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吸纳与国家的适应性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总而言之，无论国家采取的吸纳或者包容性政治策略的激励结构如何复杂，及时将这一新兴利益群体吸纳进现有政治体系表明，国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它能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灵活而且现实地调整国家治理，进而为中国社会的持久繁荣奠定基础。

传统上，国家主要代表五个主要群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Zheng，2004）。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分层开始出现。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和挑战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兴起。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层才开悄悄地出现，即使到90年代中期，这一阶层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也仍不明显。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这一阶层掌握的经济资源变得越来越大。根据一项估计，从不同所有制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来看，在1998年，这一阶层已经掌握了一半的经济份额，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体现在国有制上的国家只占有38%的份额，集体所有制占有其余的12%（Garnaut et al.，2001，19，表2.6）。^[2]

随着私营经济重要性的提升，国家治理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体系内吸纳这些新的社会精英并使他们成为国家治理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而不是将他们排除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之外。事实上，早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浙江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地方，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政治吸纳”的措施（Holbig，2004，258），将这些新型的社会精英吸纳进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或者其他协会和群众组织。此外，许多私营企业主已经是党员或者预备党员（Holbig，2004；Zheng，2004）。在现有政治构架下，参与人大、政协以及其他的政治与群众组织，为这些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表达利益、影响政策制定的渠道。表1展示了在各类政治组织中来自私营经济的代表的人数及其增长。

表1　政治组织中来自私营经济的代表

pagenumber_ebook=156,pagenumber_book=150

来源：Zheng（2004，288）。

1999年，为了使得这些新兴的经济精英确信国家对经济改革以来形成的个人财富的保护，并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激励，国家修改了1982年《宪法》，对个人财富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执政党及时地进行意识形态创新。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影响巨大而且意义深远的“三个代表”理论，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阶层从“无产阶级”拓宽到事实上包括所有中国公民的三大群体，“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使新兴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能够得到表达”（Zheng，2004，291）。2001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允许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的“优秀分子”成为党员，进一步密切了执政党与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的关系（Zheng，2004，269）。这实质上合法化了一些地方已经实施了多年的吸纳性政治措施。总而言之，无论国家采取的吸纳或者包容性政治策略的激励结构如何复杂（Holbig，2004），及时将这一新兴利益群体吸纳进现有政治体系表明，国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它能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灵活而且现实地调整国家治理，进而为中国社会的持久繁荣奠定基础。

政治吸纳与国家的适应性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