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优化与完善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面对这些问题，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开始在中国萌发。这些在中国消失已久的群体性事件的重新出现意味着，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中受损的利益诉求及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方式已开始凝聚成一股质疑改革合法性的社会力量，从而引起了国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面对这些问题，波兰尼（Polanyi，1957）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开始在中国萌发。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和城市都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其组成人员主要是在市场化浪潮中利益受损的工人和农民。劳动者抗议在没有任何保障和谋生手段的下岗、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的腐败、私营经济中常见的19世纪小说家狄更斯描述过的工作环境，以及国家在减少他们痛苦方面的沉默和不作为（Chang，1998，112—113；Solinger，2004；Weston，2004）。在农村，各种不安定因素也开始出现并在90年代后期有激化的势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90年代，尽管农民收入增长开始放缓，但是地方政府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动机却越来越强（Chang，1998，110—112）。同时，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市房屋拆迁以及农村土地征用都呈现出一种中国版本的“圈地运动”特征，进而激化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矛盾，频频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在中国消失已久的群体性事件的重新出现意味着，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市场化改革中受损的利益诉求及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方式已开始凝聚成一股质疑改革合法性的社会力量，从而引起了国家的高度警惕和重视。

其次，民间NGO的兴起。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大量环保NGO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进入21世纪，其数量仍在逐年增加。据一项统计，全国至少有2 000多个环保NGOs。尽管这些关注环保的社会组织远不能掀起当今西方社会中常见的环境保护运动，他们也积极投身于普及环境知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环境咨询，协助政府制定环境规划，在特定情况下组织起来抗议那些他们认为会损害环境的项目，并且在若干案例中取得了成功（Mol，2006；王绍光，2006）。此外，公民个体对污染的日渐关注也给地方政府施加了不断增加的压力，迫使一些地方政府着手控制和解决环境污染。从1991年到1993年间，地方和省的环保部门每年都会接到大概十三万例居民关于环境方面的投诉（Mol，2006）。在某些地方，针对环境恶化的群体性抗议活动已经开始出现。此外，一些民间NGO开始积极地介入贫困问题，组织人力和资金，帮助城市和农村无人照顾的贫困者。

第三，尽管从总体上看大众传媒以及其他传统媒介面临的约束仍然很多，但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很多报纸、杂志等都被抛入市场谋求生存。为了营利，它们必须报道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同时，新一代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记者开始形成某种社会责任感和职业精神，开始自觉地揭露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社会转型的负面情况。此外，互联网的扩张，特别是以新闻和公共议题为中心的网站的发展，也使得一个基于网络的公共领域开始发展起来，许多社会或公共问题都是借助网络而发展成为更大范围的公共话题，并以很快的速度进行传播。这些结合起来，造就了一个类似于美国进步时代的中国版本的“扒粪运动”。例如，许多腐败案件（例如官员公款旅游、高价烟等）、侵犯权益的事件（例如孙志刚案、黑砖窑事件），以及各种食品、药品安全案件、环境污染案件都是在媒体或者互联网的帮助下被揭露出来，并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

中国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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