突厥斯坦和大夏。还有一些游牧或者半游牧民族，如伊朗人、塞希安人（即大月氏人）、撒马提安人，索格地安人、萨迦人等，他们大多数居住在中部和北部亚洲，生活地域相近，生活方式相同，因此他们的艺术风格也十分相似。随着艺术不断兴起，在这些民族之间流行起名为“土兰尼亚式”“大月氏式”，或者更直白地被命名为“草原艺术”的艺术作品。说到“草原艺术”，我们自然想到：它与中国美学究竟会有怎样的关系？维及尼尔对此做出了比较优秀的阐述，他认为“草原艺术”并不是草原地区独有的，在其他地区也有存在，如西米利亚—博斯普鲁斯（在黑海与亚速海之间）、高加索、伊朗、突厥斯坦的边境、西伯利亚还有蒙古各地。但草原艺术与中国的艺术风格相比，两者恰恰相反。

维及尼尔的论述表明，这种艺术的渊源与源泉与中国美学相比是对立的。因此，持月氏—撒马提安论的学者们判断，中国必定不是这种艺术的起源，而伊朗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应该是这种艺术的源泉。草原艺术中，野兽的题材是比较传统的元素，也是其现实主义的展现。曾经由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统治的波斯，通过多条路径，将这种野兽题材传播到了俄罗斯—突厥斯坦以及阿尔泰。关于纹章式野兽的题材，我们可以在最传统的迦勒底—亚述宝石雕刻中寻找到。这些雕刻藏品，是我们研究艺术风格不错的凭借物。在卢浮宫中我们可以翻阅、浏览关于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萨尔恭王朝的圆筒雕刻藏品。仔细端详这些藏品，它们的雕刻题材大多为异兽，怪诞离奇，令人惊叹。但是，草原艺术品也有让人们喜爱不已的元素。

游牧民族所处环境具有不稳定性，他们没有固定的生活住所，更不用说定居并形成风俗文化了。所以，他们的艺术品中没有继承式的纹章题材，而是采用以异兽的形象作为图腾和战斗装束。萨尔恭王朝的现实主义风格在不断地传承着，这种文化艺术的瑰宝，是美索不达米亚国家遗产的一部分，波斯人继承了这种纹章式的艺术风格，而游牧民族没有。但游牧民族并非什么都没有继承，他们的艺术风格中，也有不太明显的纹章式处理手法，同时也有一部分传统的手法。但是，这些手法在游牧民族中运用得并不是那么普及，主要被运用于奢侈物中，比如礼服、金饰、个人珍宝、马饰和地毯；也被运用于金属性质的装饰品上，例如带钩、纪念牌、刀鞘或挽具扣，车辆上的装饰等。从这些装饰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纹章式的雕刻艺术风格，这也是传统艺术风格的一部分。游牧民族生活在马背上，驰骋在草原上，毋庸置疑，他们的生活中必不可少地会遭遇到动物的袭击，并且，人们会和动物产生斗争。如此长久以来，游牧民族便形成了一种“野蛮”的艺术风格。因此，迦勒底—伊朗的艺术，便逐渐把刻画人与动物之间的斗争，变成其传统的艺术主题。

文化之间总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着，它们相互融合与学习会形成新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的艺术文化领域碰撞出灿烂迷人的火花。西米利亚—博斯普鲁斯地区在先后建立希腊和希腊—罗马王国后，希腊的艺术家们就将他们在造型方面的手法成功地加入了草原艺术的元素。于是，这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希腊—大月氏和希腊—撒马提安艺术的形成。不管是新产生的艺术还是草原艺术，都值得每一位艺术家去借鉴，并在其基础上获得新的灵感。所以，当草原艺术被运用到其他方面，它又获得了重生。艺术继承过程其独有的魅力，也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感受。在爱尔米塔什所藏的有名的麦柯布腰带，以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保加利亚腰带，其鲜明的艺术风格还带有希腊的特征，但也有部分程式化的风格包含其中。还有一些艺术作品，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希腊—波斯或者波斯文化的影响。就好比罗斯托夫佐夫在其作品中复制的，展现了猎人或者游牧民族狩猎野猪的情形，它被刻在了西伯利亚的纪念饰板上。还有一柄典礼用斧上的“食物链”图像也十分有趣，图像表现了一只虎捕捉一只羊，然后虎又被野猪袭击，就好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想象力十足。看到这样的艺术风格，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塔夸·布斯坦的浮雕。但草原艺术的表现力，没有那么具有渲染力，它带来更多的是朴素的元素，不加雕琢，漫不经心，宛如大自然的创作，没有任何修饰。其中现实主义的表现，也没有那么明显，只有野驴形和雌鹿形的斯克泰小容器上才会出现。这使草原风格的艺术品有种清水芙蓉、浑然天成感。

这类艺术作品与周代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好像与其背道而驰。草原艺术的动物雕刻，其处理方式中结合了严格的几何学规则，每一件作品因为有了几何的元素，而变得更加富有实体感，形象更加生动、高大、具体。就拿草原艺术风格的马形雕刻为例，马鬃往其身后卷曲，呈螺旋形，嘴唇的雕刻富有大胆的想象力，异于平常，其身体的每一部分，都能用一个几何图形来表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恰到好处。当然，在草原风格的艺术品中，无论是马还是其他动物，都会运用到几何的元素，其艺术处理手法实际上也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但是，有一点却常常让人迷惑，草原风格的艺术品有时明明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但其描绘的动物形象本身与装饰难以被区别开来。这一类型的艺术风格，在更加具体地刻画一种动物时，虽然初看与周代艺术风格类似，但在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时，两者风格又好像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周代的风格不断向现实主义迈进，正如“饕餮”被雕刻得越来越具体，其艺术的灵魂，也不断地朝着具体的方向前进。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草原艺术为什么会沉沦在历史的长河中呢？究其根本，是因为历史的冲击，权力不断分散，环境不断改变，艺术经不起环境的摧残，最终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看看之前草原艺术在纪念饰板上留下的痕迹，我们也能从中看到现实主义的身影，对比其如今的情状，令人惋惜。

仔细体会不一样的艺术风格，我们会发现，它们给人视觉以及感官上不一样的感觉。上文所说的严格使用几何学的艺术，它不仅仅遵循动物本身的形状来进行刻画，而往往是进行了夸张化的处理。这种艺术风格和周代、汉代的风格相比，分别在法则和性质上完全不同。汉代艺术正如上节所述，没有过分刻意的修饰，而是以简单的线条进行勾勒，给人一种清新淡雅、与世无争的感觉。草原艺术风格则截然相反，它的线条复杂，互相缠绕，有一种欲理还乱的情绪在其中。无论什么方面的创作，汉代艺术一贯秉承简单的表现手法，在动物题材上，没有凶残血腥的画面，没有动物互相猛烈的争斗，没有激烈的追逐，没有地崩山摇的震撼感。它所表现的是慢条斯理的残杀，所描绘的画面中，动物缓慢地行走，一切都没有那么急促，发展得比较缓慢。如果我们仔细感受，这种缓慢中溢出一种悲伤，一种没有画面的空虚失落之感。它不能被现实地触摸到，而只能被感知。它程式化的风格失去了画面感。草原艺术风格与之相反，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气，画面感丰富，强而有力的气势扑面而来，现实主义的气息十分浓烈。

事实证明，草原文化不仅仅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影响，还对东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有影响。可见，文化不只是在其诞生地生根发芽。它就像一股会流动的气体，感染着世界各地。叶尼塞河谷的明努辛斯克艺术风格中常用到动物题材，其描绘动物时就运用到了程式化的手法，这使他们的青铜器引人注目。此外，还有一些文化传播的痕迹值得我们注意。在乌尔加附近的诺音—乌拉，柯兹洛夫、帖普鲁柯夫和勃罗夫卡领导的俄罗斯考察队于1924—1925年发现了一批艺术作品，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他们发掘出的文物包括来自匈奴曹长坟墓的地毯、毛织品，还有绣花丝绸、粗陶瓷、铜质马具饰品、上漆的木制品以及一件小玉像。其中一块毛织品的局部上织的是一头大角羚羊被狮身鹰首兽扑倒的画面，另一块上则编织着一头牦牛受到一头虎豹类野兽攻击的情景。这种熟悉的手法，不就是草原艺术经常使用到的手法吗？仔细研究这两块毛织品，我们能够发现，描绘大角羚羊与鹰的毛织品，其动作风格既有现实元素也有程式化的手法。勃罗夫卡曾经将其与炼金制的金牌做过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希腊或亚述—伊朗的艺术风格，正在向草原程式化方法过渡。另一块毛织品描述的也是动物的争斗，这也是我提到的在雕刻题材中较为频繁地被使用的题材了。这块毛织品上的图案亦使用有明显的程式化手法。图中动物的身体被分为多个部分，在画面的留白处，布满了富有创造力的花纹。令人十分惊喜的一点是，在发掘出来的艺术作品中，还出现了中国汉代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这些物品的时代。虽然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用包容的心学习其他外来文化。在这些被发掘的物品中有漆器、玉器和一只碗的图样，代表着汉代的文化。还有一只花瓶上的文字经过库美尔博士的专业鉴定，据此我们更加准确地知道这些艺术品属于公元11年。

最后，我还是想说说草原艺术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草原艺术从形成开始，就延留于中国北部边界，直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入侵的前夕。这是从何得知的呢？我们在一面“西比利亚”型的镜子上发现了西夏文字，所以判断出那个时代是公元11—12世纪。学界很多人认为，草原艺术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发展没有任何影响，其实不是这样。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是相互封闭的，文化可以相互流传、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上，中国的北方曾经被赵氏匈奴人、通古斯鲜卑人、柔然蒙古人以及突厥—蒙古族的拓跋氏长期占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内陆民族与草原上生活的民族产生了联系，草原艺术风格由此被带到了中国。草原艺术会采用纹章式处理方法处理动物的形象。维及尼尔氏所说的“六朝动物繁衍图”中，就采用了纹章式的手法来处理动物的形象，草原艺术对中国的艺术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游牧民族一度统治中国的北部，在当地留下了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但是，我们也不能绝对地说，六朝的艺术文化就是由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引申而来的。此外，这种艺术手法，在朝鲜乐浪地区的艺术品中也可以见到。这不禁使我们感叹文化传播的速度和不同文化的魅力。

[1]寺窪（wā）文化：因其最早被发现于甘肃临洮寺洼山而得名。其存在时间约为商至周初，为青铜时代文化。寺窪文化主要分布于洮河流域和渭河上游。其制陶器工艺粗糙，器形以罐最多，马鞍形口罐是其最有特色的陶器；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骨锥、陶纺轮等；装饰品有绿松石珠、玛瑙珠、铜镯等；青铜器有戈、矛、镞、刀和铃等。

[2]饕餮（tāo tiè）：别名狍鸮，古书《山海经》中一种凶恶贪食的神秘怪物。其形为人面羊身，腋下生眼，虎齿人手。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尤其是鼎上。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玉器上。

[3]觑：觑应为甗，是使用错别字造成的一种误写。甗（yǎn）：是中国先秦时期的蒸食用的炊具，类似于现在的蒸笼。

[4]簠（fǔ）：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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