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时期：远东艺术的起源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谈及远东的文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古老。其中，占量颇多的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燧石箭头和石棒。这种发现并不局限于一个区域，新石器和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能够扩展至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例如，甘肃、河南、陕西等。在新石器时代的后一个时期，被称为仰韶时期。远东在这一历程中产出的彩陶，可以与爱琴海地区的制陶艺术相媲美。从事实和整体来看，仰韶时期的河南陶器和同期的甘肃陶器，各有各的风采和突出特点。

谈及远东的文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古老。这种印象在我们心中深深地扎根，即使后来的远东文明古老一说被否认也无法被磨灭。这种说法经过一系列的考古和数次的推翻、肯定，也得以确立。

对远东文明进行考察，要提及的人物首先是基督教神父桑志华和德日进。他在黄河大转折处河套的鄂尔多斯地区进行考古的时候，发现了一系列关于远东文明的秘密。在发掘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器具，类似于法国莫斯特及奥里格纳斯旧石器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占量颇多的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燧石箭头和石棒。这些器具的外形和奥里格纳斯式及莫斯特式的器具相近。但相似并不代表相同，仅以文物外形的相似点，并不能判断它们来自同一种文明。想要准确地确认中国旧石器归属的年代，我们必须依靠最科学的地质学方法。这些被发掘出来的石器，大多数都盖着一层厚厚的黄土，黄土深浅不一，最深的地方能够达到43—75码（1码=0.9144米）。一层黄土一层沙，一层沙来一阵风，这些深浅不一的黄土，必须经过几千年的沉淀才能达到这样的厚度。黄土存在几千年，器具就存在几千年。由此我们可以明了，远东的文明是如何的古老，他们的手工制品也是多么的拥有历史的标志性。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陶瓶，仰韶型

□陶罐上菱形格子纹的史前期装饰，仰韶型

旧石器时代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新石器和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两种文化的标志性，拥有一层最天然的间隔，那就是自然的黄土层全部形成期的间隔。1920年，安特生教授发现了历史的这一份奥秘。这种发现并不局限于一个区域，新石器和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能够扩展至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例如，甘肃、河南、陕西等。他发现的区域虽广，却也有突出的吸引人的地方，即甘肃的齐家坪和河南的仰韶县。甘肃的齐家坪，是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的一个较为突出的地点。在齐家坪，我们发掘出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例如，这些灰色或略微发红的素陶罐，它们的外形特征具有新石器时代的鲜明特点。陶罐的双耳格外突出，线条流畅，风格雄健。罐身有一些纹饰，但这些纹饰并不繁杂，大多只是用指甲或者简单工具划出的痕迹，是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

如果没有实际的经验，你的双眼就缺乏对这样富有远东文明色彩的文物的辨识度。可能你只会觉得这是一种做工粗糙、简陋的物品，它们和欧洲新石器时代的普通器皿无丝毫的差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宏大的文化背景，足以赋予这看似简陋的器皿足够重要的历史意义。简单不繁杂，是大气；简略不精致，是豪放。远东的器皿呈现出的是原材料本身的特质，这种特质拥有大自然赋予的力量和浑朴，所以，若当我们能感受到发掘出的器皿的遒劲之风，也就能体会到远东审美永恒的优点。

在新石器时代的后一个时期，被称为仰韶时期。这个时期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彩陶现世。彩陶的出现并没有经过漫长的历程，而是以一鸣惊人的迅速发展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杰作。远东在这一历程中产出的彩陶，可以与爱琴海地区的制陶艺术相媲美。甘肃和河南两个地方都挖出了很多彩陶的标本。

安特生教授对彩陶颇有研究，他指出，仰韶时期的陶罐，特别是甘肃出土的土陶，有很突出的特征。它们都呈瓢状或者葫芦状，弧度向下隆起。罐身多以暗红或者暗棕的浅色作为打底，上面覆盖着黑色或者棕色的纹饰。这样的彩陶外形，会让我们第一秒联想到篮筐类的物品，但再仔细观察和品味，就会感受到一种别具一格、出人意料的优美风格。有些陶罐周身的花纹是螺旋纹，纹理卷舒环绕，线条流畅如波涛般起伏，充满着生命的张力，极为赏心悦目。陶罐上那些扇贝形条纹、长刻痕、直条纹、绳状纹或是“蛇皮纹”，组合交缠，明快可喜。这些纹理，具有伟大的艺术特色，稍加遐想便让我们激动。要特别说明的是螺旋纹在陶罐上若隐若现，向上延伸，韵律感在延伸过程中产生，自由奔放之势也随之而来，这一点和爱琴海陶器上的水纹有相似点。

同时期（确切来说是仰韶时期）在河南出土的陶器，和甘肃出土的陶器略有不同。河南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不是螺旋纹，而是一种向上延伸、扬起的单一刻画线条，像编织物一样。河南出土的陶器花纹也有更加复杂的型式：白色条纹掺杂着红色或黑色条纹，构成一些奇特的椭圆形的纹饰，这类纹饰可能代表着一种子安贝；眼睛样式的花纹周围有着长长的睫毛，并且用花纹表示出眼睛散发出的光芒；还有在亚洲地区反复出现的“蝴蝶形”三角图案，这种图案相互联结，联结之处往往有一块突起，这是一个特点。

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些装饰主题都不断出现，可以判定是来自同一个世系，即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文明。在上文提及的仰韶时期，河南出土的陶器上有一种外形酷似贝壳并且带着光芒的长尖形编篮式纹饰。这种陶器和亚阿斯卡巴德附近安瑙的陶器，还有基辅附近特利波热的陶器十分相似。对于陶器之间相似的关系，各人有各自的想法。从事实和整体来看，仰韶时期的河南陶器和同期的甘肃陶器，各有各的风采和突出特点。河南陶器劲健有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了其特色；甘肃陶器纹饰壮丽，工艺别具风格。美各有特色，也有相同之处。河南的陶器和甘肃的陶器的质地都十分细致，色彩也丰富多样。以一件有着棕色格子纹的暗红陶罐为例，仅仅是陶罐本身的色调搭配就足够让人为之倾倒。色彩搭配的和谐并不是每一件文物都能处理得十分妥当。我们再来看一只陶碗，表面看似没有活泼的花色，但动人和出其不意之处竟在碗底。碗底带有双道的红边，红边以垂钩的花型作为构成基调，淡淡的色彩，浅浅的勾画，将中世纪的淡雅优美之风表现得十分清透。但这样拥有线条美的陶碗很少出现，在这一件陶碗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除此之外，其他的陶器上，还有别样的几何图形装饰，这些装饰无一例外十分精致。这件陶器是石灰质的长条，长条上或红或黑的菱形拼接图案、梳子形的条痕、柳叶形的长条花纹，和其他的一些花样，一次又一次地形成协调的色彩变化装饰。这种协调意义重大，正是一种文明发展到其顶点时的特征。

你若将其视为一种巧合，就会发现在河南仰韶发掘出的这一批文物中，除了和这些复合的协调色彩相似的陶罐外，还有一些素陶。这些素陶的外形和彩陶不同，素陶的外形与下一时代的古铜器更为接近。这批被挖掘出来的素陶，有的外形像鼎和鬲（这是中国古典艺术中的一种三足陶器），有的表面纹理像某些铜器上可见的一种类似席子的条痕花纹。到这个时期，彩陶逐渐衰败，这以甘肃的马厂遗址为代表。彩陶的衰败有特定的特点，陶器两耳的大小逐渐萎缩，器身的纹理和花样虽仍有丰富的装饰作用，前期陶器的扇贝形波纹和条纹花样虽仍然存在，但在其顶峰时期存在的、绮丽的螺旋纹则慢慢消失。一种事物的衰败，必定伴随着另一种事物的兴起。在同一地域，甘肃的辛店遗址出现了一种崭新的装饰型式。在这种新的装饰型式中，仰韶文化早期的卷螺纹和后期的拥有生命力的条纹，甚至那些被我们感叹称赞的细致的菱形和柳叶图案，都已渐渐消失。在这一时期，陶罐是宽耳长身的，其颈部覆盖着少许强劲有力、轻快明显的线条；瓶身覆盖希腊式的回纹，但这些回纹稍稍分散，并没有狄庇伦陶器上的回纹那样紧密。在这一时期陶器上的装饰线条中，艺术家们放弃了前期作品流畅的曲线和复杂的花形，相反地，他们用一些笔直或者断开的线条来作为替代。这些直截了当的线条装饰，是为了更好地突出陶器本身的特色。但在这一时期的条纹装饰有个例外——一种暗示着“野山羊角”的新题材出现了。这种题材所用的线条，大多是夸张且弯曲的线条，它们均衡地分布在陶身之上。

这批彩陶是受原始文化影响的最后一批彩陶，因为在下一个时代，即以甘肃这个文化遗址命名的寺窪[1]时期，安特生在这个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陶身无一点装饰的素陶。这个时期，陶器已经悄悄地被其他的一些器具取代，这种特定的器具就是铜器。

值得一提的是在辛店出土的陶器。这些陶器上的装饰有一些高度传神的动物形象：马、鸟和人形纹。这些装饰和希腊狄庇伦型风格的装饰有类似之处，也和苏萨第二个文化遗址——“苏萨Ⅱ型”的装饰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在甘肃省的沙井发掘出的一批陶罐上，也拥有这样的装饰纹。这些装饰纹和之前在辛店出土的陶器相比，就相当优美了，可以直接被列为装饰的题材。安特生氏就以此印出了传统式的鸟禽行列纹，这些行列纹十分古典，可以与“苏萨Ⅰ型”及“苏萨Ⅱ型”陶器上的成列水鸟相媲美。

在研究中国史前期艺术时，我们往往会产生两个问题：中国史前期艺术和西亚及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艺术是否有关系？中国史前期艺术和中国有史时期的艺术关系如何？我可以立刻并肯定地说，现在，我们无法对任何一个问题给予肯定且准确的回答。即使我们能够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安瑙、苏萨，尤其特利波热同一时期的艺术之间有不可言说的联系，也不见得就能做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事实上，这种无法肯定是十分明智的决断。在本书第一卷“近东与中东的文明”中曾表明，公元前5000—前3000年之间，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都风靡一种以彩陶为特征的文明。对这一点的猜想，最终被赫兹菲尔德教授发现并证实。1927—1928年间，他在达玛干、波塞波利斯及波斯高原和其他的一些地点进行发掘时，还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值得被关注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归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这种文明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铜器使用的痕迹，这就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我们的推测。此类文明的存在，必然是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过渡的产物。由此看来，回看每个似乎是独立的史前文明，必然是由一系列过渡文化连接在一起的，每个时期的文明都不会被孤立，只是我们暂时没有找到连接前后文明的过渡期文明。

根据这些发现，我们可以了解波塞波利斯和达玛干的装饰主题（几何图案、大角羊、野山羊、祈祷人物等）能够和“苏萨Ⅰ型”及“苏萨Ⅱ型”的题材联系起来。在年代上，前者为先。但是年代并没有成为文化延续的阻碍，所以我们也不能够随意做出“新石器晚期文化拥有连续性”这一结论。文化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两个文化之间的相似存在着偶然性和互相影响的因素，不是相似的文化，也不必找出其中的从属性，可能两个相似的文化仅仅是独立的个体。所以，为了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我们不妨承认两种文化之间彼此独立。但两种文化都在一个普遍的文化领域和大环境下产生，所以二者有了共同之处，这个观念则更为合理。因此，在有更确切的消息之前，这个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我们看来，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在布莱克对北京人头盖骨进行研究之后，将为这一独立性添加更加科学的论据。在研究河南及甘肃的新石器时代人种时，从对头盖骨的分析来看，该人种在外表上已经是中国人了。

以上内容都是在探讨第一个问题，并得出了结论。此时我们就有资格讨论第二个问题：中国史前艺术与中国有史时期艺术有什么关系？要讨论这个问题，必定要牵扯到全部的年代学。对于牵扯范围如此大的研究问题，我们没有可靠的资料作为解答。安特生教授的假设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他假设齐家坪文化产生于约公元前3500年，仰韶文化产生于约前3000年，辛店文化产生于约前2500年，但这一假设是单独按照苏萨的年代推算而来的，并不十分准确。一方面这种纪年法的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偏差，如今已经被修正，所以更加无法作为依据；另一方面，如果采用了苏萨的纪年法推算，就相当于认为苏萨和史前期中国这两种类似的文化是同时刻发生的，但这两种文化是否同时发生，还未被证实。所以，我们不妨将这种年代问题留在以后考虑，对于中国的古陶文化和古铜器文化之间的过渡，以及两者间存在的亲缘关系，我们还要继续展开研究——二者之间的过渡环节十分重要。这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判断，来自古代陶器和仰韶及辛店的陶器之间相似的形状和装饰图案。但仅凭相似的外观，我们无法确定它们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亲缘关系，这也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的地方。

中国史前时期：远东艺术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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