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的波斯历史：伊尔汗和帖木儿王朝

回首几个世纪之前的历史画卷，文明演进伴随着政权的更迭，血雨腥风中带有时代辉煌。公元13世纪时，花剌子模王朝统治着几乎全部的伊朗，除了被阿拔斯政权短期管辖的巴格达地区，和伊拉克·伊·阿拉比的小部分地区。这个王朝虽然是由突厥人所建立的，但是在宗教方面信奉伊斯兰教，以伊朗文化为主流。好景不长，花剌子模王朝的统治很快就受到了新势力的剧烈冲击。

公元1220年，蒙古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入侵伊朗。短短几个月之内，突厥人的帝国便被成吉思汗的铁蹄践踏得七零八落。公元1220年和1221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服了外乌浒河地区和东部伊朗地区。虽然，后来的蒙古人也表现出宽厚开明的一面，能够善待波斯人和他们的文化传统。但是在初期，成吉思汗及其军队，仍旧为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其正常生活都处于荒废状态。在史料记载中，这种蛮横的侵略，堪称为伊朗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祸乱之一。幸运的是，这种动乱并未波及伊朗全境，只限于它的东部地区。至于伊朗西南方向的各省，比如，法尔斯和阿拔斯王朝在巴格达的领土，都没有遭到狠戾的践踏。

面对来势汹汹的入侵者，花剌子模王朝的后裔也不甘示弱，想要重振雄风，恢复先辈从伊斯法罕到塔布里兹的王国。最为传奇的人物是扎阑丁·曼格布尔尼，他在公元1224—1231年间，经历了诸多冒险，恢复了旧日王朝的荣耀。这些英勇事迹也被纳萨维撰写成书，记录在《扎阑丁传》中。然而，凭借一己之力来恢复政权，在时代大势面前，无异于螳臂挡车。公元1231年，蒙古人再次入侵并且几乎覆灭了整个波斯，只剩在巴格达地区的阿拔斯政权还残存着。此时大势已定，只待蒙古人最后一击，便可将万里河山收入囊中。公元1258年，巴格达政权走向了命中注定的结局，彻底被强悍的敌人占领。蒙古可汗旭烈兀处死了最后一代哈里发，奉其兄长“大可汗”的命令统辖波斯。随着哈里发政权的灭亡，波斯全境都落入了蒙古人的掌控中。

公元1221年，蒙古人因其凶狠的抢掠，造成了伊朗人的灾难，被称作蛮族。但在公元1258年时，他们已经开始与文明国家接触，比如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波斯。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蒙古人心性已经开化，能够善待被征服的民族。庞大的帝国建立后，统治阶层实行分封制，给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划分了各自的领土。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的弊端也显露出来，诸方势力逐渐开始变成分裂的小国家。公元1227年时，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就在外乌浒河地区和东部土耳其斯坦建立了汗国。不久之后，这个汗国就被突厥文化所感染，改为信奉伊斯兰教。同样的，成吉思汗的后裔旭烈兀，在征服巴格达之后，也效仿先辈在波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根据史料记载，他所建立的伊尔汗王朝存续于公元1256—1336年，以阿塞拜疆的大不里士地区为中心。旭烈兀在位时体恤民众疾苦，用心治理国家，为波斯人民营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在政府机构中，也出现了许多贤明的人才。逝世于公元1291年的犹太首相萨德·埃尔-道拉，和逝世于公元1318年的史学家拉什德·埃尔-定，都是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历数伊朗历代的行政人士，他们都堪称为其中的佼佼者。蒙古帝国建立在刀剑和铁蹄的基础上，但是在征服敌人后，却推行了许多宽容优厚的政策。尤其是在种族和宗教这些敏感问题方面，蒙古政府都给出了接纳包容的态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既与伊尔汗王朝前期的诸位君王们的作为密不可分，又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关。虽然，这个王朝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但是蒙古统治者如旭烈兀（公元1256—1265年在位）、阿巴哈可汗（公元1265—1281年）和阿鲁浑可汗（公元1284—1291年）等都是佛教徒，在精神方面更加倾向于景教。蒙古君主的宽厚态度，可以归因于其祖先的传统，他们大多是虔诚的佛教徒，懂得悲悯宽容。与此同时，蒙古人还需要反击敌对势力，即埃及的马穆禄克政权。所以，他们必须施行友好结盟的政策，与西方的拉丁民族、拜占庭帝国、小亚细亚和阿美尼亚的基督徒们团结起来，取得战略上的优势。为了更好地适应政治环境，此后的蒙古帝国统治者们，也都承袭了这一策略，选择信奉与当地臣民一致的宗教。改奉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们有许多位，比如，加哈赞（公元1295—1304年）和完者都（公元1304—1316年），他们都遵循了先辈们折中宽容的策略。与此同时，他们也更加注重与中国大可汗们的联系。毕竟二者同属于成吉思汗后裔，是族兄与族弟的亲缘关系。因此，伊尔汗王朝时代，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的波斯，首先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艺术方面，这种影响极为突出。

出于种种原因，伊尔汗王朝留下来的遗迹稀少，我们不能随意做出论断。值得注意的，是流传至今的两处坟墓，一是公元1260年，建造在玛拉伽地区的旭烈兀女儿的坟墓，另一处是公元1316年，建造在苏丹尼亚地区的奥加图坟墓。这二者之间的建筑风格存在着极大差异，分别代表着蒙古帝国前期与后期的不同文化习俗。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旭烈兀女儿的坟墓以塔形建筑为主体，上面装饰着细工镶嵌的琉璃瓦。而且有说法称，这座塔的上端还曾建有八角形基座的方尖顶。根据这样的外观样式，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出，设计建筑物的工匠，是仿照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将坟墓造成了巨大的“帐篷”式样。而奥加图墓则是八角形建筑，上面安放着一座圆顶阁。在它的内部装修方面，普遍镶嵌着细工花样的琉璃砖瓦，后人常称其为第一个大规模应用陶瓷装饰的实例。在这座建筑物中，暗含着萨法维王朝宫殿的设计元素。这座奥加图墓建成于成吉思汗王室的最强盛时代，它的纪念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

论及蒙古时代建筑物水平的最高峰，便要越过前面所说的两座古老坟墓，且必须提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这座精美的建筑物位于瓦拉明地区，在德黑兰和拉伊的南面。它建成于公元1322年，是旭烈兀所统治的伊尔汗王朝末期。后来到了帖木儿时代，它又经历了一次大型的修缮。这座建筑物能够恰到好处地展示出波斯文化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变迁与延续。建筑物的整体风格都以简洁瑰丽为主，巍峨的圆顶反射着纯净的光芒，它的中心处伸张着一个华美的玫瑰花形状的装饰图案，其做工与镶嵌技术极其精巧细致。我们还能注意到许多细节：如同蜂巢形状的尖圆拱，其穹隆是由砖块建造而成的；大走廊上有美丽的钟乳石装修设计；寺内面向入口处，有尖顶壁龛的朝向台“密赫拉布”；穹隆的花网一般的装饰物建造在小饰带上，同时还能看到绚丽多姿的“库法式[4]”花体字。最后我们绕到建筑物正面，就能看到一个精美别致的壁面，是以深蓝色和浅蓝色为主的彩瓷。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个壁面不久后可能就会消失不见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横向比较。具体来说，是将这座建筑物的墁壁装饰与哈马丹的清真寺正面和拜堂的装饰设计相对照，可以得出更多深刻的见解，有利于考古学的发展与进步。

关于绘画方面的遗迹，伊尔汗王朝所保留下来的文物资料十分丰富。应当承认的是，对那一时期波斯造成主要影响的当属中国文化。这一根深蒂固的影响从蒙古人当政开始时，就已经在萌芽发展中。事实上，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巴格达画派，在公元13世纪的伊拉克地区便已发展至较高水平。而到了蒙古人统治下的外乌浒河中心地区，这个画派的作品仍然存在。比如，在此地发掘的属于察合台时代，即公元1310年的手写本文物，它的主人是拉什德·埃尔-定，现在被收藏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和爱丁堡大学图书馆中。在这本文物中有两幅精美的小型细密画，都出自穆罕默德·伊本·马慕德之手。其中一幅画的主题是马背上的哈姆扎和阿里，另一幅画的主题则是先知穆罕默德率军攻打巴努·纳地尔城的场景。这两幅作品都继承了13世纪伟大的阿拔斯画派的传统，其风格雄健有力且端庄生动，其人物则体现出阿拉伯人形象的典型特点。画作中的战马是外乌浒河地区的高大马匹，与矮小的蒙古马完全不同。

关于这些作品，我们能在阿诺德爵士和阿道夫·格罗曼氏所写的、出版于1929年的图版《伊斯兰经》中找到复制品，大多集中在第36至41页。还是在这本书中，我们能在第42至47页找到哈利里为《玛夸玛特》所画的插画作品的复制品。原作于公元1334年完成，现在被收藏在维也纳国立图书馆。我们仔细翻看这本书，就能从中找到其整体的绘画风格，而且得出它与前面提到的细密画复制品有相似之处的结论。公元14世纪时，在巴格达派的作品中，依然有赛姆族人的典型形象和拜占庭文明的风格特色。现在被爱丁堡大学收藏的《摩西传》中，也有具有阿拔斯画派风格的作品。该抄本中的许多绘画题材都带有中国画的技法，比如“菩提树”（即智慧之树）和“印度群山及其居民”。有一幅德里所作的作品，主要表现了苏丹阿拉·埃尔-定的宫廷图景。在这幅作品中，苏丹和首相的神态都被充分描绘出来，体现出阿拔斯画派笔下赛姆族人的特有风格。而在他们对面坐着的年轻人，已经是中国人的典型形象了。

□蒙哥大可汗及其嫔妃，拉什德·埃尔-定抄本中插画

在这本手写本文物中，还能看到描绘战争场面的作品，比如《摩诃婆陀罗史诗》。这一幅作品具有明显的中国—蒙古特色，堪称为个中典范。还有由维未尔氏收藏的《列王纪》一书中的小型插画，也混杂了诸多文化的特色。这部书同样是在外乌浒河地区发掘出来的，应属于公元第14世纪的前25年中，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察合台在位时期。翻开这本书的其中一页，就能发现上面画着一个骑马的人，他独立于山地旷达的背景之中。我们能看出那马匹又高又瘦，是索格地安那种马；那位骑马的人从侧脸来看，具有明显的阿拉伯—波斯人的特点。再看细节处，那些稳重端庄而且气质非凡的装饰，那过于强调技巧却略显生硬的笔法，使画作整体少了一些秀美优雅的风格，这些细节都显示出种种与阿拔斯画派有关的痕迹。在这幅画的右上角，则用中国画的笔法描绘出了中国人的典型形象。

论及中国—蒙古文化对波斯文化的影响，我们能举出更加直接而且确凿的例证。它就是拉什德·埃尔-定的抄本，现在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学者布罗舍氏对这部著名的抄本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本书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1310—1315年前后，即历史学家拉什德·埃尔-定还在世时期。除此之外，布罗舍氏还认为这本书是作者在大不里士城中抄写并作图的。在这本著名文物中，我们能看到诸多以成吉思汗家族为主题的画作，比如，窝阔台大可汗接见使臣的场景，蒙哥大可汗与其嫔妃的图像，托雷可汗的九个儿子的肖像等。这些画作中充满了中国艺术的风格，反映出当时人物的真实情况。这些画像是为君王所作，所以画者需要谨守规矩，遵循远东艺术的表现法则，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整体画卷中刻画的人物是典型的蒙古人形象，而采用的绘画技法，则全部都是中国式样。综合而言，我们能从中看出伊尔汗王朝时期，画家们对出身本源的中国传统作风的遵循，这甚至成为了经久不变的爱好与习惯。

在《伊斯兰经》中，阿诺德爵士复制了穆伊奇所著《诗集》内的描绘苏丹桑加尔宫廷的插图。这本《诗集》被发掘后，就收藏在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而这幅被特意复制的插图以中国—蒙古型的人物为主题，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带有同样元素的作品，还有收藏家马尔托氏遗赠卢浮宫收藏的画作，即公元14世纪前25年时期的《列王纪》插画。其中有一幅骑兵冲锋图，以忽必烈战争中的实际图景为题材。其场景之恢宏、细节之动人，尤其是在骑兵的刻画上，可以与日本住吉庆恩所画的《平家物语》相媲美。从这一时期往后，中国文化的元素和波斯本土文化的元素逐渐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和谐共存的境界。前文中所提到的拉什德·埃尔-定抄本就是最为直观的例证，尤其是那幅旭烈兀围攻巴格达的插画作品。

公元1335年，旭烈兀王朝即伊尔汗王朝灭亡。看似是普通平常的政权更迭，但这场血雨腥风背后的实际力量，却是来自兴起的封建主阶级。自此以后，波斯开始四分五裂，出现了许多地方性的小朝廷。比如，蒙古人在巴格达地区建立的加拉伊里王朝，于公元1336年至1441年存在；阿拉伯—波斯人在伊斯法罕和法尔斯地区建立的穆扎法里王朝，存续于公元1313—1393年；阿富汗人在科拉桑境内赫拉特地区建立的卡尔特王朝，又称为库尔特王朝，存续于公元1245—1383年间。以上三个地方性政权，在历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尤其是穆扎法里王朝，这个王朝有两位注重倡导文化发展、庇护诗人学者的君主，分别是沙-舍亚（公元1357—1384年）和曼苏尔王（公元1387—1393年）。他们都为伟大的波斯诗人哈菲兹（公元1320—1389年）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因此而闻名于世。公元14世纪末期，由伊尔汗王朝分裂出的地方性政权，逐渐被另一股强大的势力所剿灭。领导这股势力的人来自突厥，名叫帖木儿，或称为塔木兰。

公元1336年，帖木儿出生在外乌浒河地区的一个与成吉思汗王室有亲属关系的家族中。仿佛是天生的王者一般，帖木儿当政初年便明确了奋斗目标。他决心驱逐察合台王朝的蒙古可汗，并将本土的竞争者尽数消灭，最终自立为王统治一国。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此时的波斯被诸多地方性政权所瓜分，犹如一盘散沙。公元1369年，帖木儿即位为外乌浒河地区的国君。他下令以撒马尔罕为首都，之后又率领军队迅速夺取波斯。为了继续扩大领土版图，帖木儿将战火引向伊朗，并如人所料取得了节节胜利。公元1383年，他占领了科拉桑，灭亡了卡尔特王朝；公元1393年，他占领了法尔斯，灭亡了穆扎法里王朝；同年，他又占领了巴格达，灭亡了剩余的加拉伊里王朝。自此，伊朗的全部领土都被收入了帖木儿囊中。

在统一波斯和伊朗之后，帖木儿又将目光转向了周边国家，如俄罗斯和印度等。公元1396年，他一路所向披靡深入莫斯科；公元1398年，他占领德里后继续攻打小亚细亚；公元1402年，他在安拉哥地区与奥托曼帝国军队对战，并击败了苏丹拜雅齐。这位英勇无敌的王者，所到之处皆是血流成河。空气中充斥着胜利的欢呼声，但同时伴随着无数人民痛苦的挣扎与呻吟。征伐为百姓带来了颠沛流离的苦难，还有残忍的屠杀与劫掠。这些罪恶在历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可以与蒙古人征服伊朗的种种暴行相提并论。在帖木儿时代的伊斯兰教徒眼中，此类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尽管帖木儿本人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但是，他在野心驱使下征讨波斯、俄罗斯、印度和小亚细亚等地区，都是在对其他的伊斯兰教徒宣战。客观来说，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在帖木儿的政治作为方面，这种矛盾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是一名凶悍霸道的战士之外，他也是一个开明仁厚的君主，对于艺术家、学者和诗人都格外宽容对待。有这样一则传说，在帖木儿率军攻陷设剌子时，他微笑着释放了著名诗人哈菲兹。在外乌浒河地区，这位君王更是满腔赤诚，全心致力于研究各种和平的技艺。我们可以细数他曾征服的城市，有设剌子、巴格达、德里和大马士革等，都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除了扩张领土之外，帖木儿也从这些城市的艺术文化中汲取灵感，来装饰他的王都和陵墓。尤其是这座名为“古尔·阿弥尔”的陵墓，精美绝伦、别具匠心，在后世人眼中堪称为奇迹般的存在。

公元1405年，帖木儿叱咤四方的一生画上句号。他去世后，一众儿子们争夺王位，国家一度陷入混乱。幸好第四子沙·鲁克得到全家族的拥戴继承王位，结束了之前的纷争。新即位的君王建都于赫拉特，在公元1405—1445年间一直统治着波斯和外乌浒河地区。根据史料记载，沙·鲁克是帖木儿朝最伟大的一位君王。他具备一个仁君的全部品质，不仅宽厚驭下而且爱好和平，同时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沙场作战。不管是学者、诗人还是艺术家，在这位君王眼中都是值得庇护的人才。他在王都修建了一座大型图书馆，还将诸多人才招揽到赫拉特，尽其所能推动国家的文化事业发展。与此同时，沙·鲁克的儿子乌鲁·贝格在父亲的引导下，也成为一个开明包容的贤明君主。乌鲁·贝格曾经担任外乌浒河地区的总督，在公元1447—1449年继承王位。他在位时实施了许多效仿父亲的政策，比如，大力赞助天文学研究。除了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外，乌鲁·贝格还醉心于文学，是一名杰出的诗人。他将撒马尔罕地区的宫廷，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可以与先王的赫拉特相比。这一时期文化事业高度发展，被赞誉为“帖木儿朝文艺复兴”。

严格来说，公元15世纪的美术和文学活动，大多是集中在赫拉特和撒马尔罕两座城市中进行的，并且进入了最高潮阶段。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既具有波斯艺术的风格，又受到中国文化影响。这种兼具二者特色并巧妙融合的特点，我们将在后面提到。在文学艺术方面，波斯文学迎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在诸多伟大作品的启发和熏陶下，突厥人也用察合台地区的语言——外乌浒河地区特有的突厥方言，留下了精彩的文学著作。在乌鲁·贝格逝世之后，帖木儿王朝相继迎来了两位君王，分别是阿布·赛义德（公元1452—1469年）和胡塞因·拜夸拉（公元1469—1506年）。他们在15世纪后半叶即位，仍旧定都赫拉特，也延续了先辈倡导文化事业发展的传统。虽然王朝的文化艺术繁荣昌盛，但是这两位君王的政治势力却有所削弱，只能统治东部伊朗的范围。此时的波斯西部已经落入土库曼族的手中，即被夸拉—科雍鲁和阿克—科雍鲁两个部落所控制。阿布·赛义德在位时曾经试图收复失去的波斯领土，但是他却力有未逮丧生于战场上。胡塞因·拜夸拉在位时，索性放弃了收复失地的念头，只安于现状统治着伊朗东部。这位性格谨慎的君王在人才任命方面独具慧眼，选择了米尔·阿里·希尔·纳瓦里（公元1440—1501年）作为大臣。阿里·希尔不仅是伟大的突厥诗人，而且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和道德家，还被赞誉为“帖木儿文艺复兴”时代用察合台语写作的最伟大作家。同时，他也是个宽仁敦厚、慷慨积极的人，在上任后与君王齐心协力招揽人才，想要把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都吸引到都城赫拉特。其中包括诗人杰米、史学家米尔·克完德（？—公元1498年）和克完德米尔。克完德米尔是米尔·克完德的孙子，祖孙二人都是杰出的史学家。在阿里·希尔的请求与支持下，米尔·克完德顺利写完了波斯通史著作《劳达特·埃尔-萨法》。也是在这位大臣的悉心庇护下，克完德米尔能够完成他的第一部著作《哈比布·埃尔-希雅尔》。而且，帖木儿家族在印度的统治者——巴卑尔和胡马雍也做出了贡献，他们接纳克完德米尔到宫廷中完成写作事业，一直持续到这位学者逝世之前。胡赛因·拜夸拉作为一个贤明君主，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优厚待遇。比如，画家毕在德和书法家马什哈德就受到了他的庇护。

对于帖木儿王朝来说，公元1500—1501年是一段在兵荒马乱中失去往日荣耀的晦暗时光。末代君王巴卑尔与他的前辈相比，在军事政治方面的才能逊色不少。他遇到了强劲对手舍伊巴尼之后，力不能敌，只得逃遁至印度，后建立了蒙兀儿帝国。作为成吉思汗王族的后裔，舍伊巴尼一直统治着蒙古。在他从巴卑尔手中夺取了外乌浒河地区与东部伊朗之后，建立了新的乌兹别克政权。公元1500—1599年，舍伊巴尼及其后裔一直统治着乌兹别克帝国，并且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为首都。这个王朝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却是以突厥式文化为主的，在察合台语文学和绘画方面，始终保持着帖木儿王朝的旧时传统。在这期间，外乌浒河地区的文化事业一直昌盛发展，一直到布哈拉的舍伊巴尼王朝被其他突厥政权所取代才开始衰微。

弄清帖木儿王朝的发展脉络之后，我们再来欣赏那时的艺术作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都城撒马尔罕发掘出的遗迹，比如纪念帖木儿姐妹（？—公元1371年）的清真寺、沙-金达（公元1392—1434年）清真寺和帖木儿陵墓“古尔·阿弥尔”。这两类建筑物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大量采用了釉瓦装饰。此种现象既与现实因素有关，又与中亚突厥部落的审美特点有关。在现实层面，外乌浒河地区不产石材，工匠们可以选用的材料只剩砖瓦。突厥部落的人们以五彩氍毹[5]为奢侈品，喜欢精心设计建筑物上的陶瓷装饰，尤其偏好添加如毡毯一般的绚烂效果。这两种因素互相交杂，影响了帖木儿姐妹的清真寺和沙-金达清真寺这一类纪念性质的建筑物的装饰风格。具体来说，建筑本身只是承接琉璃镶嵌细工装饰的基础而已。上面所镶嵌的花饰主要以宝蓝色调为主，与那些淡红色的砖块交相呼应，整体看来十分和谐。

“古尔·阿弥尔”即帖木儿陵墓，建于公元1484年。其主体是一个八角形建筑，内部有一个十字形的殿堂，上面是如同庞大植物球根形状的穹隆。在圆顶外部还装饰着半弯筒形的弯肋，是用琉璃瓦拼接而成的。在圆顶下面的穹隆上还装饰着一圈琉璃瓦，上面有精美的“库法式”字体花雕。在这里要感谢维俄莱氏和勒·布里克氏赠予的照片，让我们能更加清晰地了解“古尔·阿弥尔”。

在波斯西部地区，帖木儿王朝（公元1369—1500年）之后是短期的土尔库曼黑羊王朝（公元1500—1600年）。公元1437—1468年，君主杰汗·沙下令在大不里士地区修建了蓝色清真寺。这座建筑物与帖木儿时代的建筑物有密切的联系，同样镶嵌着精美的彩瓷装饰品。狄厄弗拉伊氏和萨尔氏曾对此给出细致描述，“这些装饰品色彩繁多，从苍白色变幻到深蓝色，其色调也有暗绿、茶褐色和黑色等。有时候还会出现特别的图案，比如金色的错综花纹。”

在波斯绘画的发展史上，曾有诸多被赞誉为“伟大”的时代。对于伊朗和外乌浒河地区来说，这样的伟大时代一定与帖木儿王朝和舍伊巴尼王朝有关。在这两个政权存在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赫拉特和撒马尔罕地区发掘出的画作中，能看出中国与阿拔斯王朝绘画风格互相影响，共同融合在波斯文化之中。严格来说，是波斯绘画艺术同化了前两者。

事实上，这种混合中国元素和伊朗元素的绘画作品还有许多。比如，在科拉桑地区发掘出的，属于公元15世纪后半叶的绘画作品。曾经有一段时间，格劳布氏珍藏过这些作品。但后来几经辗转，文物被收藏在波士顿博物馆和维未尔氏族手中。在这些文物中，中国与伊朗的绘画艺术没有融合在一起，而是作为两种并存的潮流表现出来。一块原本绘有明代风格的花鸟图案的中国丝绢，后来添上了一对伊朗恋人的形象，即喀斯鲁王和希琳。最为奇特之处在于，他们俩穿着波斯的服装，却长着中国人的脸型。所以后世的评论家们也陷入了迷惑，不清楚究竟是波斯画家用中国绘画技巧作画，还是中国艺术家用波斯技法作画。在巴黎“装饰博物馆”里收藏着的，由克瓦朱·基尔曼尼所作的一部手写本中的一幅小型细密画，也具有类似的交杂中国和伊朗两种风格的特点。这幅画的创作年代约为公元1430年，是赫拉特派中的精品。其主题是胡美观赏中国皇帝的宫廷，以美丽芬芳的花园为背景。我们仔细观察，能看出画师在表现人物和花卉的美感时，混杂了中国明代绘画和波斯绘画的技法，兼具秀丽和优雅的特色。康奈尔氏曾评价道：“画中的人物似乎也变成了花朵，他们就在这绚丽的花丛和芬芳的气息中自然而然地盛开着。”有学者认为，这幅画可能是纪雅斯·埃尔-定·卡利尔所作的。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随着外乌浒河地区的使节团出使中国。在前后三次的访问中，他完全有机会研究明代绘画的风格与技法，并且将其表现在笔下的画作中。

□《穆罕默德启示录》插图，赫拉特派，公元1436年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式的绘画题材与伊朗式的绘画主题也能相互结合，如《穆罕默德启示录》中的插图。这本书是由沙·鲁克在公元1436年创作的，现在被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整本书用察合台地区的突厥方言和回纥字体写成，所配的插画都是在赫拉特地区所作。在这些珍贵的插画中，有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比如，那在中国“芝云”式云端旁的天使形象，和那半人半马的“埃尔-布拉克”，都有着中国风格的鲜艳圆脸和斜睨眼神；而先知及其弟子们的脸型则更加瘦长，带有阿拉伯—波斯人的风格。就画作所表现的气氛来说，整体显示出一种神秘且热诚的情感。在帖木儿时代，中国与伊朗元素相结合的这类作品自成一派，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就拿这幅画中的各种形象来说，足以使人们联想到安哲里科修士的天国幻象。在那些拥有纯洁心灵的人们眼中，天堂这一概念的内涵更为广阔。因此，可以将赫拉特派的天使形象与费亚索勒笔下的天使相并列。

在那个文化事业高度发展的时代，也出现了许多纯伊朗风格的画作。比如，在克瓦朱·基尔曼尼手写本中所配有的细密画插画，现在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中。约公元1396年，即帖木儿还在位时，朱内德·那夸什·埃尔-苏丹尼在巴格达创作了这些插画。在他的画中，还有宫廷生活的场景，比如嫔妃生活的后宫，画中有着欢乐活跃的气氛，就像是一座鸟房一样。这生动地体现出毕在德画派对于同类图景的处理手法。在插画中我们能看到一幅两位骑士决斗的画面。他们跳下马来准备清算相互之间的纠纷，周围的背景是一片幽静美丽的森林。这样凄美的背景让人联想到其他画家笔下的风景，如法国15世纪的小型画家们，以及戈佐利和安哲里科所表现出的林木背景。在克瓦朱·基尔曼尼手写本中，还有几幅从另一角度表现宫廷景色的小幅细密画。那些在帖木儿时代悠闲生活的伊朗贵族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回味无穷。除此之外，还有一幅特别的绘画，表现了在恋人楼台下的骑着马的风流人物，和在树丛中阳台上出现的女性形象。在这些人物形象周围，还有一群鸟儿飞过。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画作中的恋人都被认为是巴拉姆·古尔王及其情妇，或者是喀斯鲁王和希琳。在这些作品中，波斯小型画所具有的精致、空灵、秀丽和带着淡漠的美感，已经初具雏形。对比之下，两页《列王纪》的插画却有更为雄健的笔致，以及富有活力的动作描写。它们原来是舒尔兹氏的藏品，后来一幅被马丁氏收藏，另一幅保存于莱比锡美术工艺馆中。前者表现了卢斯塔姆在一片树荫下安眠，而他的坐骑马拉克什正在独自与狮子抗衡，试图将它赶走；后者则表现了卢斯塔姆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场景。

公元15世纪时，帖木儿王朝的赫拉特派和马尔罕派是波斯绘画艺术的主流。但是与此同时，早期属于巴格达画派的阿拔斯王朝艺术家们的风格也在流传着。这二者都值得我们关注，不能忽视其中任何一种。就巴格达画派的艺术元素来说，我们能在维未尔氏收藏的一页插画中找到不少。这幅插画主要表现了一个可爱的女人，她躺在繁花盛开的花园里的一棵大树下，还有许多侍女环绕在她身边。从型式和技法层面来说，仿佛是采用了意大利绘画的风格。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维未尔氏还收藏了一幅“pieta”图，似乎与这幅图风格类似，引人遐想。

事实上，在对帖木儿王朝的绘画艺术进行简单描述时，我们暂时忽略了一个人物没有提及，他就是那一时期最伟大最著名的画师——卡美尔·埃尔-定·毕在德。站在绘画艺术研究者的角度，他个人不仅连接着帖木儿时代及其后来的萨法维时代，更加代表着那个辉煌时代的终结。毕在德的笔，将旧的赫拉特派绘画艺术体现得淋漓尽致，堪称登峰造极。后来的西部波斯各个派别的画师们也尊称他为创始人。简单来说，他的一只手结束了旧时代，另一只手开启了新时代，这正是毕在德最伟大之处。

公元1440年，毕在德出生于赫拉特。他师从大不里士的画家皮尔·赛义德·阿玛德，一生经历了两个王朝的更迭，幸运地得到当权者的庇护。公元1469—1506年，毕在德一直居住在赫拉特，受到了帖木儿末代君王胡赛因·拜夸拉的供养和大臣阿里·希尔·纳瓦里的庇护。后来，在帖木儿王朝衰亡后，他又开始依附于萨法维王朝的新任君王，到大不里士的宫廷中生活。

毕在德一生所创作的作品数量繁多，其中属于“帖木儿时代”的作品亦有不少。我们先从那一时期的两幅画作入手，逐渐阐述这位伟大画家对艺术发展的杰出贡献。首先提及的这两幅画作，都是苏丹胡赛因·拜夸拉的肖像。其中之一被F.R.马丁氏所收藏，是一幅在绿色底子上所创作的未完成的插画。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波斯艺术中看到一幅真正意义上的肖像画。对于那一时期的亚洲来说，只有中国人和日本人才懂得，如何细致地研究一个人的身体特征和内心活动，最终将其音容笑貌都生动地表现在纸上。我们将毕在德的这幅作品与前一时期其他画家的作品相比，可以说中间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如果打个比方，就像是法国中世纪祈祷书中的装饰画，与孚开氏或者克卢埃氏的肖像画之间的距离一样。

毕在德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许多，比如约公元1467年创作的《扎法尔·纳玛》即胜利书中的插画。这本书现在收藏于波士顿博物馆，是由沙拉夫·埃尔-定·阿里·雅兹地所写的一部帖木儿史书。毕在德为其创作的插图，从不同场景和角度表现了这位帝王的生活。有的是帖木儿坐在王位上的场景，有的是宫廷中臣子们觐见的场面，有的是战场上突击要塞的情景，有的是帝王率领骑兵征伐进攻的场景，还有的是工匠们奉命修建寺院的场景。这一幅幅不同主题的作品，让我们全方位地领略帖木儿在担当不同身份时的表现。要知道他不仅是一个执政者、一个叱咤沙场的军中统帅、一个治理四方的征服者，还是一个倡导艺术文化发展的明君。作为一名画师，想要精准写实地表现帖木儿的全部生活，无疑需要极其精湛的技艺。毕在德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将一代帝王的生活用细致的笔触刻画出来，不仅合乎历史，还赋予了这些画面生动的美感。那种与平民一般无二的生活气息，瞬间就拉近了人民与帖木儿的距离。这种内心不自觉产生的亲切感，真是令人惊叹！公元1404年，帖木儿逝世；公元1467年，毕在德创作了这些精美的插画。这两个时间节点前后距离并不遥远，意味着帖木儿王朝诸位君主那堪称史诗般的战绩还萦绕在人们心间。这一点看似普通平常，却也能作为影响毕在德创作的重要因素。更加令人惊叹的是，这位伟大画家不仅是书本彩饰家、书法家，还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身上有着像乔托一样的鲜明个性。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不仅传承前人精华，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改革与创新的元素。

公元1487年，毕在德为萨狄的手写版诗集《布斯坦》（花园）创作了插图，该诗集现收藏于开罗皇家图书馆中。为了与诗集内容相配，毕在德仔细描绘了宴会场面和清真寺的内部景象。在他的作品中，每个人物的动作神态和心理活动都被精准地刻画出来。随意截取画上的一处细节，都能被称为是小型的杰作。除了擅长描绘人物形象外，毕在德对动物如马匹和骆驼的刻画技艺也十分精湛。在后世的鉴赏家眼中，他是蒙古时代与赵孟水平相当的画马高手。能佐证这一观点的画作有许多，我们在此处提起的是最为著名的两幅作品。其中之一是吃草的牝马图，另外一幅，则是被收藏在波士顿博物馆中的那部手抄本上的骑兵进击图。萨基西安氏又推断出，现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中的“卡姆萨”手写本中的几页插图，也是出自于毕在德之手的佳作。这部书由尼扎米氏在约公元1442年写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在其配套的插画作品中，有一幅表现了阿拉伯人骑着骆驼作战的情景。不管是对动物和人物的刻画，还是就整体风格而言，它都可以与毕在德所画的骑兵进击图相媲美。

在大英博物馆中，还收藏有另一部“卡姆萨”的手写本，与前文中提到的是两种不同的版本。马丁氏认为这本书中的插图仍然是毕在德所作，而米吉昂氏和萨基西安氏都持相反意见。他们推断，有些作品是出自与毕在德同时代的赫拉特人夸西姆·阿里之手，其余则都是阿伽·米拉克所作。而在我们看来，其中有些作品确实是毕在德创作的，可以在库奈尔氏的画册中欣赏到，比如亚历山大、希腊七圣者，和扮作亚历山大的苏丹胡赛因·拜夸拉等人物形象。在苏联的列宁格勒图书馆中，还收藏有“卡姆萨”一书的复印本。其中也有几幅同一流派的细密画，值得我们仔细认真研究。萨尔教授曾经复制过一幅图画，上面描绘了苏丹玛吉能和莱拉置身于动物之间的场面。在一片风景之中，人与动物和谐共处，整体风格显得纯洁而且温柔，具有圣方济传说一样的迷人色彩。最后，还有些评论家认为，由杜西特氏和科克林氏所收藏的两幅被俘君王图也是出自毕在德之手。马丁氏对其中一幅也给出了评断，认为作品中画的是土库曼白羊王朝的末代帝王，于公元1502年死于萨法维朝君王手中。

在阐述萨法维王朝的历史之前，我们必须提到东部伊朗地区舍伊巴尼王朝的艺术作品。取代帖木儿王朝之后，这个政权于公元1500—1599年间一直统治着外乌浒河地区，并且推行了许多鼓励艺术文化发展的政策。舍伊巴尼王朝的开创者是穆罕默德·舍伊巴尼，他于公元1500—1509年间在位，其继任者库克宽吉于公元1510—1530年间在位。这两位君王都对美术家和诗人宽厚优待，给予庇护和支持。有种说法认为，在舍伊巴尼王朝的统治之下，外乌浒河地区的文化事业停滞不前，因此才使得艺术的荣光全部被萨法维朝治下的波斯所占据。我们必须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完全与事实相违背。这两个王朝的艺术作品并非完全割裂，不是非此即彼、不能共存的关系，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如果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巴拉姆·古尔王猎野驴的画作为例证。公元1526或1527年，米尔·阿里·希尔·纳瓦里在赫拉特写成诗集《地完》，现在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君王猎野驴图，就是从这本书中复制的。在这本书问世时，赫拉特已经不再隶属于外乌浒河地区的舍伊巴尼王朝，而是属于波斯地区的萨法维王朝。如果不澄清这一点，那么这部作品可以算作是两个不同王朝的产物。在后来的萨法维王朝，我们也能见到许多与波斯画风格类似的美术作品。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一幅苏丹桑加尔与老妇的图画。它是马慕德和穆罕默德在布哈拉地区为舍伊巴尼王朝的阿布德·埃尔-阿吉兹所绘，出现在公元1545年的尼扎米手写本上，现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这幅作品描绘了在一片茂密的树林中，花朵绽放芬芳，尊贵的苏丹桑加尔就坐在马背上。他勒住缰绳，驻足听取一位老妇人的申诉。画面中的树木与花朵绚烂缤纷，整体显示出迷人的色彩。再看那些表现人物和马匹的优美线条，以及用写实笔法刻画的苏丹和老妇人的精致面貌，都让人想到画家克卢埃的风格。从各个方面看来，这幅画都能与波斯西部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

论述完帖木儿时期的美术作品之后，我们将目光放到文学领域。不管是在波斯还是伊朗，那一时期的文坛都有令人赞叹的领军人物出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两位，是波斯诗人哈菲兹和杰米。公元1320年，哈菲兹出生于设剌子，长期生活在穆扎法里王朝的统治之下。幸运的是，有几位君王因为爱惜他的才学而对其多加庇护。公元1369年，这位伟大诗人去世，那时的设剌子已经臣服于帖木儿。后人称他为“波斯的阿纳克利温”，认为他是波斯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

波斯古典诗词仿若一个珍贵的宝库，不仅为哈菲兹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乐趣与享受，还启发他产生更多美妙的灵感。在诗歌中，哈菲兹能尽情地赞扬设剌子的美丽，用华美的辞藻来形容滋养这块土地的卢克纳巴德河，和装饰着这座城市的木撒拉散步场。他用温柔的口吻诉说着那花园的美好：“夜将要结束了，这时，我被玫瑰的芳香吸引着来到花园里。像一只夜莺一样，我在寻找能够抚平我心扉燥热的香膏。在那暗影之中，有一朵玫瑰花在寂静闪耀着，它的红色像是拿薄纱遮住的灯火。我就静静地，凝视着它的面庞。”除了对自然景色的赞美外，哈菲兹还热衷于歌颂设剌子的女人和孩子们。他为这些人奉上了最美妙的句子：“玫瑰之所以是可爱的，因为我心爱的人是可爱的……看那花园中的草地，那温柔吹过的清风，如果它们不是为了我心爱的人，那像郁金香一样美好的面颊而存在，对我来说，它们又有什么恩惠呢？我心爱之人的芳唇和身材，如果不被亲吻和爱抚，也就像是一无所有。”

在哈菲兹的诗歌中，没有阿玛尔·开阳笔下的悲观主义，不会借用爱和酒来掩盖悲伤的眼泪；也没有萨狄笔下那充满着神秘主义的爱恋，不会在诗行中夹杂着虚无的感觉。我们所读到的句段，仿佛一首无限甜蜜的歌，在轻轻吟唱着人们在月光之下的爱恋。花园中，夜莺出没，地上铺满了茉莉、水仙、白头翁、郁金香和玫瑰花的地毯。每个人都能在这诗句中看到自己的爱恋，自己那如诗一般的情感：“在黑暗的夜色中，我想要拿回我的心，从你那发束的羁绊里解脱出来。但我感受到你面颊的厮磨，和口唇的吮吸。我把你紧紧抱在胸前，感觉到你的长发如同火焰一般包围着我。我把自己的唇压在你的嘴唇之上，将整个灵魂和心都奉献给你。”总体来说，哈菲兹给人的感受就像他在文中自述的那样：“享乐、青春，在玫瑰花丛中歌唱。啊，哈菲兹，这就是你的命运。就像一个使者，除了负责传达消息外，没有别的使命。”

公元1414年，帖木儿时代的另一位伟大诗人杰米降生在赫拉特附近地区。在他有生之年，曾经受到胡赛因·拜夸拉的庇护和宠爱。公元1492年，杰米在赫拉特城中去世。在评论家眼中，他是波斯最后一位古典派诗人。在杰米的诗歌中，歌颂了诸多早期作家所写的人物，比如，尤索夫和佐来卡，玛吉能和莱拉，以及伊斯坎达尔即亚历山大大帝的历险事迹。在帖木儿王朝的全盛时代，波斯文学的灵魂也忠于它古老且伟大的传统。虽然，王朝的诸位君主都是突厥人，却在这方面格外包容接纳，容许波斯文学对其历史的延续。到了萨法维王朝时期，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