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加尔底亚：文明的渊源和联系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他以两地区的语言为线索，认真追溯其各自的语系，从而印证了这两地的亲缘关系。根据李维的研究，加尔底亚古国的苏马连人所使用的语汇，和南亚及大洋洲的语言有诸多类似之处。他从种种证据中发现，印度的原始民族蒙达人所说的语言就属于后一系统。除了李维的主张外，近年来还有许多学者发现并重视印度河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关系。

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们遍览近东与远东地区的文明发展轨迹，见识到许多灿烂瑰丽的文化遗迹。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曾提及印度河流域的史前期文明。它最早可以追溯到青铜—石器期，也就是铜器时代，以及后面的铜器与石器并存的时代。在印度，人们发现有两处存有遗迹的地方，分别是旁遮普省内的哈拉帕地区和信德省内的摩亨焦·达罗地区。根据学者的研究推断，这两处地方的文明约从公元前4000年末或公元前3000年初开始。随着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在摩亨焦·达罗地区发现有三座古城遗址，它们呈上下重叠状态。对于这些遗迹具体的所属年代，印度考古调查团团长马歇尔爵士设想：第一个古城遗迹约为公元前3300年，第二个约为公元前3000年，第三个约为公元前2700年。

参考《印度考古调查报告》中的内容，这两处遗址都有着极为坚固的地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盘散沙，而是有组织、有行动力的，能够过好城市生活。他们会饲养家畜，生产棉织品，能够制作铜质的器皿，利用铜质工具和燧石所作的武器。那些古朴美丽的陶器，同样出自这些居民的手中，比如，红底黑色花纹的陶器和上釉的蓝白色彩陶。在与他们有关的种种遗迹中，最惹人好奇的是那数以百计的印章，有的是石头材质，有的是象牙材质，有的是陶土材质，还有的是骨质和其他材料制成。在这些印章上，有的刻有动物图像，有的则刻有近似于象形文字的图画字。其中的兽类题材线条优美，让我们想到了迦勒底文明中的圆筒式印章。

此处的印章明显保有自身特色，它上面刻画的字体和动物都与本土有关。比如那些仅为印度所特有的动物，瘤牛、象、虎和犀牛等。从这些细节处足以看出，摩亨焦·达罗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新石器时代文明有类似之处，而且，二者无法避免地会有所接触。但是，这些类似之处和互相接触，不能否定摩亨焦·达罗文明的本土性质。这两种文明之间的微妙关系，可归类为某种亲缘关系，就像是两个地区的种族所存在的亲缘。这一假说仍未得到验证，长时间以来只是毫无根据地将迦勒底和摩亨焦·达罗两地扯在一起。一直到李维的理论出现在大众视野内，人们才开始相信这个说法。他以两地区的语言为线索，认真追溯其各自的语系，从而印证了这两地的亲缘关系。根据李维的研究，加尔底亚古国的苏马连人所使用的语汇，和南亚及大洋洲的语言有诸多类似之处。他从种种证据中发现，印度的原始民族蒙达人所说的语言就属于后一系统。同时，李维大胆提出，这一支使用普兹卢斯基氏语系的蒙达人，就是印度河—恒河流域居民们的先祖。

除了李维的主张外，近年来还有许多学者发现并重视印度河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关系。在这两个地区所发掘出的遗迹，都能证明这种关系。比如，斯坦因和哈格列弗在俾路支和塞伊斯坦所发现的瓶子，上面刻着几何图案和树叶形状。他们提到这种瓶子不仅与摩亨焦·达罗的彩瓶相类似，也与安瑙和苏萨文明中的陶器相似。这些发现和细节十分重要，都是我们在第一卷内容中所提到过的。1928年，赫兹菲尔德教授在波斯的法尔斯省内发现了石刻遗迹。其具体地点是撒耳浦尔·夷·左哈布地区，位于夸玛玛西尼区的库兰贡和夸斯尔·夷点西林附近。赫兹菲尔德教授所发掘出的石刻中，有一幅最为著名的刻画苏马连人形象的浮雕作品，其主题是国王与侍从向一对神祇礼拜。马歇尔爵士曾经提出，历史上出现过以摩亨焦·达罗为代表的文明的黄金时代。赫兹菲尔德认为，这座浮雕作品便产生于那个黄金时代，即公元前3000年。经过数位考古学家和学者们的研究，苏马连人所在的世界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在我们所讨论的地理空间上，这二者已经不再只是彼此独立无关的两点，而且中间的鸿沟在逐渐被填满。

苏马连语系和澳—亚语系之间的联系，在摩亨焦·达罗所发掘出的铜质雕像中也能得到证明。这具精美的塑像刻画了一个裸体舞女的形象，整体风格古朴典雅，兼具动作姿态的生动与流畅。根据开恩研究所著述的《1927年印度考古年鉴》，该铜像的种种特点都与美拉尼亚艺术相类似。不仅如此，还有不少遗迹作品能证明，摩亨焦·达罗的动物雕刻与雅利安派，即孔雀王朝的雕刻作品有一些相似之处。最早的实例，当是公元前3世纪开始建造的阿育王石柱柱头上的作品。其具体位置在萨拉纳特地区，即鹿野苑所在地。我们仔细观察，就能看到鹿野苑石柱的柱头上雕刻着印度特有的动物，如瘤牛、象等。与其风格类似的作品，还有公元前1世纪的桑奇大塔石门上的动物雕像。评论家们常把这两者与摩亨焦·达罗的兽类雕刻相比较，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遥远且微妙的联系。论及此处，我们应联想到前面提到的印章。其所表现出的印度古典艺术风格，在处理动物形象时，采用了极其雄浑且柔和的自然主义手法，这是一个主要且明显的优点。

同样地，在鹿野苑遗址也发掘出了一个异兽雕刻。它的材质以雪花石为主，整体的造型奇特，既有羊的特征又有牛的特征，还有大象的特征。在这处遗址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个精致的陶质猴子坐像，可以将其看作是印度动物雕刻艺术的展品之一。从阿育王石柱柱头开始，一直到摩婆里补罗城的战车式建筑结束，凝结着印度人民智慧和汗水的动物雕刻艺术一直存在着。马歇尔爵士喜好收藏古物，曾经复制过红色陶质的水牛像和陶质的猛犬像。这两具小陶像体现了印度艺术的另一个特色，即作品中有力的综合结构。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们会提到桑奇雕刻作品中的林莽生活主题，这种题材也已经出现在摩亨焦·达罗的印章文物中。比如，我们能在印章上看到这样的场景：猎人在树上潜伏着，蹑手蹑脚地跟踪一只猛虎，而这只猎物仿佛察觉到什么而转过头来；或者有一头犀牛正在攻击两个土著人。

如果学者们根据现有证据所做的年代推断是正确的，那么，印度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时间与孔雀王朝的距离，至少有15个世纪之久。虽然二者之间的连接环节似乎消失了，但彼此仍有联系。我们在此处观察到的刻印技艺，一定是在雅利安人到来后失传的，因为，那个时期的印度河流域所存在的都市文明都已覆灭。在印度生活的雅利安人所创作的最早作品，是用象牙或者木头雕刻的小作品。因为时空条件所限，人们没有能找到这些遗迹。在一段时间内，印度人都是将作品雕刻在象牙或木头上的。所以，当他们能够从希腊人的艺术中学习到石刻技艺，就代表着这种艺术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基于这样的事实和猜想，我们不禁会有一个疑问。此处的情形，是否与爱琴海地区文明发展的过程类似呢？印欧民族入侵古希腊之后，覆灭了当地人从前的文化，而后才产生了新的包罗万象的希腊文明。

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地出土的古物，其所属年代有确凿存在且可考证的依据。最主要的依据是在伊拉克的基什地区所发现的一枚石质印章，现被收藏在巴格达博物馆中，是目录所记载的第1882号。这枚印章主要刻画了一只牛类动物，旁边还有一些前雅利安人所用的象形文字。在雕刻技艺方面，它采用了前雅利安人的凹雕手法。种种细节证明，这枚印章是从印度河流域传入加尔底亚古城的。在巴格达博物馆中，专属于它的标签上记载着所属年代，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说，考古学家是在基什的一个古代堆积物层中发现的这枚印章，其具体年代应在闪族之前的苏马连人时代。但对于这种说法，经验丰富的学者是持怀疑态度的。比如，瓦特林认为，这枚印章之所以在基什的古代堆积物层中，其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它确实一直存在于堆积物层中；第二个原因是它从较近期的堆积物层中滑落到这个位置；第三个原因是它大概是在吾珥第三朝代从印度传入了加尔底亚，年代约为公元前2470—前2360年。

同时，学者费契尔也提出了公正合理的设想。他认为，如果雅利安人的到来使得印度河流域此前存在的文明覆灭，那么，在年代的推断上应当更加慎重。具体来说，最好将“前雅利安文明”的年代或者至少晚期的时代，推后到雅利安人入侵的年代，即接近于公元前千年之初。了解这一观点之后，我们就能明白，印度河流域的前雅利安艺术和古代印度—雅利安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即紧密的亲缘关系。

印度与加尔底亚：文明的渊源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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