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六朝：动荡时期的艺术风格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两晋六朝时期，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社会动荡，政治变动，外敌不断入侵，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期间，北魏王朝为佛教的萌芽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六朝时期艺术品的线条勾勒，不如汉朝的艺术品线条简单对称，而是遵循了不对称之美。相较而言，汉代的铜镜纹路简洁有规律，衬托出其社会安定，同时反衬出两晋六朝社会的动荡不安。六朝艺术风格，由此便展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享国长达400多年，几百年的文化沉淀，不仅对中原区域影响深远，其统治中国大地的法令更是流传千里，传到了中亚地区。但是，王朝更替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了，东汉灭亡。镇压起义的地方军阀董卓以及丞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随后，公元220—265年间，曹操的后人统治中原以北的地域，并建立新的皇室，史称魏国。公元222—280年间，东南地区被吴国统治。公元221—264年间，汉朝的残余势力在四川延续福禄。因此，所谓的三国时期开始了。三国时期，金戈铁马，英雄辈出，但是动荡的结局必会迎来安定。公元280年，晋朝统一中华大地。公元4世纪，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其中匈奴（也被称为突厥—蒙古游牧民族）独占鳌头，霸占了黄河以北的土地，以及陕西、河南区域。还有少数民族鞑靼等反复进攻中原，没有成功。当时，中国王朝以长江流域靠近安江左边为主要统治地区，统御了南方。

六朝指的是吴、晋、宋、齐、梁、陈，公元229—589年，这6个政权在中国南方先后建立。汉代人民安居乐业的日子已经无处可寻。两晋六朝时期，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社会动荡，政治变动，外敌不断入侵，这是一个民不聊生的时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各个王朝不断更替，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在这个不安定的时期，中原的社会道德涣散，社会思想更是先后受到道家、佛教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中，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中的拓跋氏统一北部，并于公元5世纪建立了由鲜卑族人统治的政权，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北魏，其统治疆域曾经一度到达长江流域。公元534年，鲜卑族人建立的王朝分立为东西两朝，一直到公元550年。在此期间，北魏王朝为佛教的萌芽埋下了种子。

历史的发展总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文化艺术，给人类留下不同风格的艺术瑰宝。一方面，在六朝时期的建筑中，曾经简朴写实的汉代艺术风格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如秦朝皇宫一般绮丽恢宏的风格，仿佛又回溯到了秦朝时期。另一方面，六朝时期艺术品的线条勾勒，不如汉朝的艺术品线条简单对称，而是遵循了不对称之美。这点充分地被表现在对动物的刻画上。这一时期的文物中较为博人眼球的是吉美博物馆所藏的龙形雕刻，盘绕的身体仍具有汉代艺术的气息，不对称，却充满生命力。在该博物馆中还曾有伯希和收藏的小带钩，可惜的是没有记录留存下来。

艺术风格回到复古时代，这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与六朝时期相较，秦朝在奔放绮丽的风格上略胜一筹。随着时间不断推移，我们的发现也越来越多，出现了更多惊喜。正如，疑似在汉代就开始出现的灰陶马头像，在六朝时期的遗迹中不断被发掘出来。灰陶马头像的风格奔放粗犷，让人一眼便觉得它描绘的是一匹好马，着实比汉代风格更让人觉得兴趣浓厚。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孕育了六朝文化，也承载了一部分汉代写实风格。

透过时代孕育的瑰宝，我们可以仔细推敲出艺术的思潮如何变化。受到复古艺术风格的潮流影响，这个时代涌现出大量具有此种折中风格的艺术瑰宝。爱莫弗波罗藏品中的灰陶野兽（另一种说法是三角的犀牛），低着头，做出即将冲刺的动作。传统的汉朝艺术风格在改变，六朝时期的艺术作品，如铜镜上盘踞的蛟龙、蹲坐的异兽，以及一些描绘神话故事的图像，从装饰的角度而言，其风格变得更加开放。再看作品的设计手法，虽然线条仍是对称的，但其纹路凌乱、粗犷、不拘小节。相较而言，汉代的铜镜纹路简洁有规律，衬托出其社会安定，同时反衬出两晋六朝社会的动荡不安。

在六朝时期，艺术风格得到了再创造，汉代以写实为标志的艺术风格结合秦朝复杂绮丽的风格，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风格，并被应用于动物的刻画。这种艺术风格注重对肌肉的刻画，动物形象的肌肉突出，彰显其强健有力，也让艺术风格显得更加有趣味。这种表现力在多处作品中可以看到，如喜龙仁所复制的小型镶嵌铜器；卢浮宫收藏动物角爪形装饰的杖头；奥本海姆收藏的龙形带钩；还有被称作“圆铜砝码”的青铜圆盘在其顶部有野兽和龙蛇聚集，气势如虹。另外，我们还要提到分别来自斯托克莱特、里弗尔、苏法尔、喜龙仁以及柏林博物馆的藏品，喜龙仁曾制作过它们的复制品。这一系列的作品，都突出了六朝时期的艺术风格，它们受到秦朝风格的影响，具有无拘无束、气势磅礴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历史背景造成的不同影响。同样，六朝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不再是汉代简单线条式的刻画，而变成了以复杂的线条和富有强大气势的异兽来突出其主题，表现方式从抽象变得具体。但是两者之间也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便是未曾消减的紧张感。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艺术，都给人类留下了不可替代的时代瑰宝，也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美学艺术创造了价值。

由此，异兽被六朝雕刻家们大胆的想象力赋予了生命，那粗放的线条、有力的肌肉，和狰狞的面孔，使人看得入神，甚至会感到这些异兽按捺不住，仿佛要冲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传说中贪吃残暴的怪物饕餮一般。六朝艺术风格，由此便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展现肌肉力量的夸张手法甚至一直流传到了唐朝。此外，异兽的雕刻常常给人一种非常写实的力量感。就拿三国时期的石灰石狮像来说，它藏于东京大仓，高约3英尺7英寸，雕刻得粗犷、厚实，昂首挺胸，精神焕发。也有人说，霍去病墓的雕像，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巨石兽，梁代（公元518年）

六朝对异兽的雕刻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在南京附近的丹阳、句容，梁朝宗室的萧秀和萧绩的墓旁，我们可以看到两座巨大的飞狮，形容十分有气势，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力。如此大体积的雕刻作品，是艺术家的杰作。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衬托出6世纪以后，六朝时代人们躁动不安的情绪与状态。可怕的异兽张牙舞爪，似乎要发疯似的到处乱窜，这种刻画方法着实具有感染力。维及尼尔将这种艺术风格赋予“新周风”或“新秦风”的名字，自然有其道理。

每个时代的精神内容，都会很好地被反映在这个时代的艺术品上。六朝的动乱让六朝的雕像更加具有生气和力量；当暴风雨离开后，历史进入社会稳定的唐朝，久经动荡的社会得到了休养生息，那些狰狞而狂躁不安的异兽，顿时恢复平静，但却失去了生命力，变得毫无生气，这就是唐朝艺术的风格。留给唐朝的只有胜利后无比荣耀的心情。这种风格一直保留到了宋代，锋芒毕露的特点再也没有出现过。艺术风格随时代的改变而在不断变化着。除了中国内部造成的变化，外来侵略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带来新的元素。突厥—蒙古族入侵中国北方，北魏拓跋氏开始世代生活在此，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所以，小铜像和随葬的陶俑由以前的朴素简单，开始出现了奇怪的形状，和中国本土的艺术风格大相径庭。

墓主人社会阶级的不同，随葬品样式也不同。北魏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陶俑有步兵、骑兵、贵妇和骑马的女子，它们的样式明显不同。显然，现实中墓主人的地位身份也不相同。维及尼尔有一件藏品是骑士陶俑；考恰林和爱莫弗波罗的藏品中也有一些十分简易的骑士陶俑。但它们代表的只是普通的骑士，而那些代表贵族阶级的陶俑则有着优雅中带点高傲的独特气质，时而严峻，时而亲和。看着这些陶俑，我们可以想象一位贵族小姐骑着一匹马，慢慢地前行；或者，一位皇室公主坐在中国式的马车里，车夫赶着马车行路。两者各有风韵。虽然西方骑士的马和中国古代的战马两者不同，但都带有走上战场的紧张感。

□魏陶偶

既然前文提到了骑者和战马，这令我突然想到了人像。值得一提的是，喜龙仁、万涅克、哈斯、西门、杰弗和爱莫弗波罗都收藏了北魏的陶偶人像。这些人物的头饰，有尖头纱冠式的，还有主教冠式的，等等。整体看来，使人物更加逼真、美丽。若说人物活过来了也一点不过分。就好像顾恺之的画一般，北魏的贵妇，她们穿着袖口极大的华丽衣裳，戴着夸张的头巾，一个个姿势妖娆，神态妩媚。这些北魏的贵妇人不仅有女人的可爱与柔媚，她们身上的气势与北魏男子也毫不逊色。就像大卫·威尔收藏的贵妇坐俑，完美地展现出了北魏女子的勃勃生机。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风格中引入外来的文化、思想、宗教等元素，给中国艺术添加了不一样的风格。如北魏出土的战士陶俑，根据伯希和教授的判断，其中的一部分表现的并不是北魏的士兵，而是曾在这块土地上居住过的少数民族，突厥—蒙古族。之前我们谈到的爱莫弗波罗藏品中的人像，以及多伦多皇家博物馆珍藏的喜龙仁教授复制的一组骑士像，都是如此。这些骑士塑像注重整体感，队阵整齐划一，每位骑士都笔直地坐在马鞍上。还有一类骑士，他们的头盔两侧耷拉着护耳，服装也不似中国的传统样式，他们所持的盾更加奇特，上有异兽形象，并且是长方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元素出现在中国呢？无疑是因为外来民族的入侵。看看多伦多博物馆收藏的步兵像，吉美博物馆以及维及尼尔的藏品，或古特曼、哈斯以及万涅克诸氏的藏品，我们确实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艺术风格。这就是入侵带来的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两晋六朝：动荡时期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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