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现有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对于包税制的新理论模型的需求

现有的理论解释及其不足:对于包税制的新理论模型的需求

【摘要】:传统的观点对于包税制持有一种非效率的观点。在将包税制看成一种市场形式的征税模式而国家税收行政看成一种等级制的形式后,科塞构建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包税制的兴起和衰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学家虽然看到了行政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表述的理论。这意味着,非常有必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科塞、阿扎伯和纽杰特和莱微的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模型来更加满意地解释包税制的兴起与衰落。

为什么这些国家在近现代的早期会选择包税制的方式来征税?在现有文献中,存在着两种回答。传统的观点对于包税制持有一种非效率的观点。在这些传统的观点看来,国家是因为其他的非效率的考虑而选择包税制这种征税形式的。马克斯·韦伯(Weber,1968)认为,国家对于包税制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官员服从以及统治者、包税商和纳税人之间的相对权力。虽然包税制为统治者提供了收入的可预测性(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包税商都必须付给国家一个固定的租金),但是,包税制并不是一种最有效率的选择。韦贝伯和威尔夫斯基(Webber&Wildavsky,1986)认为,政治文化是决定财政体系一般结构的最重要因素。在市场和个人主义政治文化盛行的国家,运用包税制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因为包税制是等级制的国家行政体系的市场型替代方式。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1969)认为,中世纪后期包税制在欧洲的兴起主要是与国家借债的信用有关,因为包税制可以为国家的借债提供一种担保。这些观点都假设包税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国家之所以选择包税制是因为其他的非效率的因素,例如政治文化或者提供收入的可预测性。但是,这种传统的观点都不能解释:如果包税制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制度,为什么近现代国家在如此长的时期中坚持使用一种没有效率的制度?因为,无论是国家自己征收还是包税商征收,都必须将税收征收起来。如果包税制是没有效率的,那么,即使市场型的政治文化偏好于包税制,它仍然不可能被使用。此外,政治文化模型很难解释为什么包税制在等级制盛行的国家(例如奥斯曼帝国)也被普遍地使用。希克斯(1969)的解释也与某些历史事实不相符合。例如,在法国,只是在包税制出现了几乎两个世纪之后(16世纪60和70年代),它才被用来为政府的借债提供担保(Collins,1995,p.21,50)。换言之,债务担保只是包税制产生后发展出来的一个功能,而不是它产生的原因。

最近的一些研究挑战了这种传统的观点。莱微(Levi,1988)与阿扎伯和纽杰特(Azabou&Nugent,1988)从交易费用理论的角度指出,交易费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财政体系的变量。他们都认为国家最初选择包税制的原因是因为包税制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机制。阿扎伯和纽杰特(1988)更进一步地从合同的角度指出,在包税制的后期,国家行政体系取代包税制的原因是因为运用国家行政体系直接征收税收的交易费用已经降低了。而导致这种交易费用降低的原因有会计程序的发展、税收支付方式的现金化等。在将包税制看成一种市场形式的征税模式而国家税收行政看成一种等级制的形式后,科塞(Kiser,1994)构建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包税制的兴起和衰落。他认为,统治者作为理性选择者会在他们的税收体系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委托代理关系。该理论的中心假设是:当征税的等级制形式涉及的监督成本越高时,国家就越有可能转向包税制。因为在包税制下国家无需支付该种监督成本。一批历史学家在分析了东南亚的包税制之后指出,该地区的包税制是国家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一种联盟,在这种联盟下,国家和商业精英彼此都获得了收益。而国家之所以选择包税制是因为,在前现代时期,国家既没有关于税基的详细信息也没有征税的手段,所以,国家才不得不依赖于拥有这种信息和手段的商业精英,后者愿意在某种价格下向国家提供他们的服务(Butcher&Dick,1993)。很显然,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的是行政能力的发展。

和传统观点相比,这些最近的观点都假设包税制在某一时期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因而,它们都更加能够解释国家对于包税制的选择。但是,这些新观点仍然不能比较满意地解释包税制的兴起与衰落。研究东南亚的历史学家虽然看到了行政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表述的理论。而且,他们都没有仔细分析构成行政能力的因素,以及影响税收领域的行政能力发展的那些因素。此外,他们忽略了包税商的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对于国家的合同选择的影响。莱微(1988)的研究重点不是国家对于收入汲取机制(例如包税制)的选择,而是交易费用、统治者对于未来的贴现率和各个政治群体的讨价还价能力对于国家的收入政策的影响。因此,在这些新的观点中,只有科塞(1994)的委托代理模型和阿扎伯和纽杰特(1988)的交易费用模型是专门分析国家对于包税制的选择的。其中,科塞(1994)的委托代理模型是迄今为止最精致的理论模型。但是,该模型的问题是,由于它将全部的重点放在了代理成本的解决之上,所以,它主要关注于国家对于征税官僚的控制之上,而忽视了关于纳税人的信息成本对于国家的选择的影响。此外,科塞(1994)的代理模型似乎忽视了国家的组织能力发展(或者行政能力发展)对于国家的收入汲取机制的影响。科塞所关注的监督和控制能力毫无疑问是组织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它不是组织能力的全部。组织能力发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个人和团体学习与生产知识的积累。阿扎伯和纽杰特(1988)的交易费用模型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它对委托代理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充分考虑包税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于国家的合同选择的影响。这意味着,非常有必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科塞(1994)、阿扎伯和纽杰特(1988)和莱微(1988)的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模型来更加满意地解释包税制的兴起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