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绘画的繁盛和传承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塞尔柱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波斯绘画也迎来了它的繁盛时代。整体来说，公元13世纪的波斯，绘画不仅存在于拉伊地区的陶瓷制品如碗、瓶和瓷砖上，还存在于艺术家们的手写本里。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波斯绘画，拥有久远且未曾断绝的历史传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具体来说，在伊朗的土地上，早期的波斯绘画与公元8世纪的摩尼教书中的插画，以及后来的小型细密画，这三者之间的表现形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塞尔柱王朝和花剌子模王朝，波斯绘画也迎来了它的繁盛时代。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仿佛宇宙中的明星一般大放异彩。

公元12和13世纪时，拉伊地区的陶瓷开始广泛应用釉面装饰，并将这种技术不断提升到新水平。绘制或雕刻花饰的技术也开始发展起来。以现收藏在卢浮宫、出土于拉伊地区，约属于公元13世纪的土陶杯为例，我们能够观察到此种器皿的诸多特质。在那乳白色的杯底上面，是精心设计的绚丽多彩的金属釉面，随着光线的不同，散发出不同程度的光彩。在陶杯的人物图案上，有精巧别致的圆滚滚的面孔，正是伊朗早期小型细密画所流行的典型形象。阿诺德爵士曾经在他所写的《伊斯兰经》中，复制过类似的细密画人物形象，可以说与拉伊陶瓷文物上的人物形象别无二致。在此之后，人像不仅作为装饰主题出现也开始作为固定组成部分，存在于陶瓷图画的各种场景中，比如朝觐、狩猎、打马球的骑士和豪华宴会等。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们，不仅醉心于人物画，还将精力放在动物画的艺术发展方面。众所周知，马是骑士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动物画中必不可缺少的主题。除了马之外，艺术家们还画狮子、熊、骆驼、水牛、麋鹿、兔子和鸟类，大多以写实风格为主。整体来说，公元13世纪的波斯，绘画不仅存在于拉伊地区的陶瓷制品如碗、瓶和瓷砖上，还存在于艺术家们的手写本里。而精美的细密插画，则跃然于那一张张纤薄的纸上。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波斯绘画，拥有久远且未曾断绝的历史传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具体来说，在伊朗的土地上，早期的波斯绘画与公元8世纪的摩尼教书中的插画，以及后来的小型细密画，这三者之间的表现形式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摩尼教是玛兹德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体，由波斯人摩尼在公元第3世纪中叶即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创建。公元214年，摩尼出生在息太封。他所创立教派与统治者思想不同，一直被巴拉姆王一世视为异端。公元275年，摩尼殉教去世。现在的所有伊斯兰教徒都认为，摩尼是一个有名望的画家，比如，菲尔道希就称他为“画家摩尼”。他们将摩尼教经书典籍中的插图推举为最深入人心的宣传教义的方式。真正验证这一假说的是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领导的考察团在中国新疆地区的发现。他们打破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的限制，到达了现在中国新疆的腹地，戈壁大沙漠的中心，找到了古时回纥帝国的所在地吐鲁番。

□拉伊出土陶杯，13世纪

回纥政权由突厥人创建，存续于公元760—840年期间，举国上下信奉摩尼教。两位学者在考察地发掘出大量壁画和有插图的手写本，这些文物现今被收藏在柏林民俗博物馆中。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比如，回纥王公、公主，男女施主和摩尼教僧人。这些图画的题记是用突厥族的回纥文写成，绘画风格却与伊朗绘画形式相似。花卉题材和程式化的簇叶装饰已经渐具雏形，类似于蒙古人统治时代波斯细密画的初级形态。在人物形象方面，这些绘画作品也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在新疆发掘出的文物中，有时会有圆滚滚的年轻面孔，与公元14世纪时，波斯细密画作品中出现的人物类似。当然，文物上的人物装饰，有时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回纥王公的肖像，他的面孔虽然也有中亚式的丰满，但更为显著的是其面部呈卵形且带有胡须的特色。这使人联想到的是萨马拉地区的壁画遗迹，或者公元13世纪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绘画作品，而不是帖木儿时代的细密画。

事实上，这种形象相似的情况，能在各种作品中看到，所以，在学者们的眼中并不稀奇。比如，赫兹菲尔德教授在萨马拉地区发掘的壁画作品，与勒·考克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摩尼教—回纥僧侣和施主的绘画作品，二者刚好处于同一个时代；斯坦因爵士在和阗附近的丹丹乌里克地区，发现的伊朗—佛教壁画，和萨马拉地区的阿拔斯王朝的壁画作品，都属于公元8世纪；颇有萨珊王朝艺术风格的丹丹乌里克“执金刚”像，和后面我们将要讲到的，阿拔斯王朝巴格达派细密画上的人物图像，也有近似之处；斯坦因在其作品《古代和阗》中所复制的丹丹乌里克的木格中，骑着马和骆驼的人物，也与阿拔斯王朝的一些细密画作品中的类似，特别是与舍斐氏所收藏的手写本中的插画相像；格伦威德尔和勒·考克在库东附近克孜尔地区发现了“画家洞”和“海马洞”，其中所藏的骑士或侍者像看上去风度翩翩，令人联想到波斯绘画中的那些人物模特和作画技巧，甚至是在作品中寄托的艺术理想。

在巴米延地区发掘，属于公元第5世纪的，曾被戈达尔夫人复制的萨珊王朝壁画上的骑士人像，也与波斯古典小型细密画中的绅士图像，颇有相似之处。二者都具有优美的线条和生动的处理手法。萨珊王朝的壁画作品，与波斯细密画之间的联系，就像是紧密牢固的锁链一般。在克孜尔“画家洞”中留下了自己肖像的那位画家，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伊朗艺术家。虽然年代久远，但是这些画作蕴含的意义却历久弥新。

我们上面所说的伊朗，特指一直崇奉着佛教和摩尼教的外伊朗。在历史上，他们挣脱了萨珊王朝的统治，也没有信奉伊斯兰教。反观在哈里发统治下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朗，它所流传下来的第一个伟大画派，与公元12、13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绘画相同，严格来说都属于阿拔斯派。我们必须承认这一派别的作品，其神韵更具有阿拉伯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特色，反而与波斯文明没有太多相似之处。我们查阅阿诺德爵士所著的《伊斯兰教的绘画》一书，能从中看到拜占庭绘画对这个画派的影响。比如，其中的人物大多如赛姆族人一般，有着突出的鹰钩鼻、和蔼可亲的椭圆脸，以及气势威武的连鬓胡须。那充满运动感的动作，生机勃发的姿势，平添一股粗犷的精神。这些人物形象并没有波斯文明中人像的温文尔雅的气质，也没有华丽秀美的神态。他们的神情，都如拜占庭画像上的人物一样，冷漠严峻，显得端庄严肃，但是没有传教士一样的刻板姿态。在布局方面，这些画作充满了大胆奔放和推陈出新的特色，仿佛乔托派的绘画风格。

阿拔斯画派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我们在此处先列举三位，他们分别是阿布德·阿拉·伊本—法德尔、一位无名画师和瓦西特的雅亚·伊本-马穆德。如今被马丁氏所收藏的《戴奥斯柯利蒂斯药物学》一书中的插画，就是阿布德·阿拉·伊本—法德尔于公元1222年所画的。约公元1230年，无名画师曾经为埃尔-哈利里所著的《玛夸玛特》绘制插图。这本珍贵的书籍，现在收藏在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内。公元1237年，瓦西特的雅亚·伊本-马穆德也为《玛夸玛特》的另一种手写本绘制了插图。它被称为舍斐氏本，现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种手写版《玛夸玛特》中，我们需要注意几组人群的图像。在著名画师的笔下，他们的形象都很有生动活泼的感觉。不管是略显夸张的强烈表情，还是活泼可爱的模仿动作，都显示出画师们表达人物个性的强大能力。这些特色和风格，在波斯小型细密画中，都没有深刻地被体现出来。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舍斐氏本插图中的骆驼商队和结婚场面。在这些热闹的场景中，有一群骑着马或骡子的人，他们边扛着旗帜边往前走。而画师对于这些动物和人群的刻画，具有浓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在后世人的眼中，瓦西特的雅亚·伊本-马穆德及后来的模仿者们创造了阿拉伯骆驼的典型形象。与之意义同样重大的是，亚述的雕刻家们创作了狮子的典型形象，桑奇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象的典型形象。我们仔细看这些流传久远的阿拉伯骆驼形象，就能发现它们那风趣且文雅的气质。无论是作为驮运物品的劳力，还是作为富人逗趣解闷的宠物，或是在战争中奔跑的坐骑，画师笔下的骆驼，都同样富有生命力。

我们暂时无法得知阿拔斯画派第四位艺术家的姓名，只能推断出他生活在公元13世纪初期。巴地·埃尔-扎曼·埃尔-贾扎里所写的Treatise on Automata中的插画，便是出自这位无名画师之手。其中被维未尔氏收藏的一页插图中，有一个拿着杯子的人，其形象与上文提到的丹丹乌里克绘画中的人物有所类似。维未尔氏收藏的另一幅画作，是一幅表现深切哀痛的伊斯兰教Pieta图。场景与圣母玛利亚悲戚地抱着耶稣尸体类似，主要描绘了一个女子昏倒在老人臂弯中，旁边有三个神态悲伤的侍从。

公元13世纪，植根于阿拉伯—波斯文化的巴格达画派达到顶峰，进入它最辉煌的时代。即使在蒙古人统治的公元14世纪，这个强大的画派依然坚韧地存在。论及其代表作品，我们能够在阿诺德爵士最近出版的《伊斯兰教绘画》和《伊斯兰教经》两本书中看到。这两本著作资料详实，插图与文字内容衔接得当，读起来堪称是一种精神享受。虽然这一画派流传至今的作品较少，但我们仍能从有限的图画中看出，阿拉伯英才们在图画艺术方面具有超凡脱俗的表现能力。在阿拉伯民族的土地上，这种能力却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真是令人扼腕叹息。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由于对古兰经的禁止和阻隔才导致的。实际上，真实情况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严苛。究其根本原因，是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猜疑。当伊朗处于蒙古人所建立政权的统治下，以及萨法维王朝统治时期，穆斯林的绘画艺术都无法得到充分发展。

阿拔斯画派又称为巴格达画派，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拜占庭艺术的影响。如果将目光转移到同一时期的伊朗东部，我们会发现另一个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艺术流派。在君士坦丁堡的伊尔底兹图书馆内，萨基希安氏见到了一部由科拉桑人毕德培所写的《寓言集》，其成书年代约为公元12世纪的塞尔柱王朝时期。他发现在这本书的插图中，对于动物形象的刻画，并不区分明暗部分，而且，比较注重淡色渲染，有很强烈的写实风格。这种表现手法，与中国画中常用的技法类似，而且让人联想到阿契美尼德—萨珊王朝文明中，充满自然主义风格的动物画作品。科克林氏对这一点曾发表看法，他说：“当时的波斯绘画还没有完全找到适合于自身的发展道路，也没有确定统一的艺术风格。但是，在汲取了外国元素之后，这一个绘画流派就迅速建立起统一且牢固的艺术风格。”

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我们正面对着一座属于公元13世纪的塞尔柱王朝时代的薄浮雕文物。我们就可以根据科克林氏对波斯绘画的评论，推断出那一时代伊朗雕刻艺术发展的趋势。萨尔教授指出，这些在卢姆地区发掘出的文物碎片，现今被收藏在科尼亚博物馆中。它们上面刻画着形形色色的形象，比如，能够举起地球的长着双翼的神灵、能够一边奔驰着，一边将狮子和龙劈为两半的勇猛骑士，和那追逐羚羊的长着双翅的狮子……这些雕塑形象很快让人联想到，前面我们曾提到的萨珊王朝的浮雕作品，或者，萨珊王朝的织造品与金饰品。这些文物碎片，证实古代波斯装饰主题继续顽强生存，广泛流传在突厥人统治之下的土地上。这样类似的证明还有很多，比如塞尔柱王朝时期，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建筑物中波斯艺术的痕迹。在希萨里亚、尼格德、西瓦斯等的建筑中，有着狮头形状的承溜口[3]，和用犬、马、鸭的头部或者人头鸟身的形象来装饰的石头拱门。这些从细节处体现出的艺术元素，都属于波斯文明。

波斯绘画的繁盛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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