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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租金与治理的理论与检验

【摘要】:1918年,由于认识到将政治和社会因素从财政研究中剥离后,财政学不能解释许多重大的问题,熊彼特呼吁建立一门财政社会学。正如莫雷教授所说的,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模式,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税收而不是租金收入,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

马 骏 温明月

如何提高公共治理水平,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这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两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各国一直不断地对政治体制和政府体制进行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治理问题更是成为政治学经济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即国家如何汲取财政收入,来研究治理问题。在这一方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熊彼特可能是最早的探索者。1918年,由于认识到将政治和社会因素从财政研究中剥离后,财政学不能解释许多重大的问题,熊彼特呼吁建立一门财政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财政社会学逐渐发展起来。在财政社会学看来,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不仅塑造着国家,也塑造着社会,更重要地,它塑造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不同类型的财政收入汲取方式对应着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不同类型的财政国家具有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形成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最后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水平。长期以来,财政社会学一直隐蔽地假设,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实现好的治理。最近,莫雷教授(Moore,2004,2008)将这个假设首次明确地总结出来。目前,各种历史和案例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支持这一假设。然而,由于历史和案例研究本身的局限性,这一假设是否成立仍需更多也更系统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对财政社会学的这一基本假设进行梳理,然后运用非洲国家的数据对其进行检验。本文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是成立的。除了理论上的意义之外,这一发现也隐含着重要的实践意义。正如莫雷教授(Moore,2008)所说的,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改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汲取模式,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税收而不是租金收入,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治理水平。对于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来说,这一研究结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