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的挑战与解决途径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显著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劳动者缺乏必要的保护、不受约束的企业逐利行为、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在监管流于形式的制度环境下，逐利的企业和商业部门就会发展出强烈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采取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制造和销售劣质甚至问题产品或服务。其中，食品和药品安全凸显为两个最大的问题。最后一个社会问题是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显著的社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劳动者缺乏必要的保护、不受约束的企业逐利行为、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这些问题，各个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多，在此仅提供一个鸟瞰式的回顾。

首先是从90年代开始收入分配出现令人日益不安的不平等上升的趋势。在80年代前半段，由于改革肇始于农村，农村的收入增长快于城市，从而大幅度地缩小了城乡差距，所以，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2下降到1984年的0.26（引自Riskin，1997）。但是1985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开始出现了拐点。从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开始伴随着迅速上升的收入不平等。自90年代中期起，收入分配更是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尽管人口中低收入群体的境况并没有恶化，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要快得多，即富者越富。这就是说，从90年代中期开始，富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最多，而在8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人都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而且，以富人获益最多为特征的收入不平衡的上升主要发生在城市（李实、岳希明，2007）。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跃升至令人不安的0.447（World Bank，2005，9）。根据一项调查，2001年，中国80%的财富集中在少于20%的上层人士手中（Gries＆Rosen，2004）。

此外，收入分配在结构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尤其突出。城乡人均收入的比率，从1995年的2.8上升到了2002年的3.1。这主要是因为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农村的劳动力和城市中的农民工缺乏保护措施（如工会），城乡之间不平等的社会福利体系，以及农民过重的税费负担（李实、岳希明，2007）。另外，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也在上升，从1995年的0.28上升到2002年的0.319，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在90年代后期开始上升。最后，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收入不平衡，而且，1990年以来这种差距急剧扩大。部门之间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1995年比1990年要高40%，而2001年的基尼系数比1995年又高出了34%，比1990年高了86%。当然，其中的收入不平等并非完全来自市场化，有些则是来自国家垄断，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比竞争性行业要快得多（李实、岳希明，2007）。

其次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直到最近的政策转型以前，地方政府都将经济增长置于最高议程。为实现这一目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吸引资本或者企业的政策，它们与资本或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如何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保护工人的权利和利益则被忽略了。在这种背景下，曾经是主人翁的工人在被重新商品化后又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被抛入残酷的“撒旦磨坊”般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而且到90年代后期以后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的，当数那些以亿计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寻找新的机会，但其工作环境、待遇以及其他权益长期以来一直缺乏必要的国家保护。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发端于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也使得曾经生活在国有企业保护网中的产业工人的命运开始逆转，并开始改变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工人及其家属都能够获得可靠的工作保障和福利。但是，1995年之后突然出现的国企工人下岗浪潮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千万计的下岗工人突然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保障以及此前享受的国家福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被迫加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Solinger，2004；Weston，2004）。

第三是逐利的企业可以“自由地”经营，它们的行为几乎不受约束，从而导致企业对家庭和社会利益的侵犯。这最集中地体现在环境污染与食品或药品安全上。改革以来，国家建立了各种市场监管机构（例如环境保护局、工商行政管理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或者将市场监管权限授予现有部门。但是，由于地方政府最高的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它们加强环境管制以及产品质量监管的动力就极其不足。长期以来为地方官员普遍认同的环境观点——“先污染，后治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Ho，2006）。结果是，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被各种日益紧迫的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所困扰。首先，快速的经济增长所伴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急剧地恶化了中国的环境状况（Ho，2006）。其次，在监管流于形式的制度环境下，逐利的企业和商业部门就会发展出强烈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采取各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制造和销售劣质甚至问题产品或服务。所以，尽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但是，它们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其中，食品和药品安全凸显为两个最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社会问题是缺乏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伴随着各种巨大的社会代价，需要国家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不能完全让个人以享受个人自由之名而承担市场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的全部社会后果（马骏，2007）。然而，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早期，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认识不足，也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神话”的认识误区，加之财政压力较大，国家治理未能及时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国家并未加大力度建立一个“以整体的社会政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起必要的社会责任。尽管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这只是一个相对狭隘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包括农村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也不是从一个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体系的角度来考虑的（岳经纶，2008）。另一方面，在90年代后期，尽管市场化的推进需要国家进入一些社会政策领域，例如在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然而，国家却在这一时期选择了退出。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财政投入不断下降（OECD，2007）。其结果，正如王绍光教授（2007）所批评的，我们只有经济政策而没有社会政策。

市场经济的发展既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治理进行改革，也需要国家治理有效地解决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而这需要建立一个既有效率又对公民负责的政府。否则的话，国家不仅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改革以来，不断的政府体制改革的确使得政府运作的理性化程度以及法治化程度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然而，在转型期，腐败问题也开始蔓延。尽管执政党一直持之不懈地严治腐败，但是，即使进入21世纪初，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方面腐败愈演愈烈，屡禁屡升，涉案金额和卷入腐败的高层官员的数量都在上升（Wedeman，2005）。而且，腐败变得更加复杂，也更有破坏性，开始出现组织腐败（Lu，2000）和集体腐败（Gong，2002）等。更糟糕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环境下，腐败开始呈现出官商勾结的特点，这导致很多左派知识分子甚至有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警告要警惕裙带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问题的挑战与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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