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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显著,共线性不存在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有正向影响

【摘要】:对于每一组模型,我们同时采用了两种统计分析方法: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模型4a、模型5a、模型6a。各模型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而且不存在共线性。此外,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各个模型都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同样地,人均GDP在统计上不显著。理论假设2通过了统计检验。此外,理论假设3也通过了统计检验;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

尽管1996—2008年的数据库存在缺陷,即变量缺乏连续性,但为了充分利用数据,我们对该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5报告了三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这三个模型中,因变量都是治理质量,解释性变量分别是税租比、财政国家Ⅰ和财政国家Ⅱ,控制变量都是人均GDP和政体类型。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用滞后一期的税租比、财政国家Ⅰ、财政国家Ⅱ以及人均GDP来对治理质量进行估计。统计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它们分别能解释治理质量48%、60%和58%的变化。此外,模型不存在共线性。在各个模型中,作为解释性变量的税租比、财政国家Ⅰ、财政国家Ⅱ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而且都对治理质量有着正的影响。同时,控制变量人均GDP和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由于1996—2008年的数据库存在缺陷,在此仅简单报告回归分析的结果。

表5 多元回归分析

注:(1)***p<0.01,**p<0.05,*p<0.1;括号内是标准差数值。
(2)税租比和人均GDP取对数

基于2002—2008年的面板数据,我们进一步分析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其治理质量的影响。表6报告了三组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4(包括模型4a和4b)的解释性变量是税租比,模型5(包括模型5a和5b)的解释性变量是财政国家Ⅰ,模型6(包括模型6a和6b)的解释性变量是财政国家Ⅱ。各个模型的控制变量都是人均GDP和政体类型。对于每一组模型,我们同时采用了两种统计分析方法:(1)根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模型4a、模型5a、模型6a。(2)为了解决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税租比、财政国家Ⅰ、财政国家Ⅱ和人均GDP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然后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结果进行估计,其结果见模型4b、模型5b、模型6b。模型保留了固定效应。各模型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而且不存在共线性。此外,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各个模型都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表6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

注:(1)***p<0.01,**p<0.05,*p<0.1;括号内是标准差数值。
(2)税租比和人均GDP取对数。

模型4a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该模型能解释治理质量13%的变化。税租比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前者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后者上升0.020个百分点。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使治理质量上升0.162个百分点。不过,人均GDP在统计上不显著。加入工具变量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4b的估计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4a基本一致。在模型4b中,税租比和政体类型仍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且同样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系数值也与模型4a的估计值基本相同。同样地,人均GDP在统计上不显著。此外,模型4b的拟合优度只比模型4a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下面考察财政国家类型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5a的解释性变量是财政国家Ⅰ,该模型能解释14%的治理质量的变化。在该模型中,财政国家Ⅰ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随着一个国家从租金国家向混合财政国家以及税收国家转型,它的治理质量将提高0.138个百分点。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影响,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导致治理质量上升0.158个百分点。人均GDP仍然不显著。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后,模型5b的估计结果与模型5a基本一致。财政国家Ⅰ和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仍然存在显著的正影响;在系数值方面,政体类型的系数值完全相同,财政国家Ⅰ的系数值出现上升,但升幅不大。人均GDP仍然不显著。最后,模型5b的拟合优度只比模型5a下降了一个百分点。

在模型6a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中,财政国家Ⅱ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随着一个国家从租金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治理质量将提高0.438个百分点。政体类型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使得治理质量上升0.155个百分点。引入工具变量后,模型6b的估计结果与模型6a的基本一致。财政国家Ⅱ和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的影响仍然是正向的,系数值也基本一致。最后,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都是15%。唯一的变化是,人均GDP在模型6a中是显著的,但在模型6b中不显著。

总之,基于2002—2008年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它们的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影响,税收国家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这一理论假设获得了验证。税租比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理论假设1获得经验支持。财政国家Ⅰ和财政国家Ⅱ也对治理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理论假设2通过了统计检验。将模型5和模型6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观察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治理质量的这种影响。无论是在固定效应估计还是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中,财政国家Ⅱ的系数值都要比财政国家Ⅰ大得多。这说明,如果剔除混合财政国家,只将税收国家和租金国家进行比较,从租金国家到税收国家将极大地提升治理质量。此外,理论假设3也通过了统计检验;政体类型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6a和6b中,财政国家类型的系数值都比政体类型的系数值大。这说明,如果只在租金国家和税收国家以及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之间进行比较,财政国家类型对治理质量的影响比政体类型的影响更大。在各个模型中,除模型6a外,人均GDP都不显著。理论假设4没有获得很好的经验支持。这说明,较好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伴随着好的治理水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表6中各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在12%—16%间。这比表5中的拟合优度低许多。不过,这反而更加可信。因为,影响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因素很多,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图4a呈现了税租比与治理质量的散点图。如其所示,税租比与治理质量呈正相关关系。由于财政国家类型是根据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划分的,图4b和4c呈现了税收比重、租金比重与治理质量的散点图。税收比重与治理质量呈正相关关系,租金比重与治理质量呈负相关关系。

图4 财政收入汲取方式与治理质量散点图(2002—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