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建构与研究方法的优化探讨

2023-07-03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税收国家与治理质量这个假设，财政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已有一些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经验支持。不过，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检验税收国家与治理质量这一假设，而不是系统地研究影响治理质量的各种因素。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存在争议。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之所以如此致力于治理研究及其测量，就与这种信念的推动密切相关。

对于税收国家与治理质量这个假设，财政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中已有一些历史研究和案例研究直接和间接地提供了经验支持。除了人们熟悉的关于欧洲国家在近现代时期国家建设的历史研究外，近年，比较政治学对租金国家存在的“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现象的研究也间接地支持这一假设。例如，乔德雷（Chaudhry，1997）研究了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国家建设经验之后发现，尽管两国家都在1918年后开始向税收国家转型，并走上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道路，但随着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租金国家，它们的国家建设却开始出现倒退。首先，两国的征税官僚机构都开始衰退，进而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官僚化程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理性化程度都出现倒退。其次，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也开始下降。卡尔（Karl，1997）对石油输出国的研究发现，在这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由于财政收入太容易获得，因此，国家治理的重心都转移到分配政治上去，而不是去建立财政问责机制，以及提高国家渗透社会、调节社会关系的能力。其结果，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国家却常常被众多的寻租者包围，国家很难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伊斯特（Easter，2008）关于波兰和俄国的案例研究也直接（波兰的例子）或间接地（俄国的例子）支持了这一假设。毫无疑问地，这些历史和案例研究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的收入汲取模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实际上，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莫雷（2004，2008）才能将这一假设明确地提炼出来。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比较宏大而且非常重要的理论假设来说，仅凭历史和案例研究仍不足以让人相信其有效性。这意味着，这一假设是否成立，需要更系统的经验研究，需要建立大型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对于治理质量来说，1996年以来，世界银行开始对各国治理水平进行测量。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公布了各国政府收支的信息。然而，对于统计检验来说，仅凭这两个数据库很难建立起系统的、一致性很好的数据库：要么治理变量，要么财政收入变量，都存在大量的缺失值。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收入数据无法对税收和租金收入进行分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包括绝大部分国家的跨国数据库。不过，“非洲经济展望”提供了关于非洲国家的非常系统而且可以将租金和税收收入进行分解的财政收入信息。通过综合运用世界银行的治理数据和“非洲经济展望”的财政收入信息，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非洲国家的数据库，并用之来检验财政收入汲取模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对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这个数据库也有着明显的优点。首先，只有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的治理质量，我们才能认识财政收入汲取模式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在这一点上，非洲国家正好符合这一标准。在非洲，既存在税收国家，也存在租金国家。其次，与许多人通常认为的不同，并不是所有非洲国家的治理水平都很糟糕。这意味着，因变量本身存在着足够的变化。

本文拟检验的理论假设是：一个国家的税收国家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高。反之，其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弱，或者租金国家的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低。当然，影响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因素有很多，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只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其他因素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治理质量，例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本质量和公务员制度（Haque＆Azziz，1998）、政治问责机制、政治民主化程度乃至以信任、公民精神或者以美德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氛围（参见Adserà，Boix＆Payne，2000），等等。不过，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检验税收国家与治理质量这一假设，而不是系统地研究影响治理质量的各种因素。因此，在统计检验的过程中，我们只选择了两个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民主化程度。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治理质量之间的关系，目前的研究存在争议。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好的治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有正的贡献（Kaufman＆Kraay，2002；Bloom，Steven＆Weston，2004；Olson，Sarna＆Swamy，2000）。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之所以如此致力于治理研究及其测量，就与这种信念的推动密切相关。然而，政治学家科茨和社会学家谢兰克不仅质疑世界银行治理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而且质疑库夫曼和卡雷关于治理与经济发展的结论，尤其是其中隐含的政策含义（Kurtz＆Schrank，2007ab；同时参见Kaufman，Kraay＆Mastruzzi，2007）。对于经济发展是否同样影响治理质量，争议则更大。库夫曼和卡雷（Kaufman＆Kraay，2002）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只有很弱的甚至是负的影响。其他研究者（例如Chong＆Calderon，2000）则认为，经济增长使得国家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制度建设并提高制度的效率，进而有助于提高治理质量。我们认为，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才能理解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质量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为公共部门改善管理体制和供给公共服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由于我们研究的非洲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因此，我们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对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另一个控制变量是政治民主化程度。在这一方面，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政治民主化程度越高，政治家满足公民诉求的压力和动机就越强。本文因此假设，政治民主化程度对治理质量的影响为正。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并形成明确的假设。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是非洲各国的治理质量。我们选择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标来定义和测量治理质量。该指标体系从六个维度界定和测量了各国的治理水平：公民诉求与问责、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政府的有效性、管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对于每一个治理维度而言，取值范围为－2.5到2.5，分值越高代表治理质量越高，反之则反是。从1996年到2002年，世界银行每两年发布一次各国的治理指数；2002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2]对于各个非洲国家，我们将六个维度的分值加总后取其均值来测量该国总体的治理质量。回归模型的解释性变量是非洲各国根据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呈现出来的财政国家特征。“非洲经济展望”公布了1996—2008年非洲各国的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间接税（增值税、销售税等）、贸易税（主要是关税）、其他税、非税收入（例如收费）、总财政收入（扣除了捐赠）。总财政收入是前面各项收入之和，单位为10亿美元（当前值）。我们将各国的直接税、间接税、贸易税加总，得出它们的税收收入。同时，根据该机构的定义，其他税是指各种与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开采和粗加工相联系的税收收入。这实质上是各种以税收形式存在的租金收入。^[3]根据此数据，我们对非洲国家的财政国家类型进行了两种操作化。首先，我们计算了这些国家的税收租金比（即税收收入除以租金收入，简称税租比），并取对数。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10个国家在某些年份完全没有租金收入，即租金收入为0，无法计算税租比。然而，若将这些观察值当成缺失值处理，不仅会导致数据损失，而且在理论上也不恰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恰恰是最典型的税收国家。因此，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国家，我们将其当年的租金收入处理为0.000 1，然后再计算它们的税租比。只有当个别国家当年的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都为0时，我们才将它的税租比当成缺失值。根据财政社会学，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税租比与治理质量存在正的影响关系。

理论假设1：一个国家的税租比越大，它的治理质量越高。

其次，根据各国税收收入和租金收入在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我们创设了“财政国家Ⅰ”这个变量，具体包括三种类型的财政国家：租金国家、混合财政国家、税收国家，分别赋值为1、2、3。从1到3，表明一国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强。具体划分标准详见表1。此外，在我们的分类中，有三个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比绍共和国、突尼斯——的情况比较特别：在某些年份，它们的税收和租金收入的比重均小于45%。本文对这三个国家进行了特殊处理。只要它们的税收收入比重超过租金收入比重15%，即将其归为税收国家。在数据库中，不存在相反的情况。最后，为了更好地比较税收收入与租金收入对治理质量的影响，我们在数据库中剔除混合财政国家，创设了“财政国家Ⅱ”这个变量。这是一个虚拟变量（0，1）：1为税收国家，0为租金国家。根据财政社会学，我们形成理论假设2。

理论假设2：一个国家在财政国家类型上越偏向税收国家或者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强，它的治理质量越高。

表1　财政国家类型的划分标准与赋值

注：（1）突尼斯1998年的租金比重为18.3%，税收比重为49.8%，小于55%。但是，由于其税收收入比重比租金收入比重高31.5%，将其归为税收国家。
（2）突尼斯1996年的租金比重为36.1%，税收比重为46.2%，不符合税收国家的标准b。鉴于其税收比重不够高，租金比重也不特别低，所以将其视为混合国家。

对于政治民主化程度，我们采用“政治类型Ⅳ项目：政体特征和变迁，1800—2009”的测量及其数据创设了政体类型这一变量。^[4]该项目主要用来测量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性质，它采取21分值的测量体系：取值介于－10到10之间，最小值－10是世袭君主制，最大值10是巩固的民主制。从负值到正值表明一个国家政体趋向民主化，分数为正值的比分数为负值的民主化程度高，分值越大表明越靠近民主政体。然而，在三种情况下，政体性质有三个特殊的赋值：政治上处于暂时的中断期（interruption）赋值为－66，处于政权更迭期（interregnum）赋值为－77，处于政治转型（transition）的政体被赋值为－88。从1996年到2008年，在50个非洲国家的500个观察值中，有15个观察值具有这种特殊赋值：有11个观察值的赋值为－88，涉及6个国家；有4个观察值的赋值为－77，涉及3个国家。由于这三种特殊值严重偏离了21分值的测量体系，我们对其进行了处理。根据该数据库的分类体系，这些政体分值可以分为三类：独裁政体（autocracies，从－10到－6）、难以归类的非民主政体（anocracies，从－5到＋5，或者三个特殊赋值），民主政体（democracies，从＋6到＋10）。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政体类型编码成一个虚拟变量（0，1）：1为民主政体（政体分值从＋6到＋10），0为各种非民主政体（政体分值从－10到＋5，以及三个特殊赋值）。需要指出的是，在测量政治民主化程度时，我们没有采用另一个同样比较常用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开发的政治自由指数。这主要是因为，世界银行在测量治理指数的第一个指标时，即公民诉求与问责，已经运用了这个数据。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用人均GDP来测量，并取对数。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单位为1美元（当前值）。^[5]对于这两个控制变量，我们形成以下两个理论假设：

理论假设3：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变将会带来治理质量的提升。

理论假设4：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越高，它的治理质量越高。

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包括50个非洲国家从1996年到2008年的数据库。这样的时间范围是因为：（1）世界银行是从1996年才发布各国的治理指数。（2）尽管世界银行已经公布了2009年和2010年各国（包括非洲国家）的治理指数，但“非洲经济展望”公布的财政收入数据是从1996年到2008年的，也就是说，最新的财政收入数据只到2008年。显然地，这个数据库缺乏均衡性，不能满足面板数据时间序列连续平稳性的要求。具体地，从1996年到2002年之间，治理指数是每两年发布一次，缺乏1997年、1999年和2001年治理质量的数据。因此，在对这个数据库进行分析时，我们没有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而是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同时，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将可能存在内生性的自变量滞后一期后再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这主要涉及税租比、财政国家Ⅰ、财政国家Ⅱ和人均GDP。在我们的模型中，它们都是自变量。但是，它们都可能与因变量（即治理质量）互为因果。随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包括50个非洲国家从2002年到2008年的面板数据。该数据库在时间序列上是连续的。经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我们采用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将滞后一期的税租比、财政国家Ⅰ、财政国家Ⅱ和人均GDP作为工具变量再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此外，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中，我们都使用Newey-West估计程序来处理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主要采用Stata.11进行数据分析。

模型建构与研究方法的优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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