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石玉昆《三侠五义》第八十四回:“望乞众位大人明镜高悬,细细详察是幸。”但是,人们又痛恨秦代的暴政,不愿把这面宝镜与其联系在一起,于是秦镜慢慢地就被演称为明镜,于是“秦镜高悬”便演变为“明镜高悬”了。此外,“明镜高悬”也作“明鉴高悬”、“高抬明镜”、“明镜鉴形”等。......
2024-05-18
古代中国的流域主要围绕着黄河、白河和部分青河的流域。在公元8世纪之前,中国被分裂为许多封邑或者小国。有相当数目的小国喜好战斗且崇尚权力,它们在无穷尽的野蛮行径后,渴望着霸权,统一天下。在众多的“战国”中,最擅长武力的是秦国。秦国位于中国西北部,即现在陕西省中部的西安一带。秦国地处边陲,经常受到外来的匈奴和其他游牧民族的骚扰。为了自保,秦国不断加强军事力量,擅长与多方作战。公元前4世纪,秦国在军备和战略上都效法草原上的其他游牧部落做了一系列的调整,不但创造了军队主力——战车,还组织了十分骁勇的骑兵,作战更加灵活。这种灵活的军队,让他们在战争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周王朝在当时还统治着一小片领土,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公元前256年)才没落。当时秦国的君主实现了专治盟主制度,所以这些苟延残喘的宗主已经名存实亡。在公元前310—前256年间,史书记载中仍称“周朝”为“周朝”,但实际上周朝已经被架空,秦朝正式开始了。公元前221年,秦王覆灭各国,自立为中国之主,自称始皇帝,上朝执政,这一隆重的时刻被记录下来。事实已定,记录只是让秦始皇的上位合乎历代的做法。
秦始皇是一位传奇人物,可以被称为中国的恺撒,是一位典型的智慧型英雄。在他在位的36年中,公元前246—前221年为秦国的小王,公元前221—前210年为全中国的皇帝,他用强有力的手腕统一了华夏帝国。在卡莱尔或尼采之类的作家笔下,秦始皇能够和他们印度的英雄并列,像日耳曼或者闪族的英雄们一样。秦始皇能力不可一世,属于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的个人属性,在秦朝的艺术作品面前黯然失色。在这里,我们主要探究艺术的发展。纵观秦朝数量庞多又风格独特的作品,我们怎么能够设想它们都属于极短的一个时期呢(秦王朝在秦始皇亡后只存在了三年)?哪怕是维及尼尔氏也要承认,艺术品类的秦代型不仅始于秦始皇真正创立秦朝的时期(公元前221—前207年)。因为在短暂的时间内,无法创造出如此纷繁复杂的艺术品。我们想要探究秦代型,还要将秦王朝未建立之前,包括公元前4世纪,西北地区那一段秦朝开始全面统治的时期考虑在内。
秦代存在时间短暂,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称为昙花一现。那么,秦代在历史上到底意味着什么?秦代是一个个分散的国家力量的汇总,是权力的最高峰。它将中国最有生气的成分集中在了一起。分散的国家能够汇聚成一体,必须依靠着一股力量。这种力量便是这个王朝最大的特点。掠夺性的统治,随处肆虐的暴行,反复无常又狡诈的谋杀事件,这些肆虐的暴行,甚至比旧约中所记载的犹太王希律的所作所为更加残忍而无人性。艺术的产生深受外界的影响,或者说艺术就是环境的本体部分。同样,秦代的艺术(因为我们无法用准确的年月来核实这一属性,美学的观点不能代表着历史)突然爆发,一种“地震型”的绚丽的周代型式艺术涌现出来。这种型式的艺术和周代的纹饰同样繁复丰盛,但其与周代纹饰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往往将已经设计好的型式打乱,在原先的主题上再注入自己的新元素,进行二次创造”。
喜龙仁教授认为,这种绚丽的周代型的定义,也适用于瑞典工程师卡尔贝克在安徽淮河流域寿县附近发现的文物。公元前248—前221年,寿县是古代楚国最后的都城。即使最后楚国败亡,它仍然是秦国很难攻克的一个国家。在寿县出土了瓶罐的残片、剑鞘、铰链等物品,上面有螺旋纹、涡卷纹、云朵纹,以及复杂的簇叶和一些鳞爪类的装饰纹。这些物件在喜龙仁教授的旧藏品目录中都出现过,后来多为哈勒维尔伯爵夫人所取得。但维及尼尔氏曾经怀疑过这些文物的年代。他认为这些淮河地区出土的文物,应该属于较近的时代,即紧随汉代后的晋代型式。拥有秦代独特风格的艺术品,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被保存下来,这些物品在后来的欧洲搜集品中可以发现。例如,大卫·威尔收藏的双闩锁。这种锁经常被后人所复刻。还有同样著名的爱莫弗波罗收藏的金质刀护手,也经常被复制。在这两种藏品上,有丰富的螺旋纹和“雷纹”,还有其他的一些勾勒成错综复杂形状的纹饰。那些复杂的纹饰有时候末尾呈枪头形,尖端呈蛇形或爪形,还有的为辫形,交缠在一起。希腊式的回纹十分生动活泼,自由奔放地混杂在一起,逐渐发展成图案式的一簇簇叶子以及海藻状纠缠的复杂花纹。
这些几何图形都大致延续了周朝的样式,同时又有所创新,各方面表现得和周朝样式有所不同。第一点,秦代纹饰相比周朝来说更加的精细。就拿周朝样式的一种双线纹来说,秦式铜器在周式铜器的两线之间,装饰了与主线呈同一角度的条纹。由于秦式铜器的制作者常在其作品上添加条纹,所以器物上纹理所占的范围越来越大。正如伯希和氏所指出的,在秦式铜器的表面很少能够留下大面积的空白。第二点,据前文维及尼尔氏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秦代的器具在装潢和纹饰的对称性上要求偏低,趋势是一种不对称的美,这种不对称常常使轴与面不在同一个平面且相互错开。最后一点,秦代纹饰虽然与周代纹饰相似,基本都为典型的几何形,但周代的几何形纹饰无论是从轮廓上还是大体的均衡上都更为浑圆。在伯希和教授的演讲中我们也可以领会到这一点。伯希和教授说:“秦代的艺术,是在周朝艺术上的再次延伸,即一种周朝纹饰的棱角到了秦代都变成了圆形的奇特倾向。”
这种秦代的艺术手段,在山西东北部浑源发现的一批铜器上也有所体现。如今,这些铜器被万奈克氏收藏。事实上,在这些铜器的大部分上显示出的,是一种秦朝艺术特有的装饰,这种装饰也被证明是当时秦朝的特色花纹——花团锦簇型,但是上文所说的非对称性在这里表现得较浅。另一方面,这些出土铜器的器端,或者是器旁所装饰的全雕式的动物,已经超出了秦朝艺术的常规法则。维及尼尔氏对此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看见的,也许是秦朝到汉初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艺术法则,即两种时期的法则都包含在内,却都不明显。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被保存在这些文物上,不但没有削减这些艺术品的美观,相反地还增加了人们对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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