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转型与调整：平衡与新机遇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国家开始认识到完全由市场制度来组织经济和社会可能存在的问题，因而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着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与环境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会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中国仍未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总而言之，中国的国家治理在21世纪初的调整表明，国家希望“在这个国家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和它被忽视的社会主义过去之间恢复一种平衡”。

面对市场化转型带来的这些社会和环境代价以及日渐增长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调整其治理模式。从根本上讲，这一调整表明国家希望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及环境保护之间寻找一种均衡，既要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但又不能过度迷信市场，而要采取行动来消弭市场经济运作必然会伴随各种负面影响——加强国家对市场和企业的监管，并由国家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在2003年10月召开的第十六届党代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尽管20世纪80年代就被提出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继续被提及，但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思路——“科学发展观”开始得到表述。在十六届党代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2006年10月举行的第十六届党代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7年的党代会明确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这些都表明，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国家开始调整其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Leonard，2008，48—49；王绍光，2007）。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标志着国家开始认识到完全由市场制度来组织经济和社会可能存在的问题，因而对国家治理方式进行调整，着手解决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与环境问题。在2005年末中共中央给国务院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计划”的指导意见中，执政党明确要求给予社会公正更多的关注，确保所有人民都能够从改革和发展中受益（王绍光，2007）。这是经济改革以来经济增长首次不再被当成是五年计划中压倒一切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更广泛的发展目标，中国领导人将其定义为，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同时‘将人放在第一位’（以人为本）”（Leonard，2008，49）。另外，借鉴了福利国家的经验，国家承诺将20%的资金用于养老金、失业补助、健康保险、产假和教育（Leonard，2008，49）。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开始告别原来的那种只有经济政策而没有社会政策的政策思路，重建中国的社会政策体系（王绍光，2007）。同时，国家开始启动雄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目标是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差距（Leonard，2008，50）。此外，国家也开始加强环境监管以及食品与药品监管，例如2008年将国家环保局升格成为国家环保部，并重组了食品与药品监管机构。2008年1月1日，尽管企业的反对意见很多，但是，中国终于开始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图5　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1995—2008）

来源：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features／index／downloads.cfm
（摘自2008年3月28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会回到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恰恰相反，国家将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继续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裕。一方面，尽管已经经过了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根据传统基金会的评估，图5展示了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该指数满分为100分，分值越高，经济自由度越高。2008年，中国的分值只有52.8，2007年为51.8，2006年为53.4。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发展在各个领域是不均衡的。尽管市场体制已在农业、工业以及部分服务业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仍然有少数部门在不同程度上是国有垄断的，特别是银行、保险、铁路、电信等。另外，商品市场比起要素市场开放程度更高。在要素市场，虽然劳动力的使用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但是金融和资本市场仍然缺乏竞争性（Wang，2004）。这意味着，中国仍未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尽管经济持续增长了30年，中国已是经济总量居于全球前列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庞大，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比较低。因此，继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仍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不过，中国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以社会和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越来越明显地，进入21世纪，在继续完善和深化市场经济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国家将开始对经济增长成果进行再分配、向公民提供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等。这一转型对“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发展的‘平面世界’哲学提出了直接的挑战”（Leonard，2008，50）。“十一五”计划很好地体现了对于平衡的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都得到了同等的强调和重视。应该承认，这是一个正确而且明智的选择。即使为了使得国家能够承担起它在福利方面的社会责任，也必须确保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剩余，如此才有条件将稀缺的资源从生产性用途（投资）转移到福利性用途（Wilensky＆Lebeaux，1958）。总而言之，中国的国家治理在21世纪初的调整表明，国家希望“在这个国家蓬勃兴起的市场经济和它被忽视的社会主义过去之间恢复一种平衡”（Leonard，2008，48）。

国家治理转型与调整：平衡与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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