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尊重高校自主管理权并加强合作

在美国，国家教育部缺乏教育行政指导权，无法直接影响或控制高校的运行，但是，司法机构却能够通过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对高校的管理进行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控制。因此，法院对待高校自我解决纠纷的态度显得非常重要。

法院尊重高校自主管理权，拒绝在学术共同体内进一步扩大司法权限，^[94]最重要的原因是这种自治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学术自由理念的一种变异或组成部分，而学术自由对于自由的社会而言是很重要的。^[95]因此，法院尊重高校自我解决内部纠纷的措施及其结果。如美国地区法官Becker， Oliver， Collinson 和Hunter 联合发表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是最值得尊重的，在其进行内部惩戒、解决纠纷时，法院应当给予最充分的保护，而不是对其进行无故干预。^[96]这样不仅有利于实现高校的教育功能，也有利于发展许多对维持校方与学生之间关系有益的因素。^[97]

法院对高校自主管理的尊重程度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对于高校惩戒学生、解决内部纠纷而言，从完全不干涉、赋予其大量自由裁量权^[98]到有条件地予以干涉、要求其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99] 21世纪，法院尊重高校自我处理纠纷、维持秩序的行为，只是如果高校违反自己制定的相应程序性规则时，将面临司法审查。^[100]但这种审查也仅限于程序性审查，审查高校是否遵守自己制定的程序性规定，是否存在武断或任意的行为，^[101]而并不是对高校所作决定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

目前的趋势是司法系统越来越尊重高校处理内部事务的自主管理权。^[102]有时高校也许并不完全遵循自己制定的规则，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行为，但是，只要学生没有受到不公平对待，法院出于对高校自治的尊重，对这种偏离行为也予以宽容。^[103]

【注释】

[1]在美国的高校体系中，公立高校的比例约为70%，私立高校约为15%，公私混合型高校为5%，其余的教会大学、军事学院等约为10%。本书重点讨论公立高校内部学生申诉制度的实践。

[2]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关于惩戒程序的相关信息》中表明，被指控的违反学生行为守则的行为，无论轻重，都是学校担心的事情。

[3]Raoph D. Mawdsley， Plagiarism Problems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Summer， 1986.

[4]《学生行为守则》一般是由高校的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与学生共同制定的规则，是高校内部非常重要的文件，对于学校治理而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能够教育学生应当如何行为，又能够引导高校管理者更好地进行治理，这是对双方均有益的一种书面规定。《学生行为守则》目前已在全美各高校普遍通行，大多数高校都称之为《学生行为守则》，只是在有些高校名称有所不同而已。

[5]《美国法律报告》第2版中更进一步地解释了这个问题，即公立教育机构中，学生获得听证或司法性质的正式听证的权利，源自联邦或州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

[6]Jones v. Snead， 431 F.2d 1115 （8th Cir. 1970）. American Law Reports ALR2d，58 A.L.R 2d 903序言中的总体原则部分。

[7]高校提供正当程序，以平衡教育环境、教育任务以及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Albert S. Miles， The Due Process Rights of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 or College Disciplinary Hearings. 48 ALA. LAW. 144， 146 （1987）。

[8]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审理的中心大学诉学生案中，法院认为私立高校不必像公立大学一样，必须为被开除学生提供正当程序。高校资格认定法（College Licensing Statute）中并没有要求私立高校在处理纪律事件中（惩戒学生时）给学生提供正当程序，因此，不能要求私立高校与公立大学或机构具有同样的规则和标准。历史上，肯塔基州的法院不愿意限制私立大学在惩戒、管理或者约束学生行为等方面的权力。可参见Kentucky Military Inst. v. Bramblet， 158 Ky. 205. 164 S.W. 808. 809—810 （1914）. Gott v. Berea College， 156 Ky. 376. 161 S.W. 204. 206 （1913）： Lexing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v. Vance， Ky.App.， 596 S.W.2d 11 （1979）。即便是私立高校明确表示为学生提供正当程序，也并不意味着它受制于正当程序的所有规定，也没有必要像公立教育机构那样，实施一整套的正当程序。即便是私立高校与学生的合同中写明，校方在处理纪律事件时为学生提供正当程序保护，学生违反校方政策的行为也是违反合同的，也就不能进一步使用校方提供的措施。另外，私立教育机构中，学生在被停学或开除前获得听证或司法性质的正式听证的任何权利源自于特定、默示的入学合同条款。参见E. H. Schopler，Right of student to hearing on charges before suspension or expulsion from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9]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10]Esteban v. Cent. Mo. State Coll.， 277 F. Supp.649， 651 （W.D. Mo. 1967）.

[11]如爱荷华大学规定，违反学生行为守则的学生或学生团体/校园组织有权对处分决定提起申诉，申诉人必须向受理申诉的机构提交申诉申请。明尼苏达大学规定，任何被指控违反守则的学生或学生组织应当享有在所有校区进行申诉的机会。

[12]指控人一般为对违反《学生行为守则》的学生提出指控的人，不仅包括受害人，也包括其他人员，可以是高校内部的任何一个人。

[13]宾夕法尼亚大学规定：“受害人”也有权对惩戒程序的结果提出申诉，即使他不是学生。Pa. State Univ. Div. of Student Affairs， Judicial Affairs， Victim’s Right， available at http： //www.sa.psu.edu/ja/rights.shtml.

[14]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15]Raoph D. Mawdsley， Litigation Involving Higher Education Employee and Student Handbooks， West's Education Law Reporter， August， （1996）.

[16]Goss v. Lopez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在学生与实施纪律者之间至少应当有正式的沟通。”419 U.S. 584 （1975）。

[17]印第安那州上诉法院对此作出的在当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解释。Gagne v. Indiana Univ.， 692 N.E.2d 489， 493 （Ind. Ct. App.1998）。

[18]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19]OSCAI是明尼苏达大学负责执行《学生行为守则》的机构，实施惩戒程序，以公平、便宜的方式，利用教育、发展的政策解决因违反《学生行为守则》引起的学生事务。

[20]重要案件中要运用正式的程序措施保护学生免于受到不公平的严重惩罚的对待。而程序的非正式性必然会威胁公平的事实发现、规则制定以及实施惩罚的程序。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21]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定，听证委员会要独立于学生处主任办公室。首先，它能够通过更正式（因此也是更具保护性）的程序发现事实真相。而学生处主任办公室一般是避免对抗性的。其次，它允许学生处主任办公室维持其支持、鼓励的性质，委员会（不是主任）对案件的严重性以及适当的惩罚进行裁断。再次，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构，这使得它能够调整总的规则以便更符合校园舆论（campus consensus），而不是只对规则进行比较孤立的行政性解释而已。最后，委员会能够使违规的学生免于受到额外的惩罚。因为在那样一些少数案件中，学校的行政人员迫于压力可能会出于“校方利益”而考虑校外因素的影响。参见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pp.73—87。

[22]Henry J. Friendly， Some Kind of Hearing， 123U.PA.L. REV.1267，1279 （1975）.

[23]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 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24]Holert v. Univ. of Chi. 751 F. Supp.1294，1301 （N.D.III.1990）； Henderson State Univ. v. Spadoni， 848 S.W.2d 951， 954 （Ark. Ct. App.1993）以及Nash v. Auburn Univ.， 812 F. 2d 655， 666（11th Cir.1987）案中，法院均有此观点。

[25]在Gorman v.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837 F.2d 7， 15 （1st Cir. 1987）案中，法院认为，学校的程序设置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机会，使其对被指控的行为作出回应和辩护。不能因为听证委员会成员Weisinger身兼数职就断定其会对案件进行不公平的处理。在Nash v. Auburn Univ.， 812 F.2d，at 666 （11th Cir. 1987）案中，杜克大学拒绝制定这样一种规则，即仅仅因为有些人员参加了对事件的初始调查并且开始调查事件的原因，就认定他们不适合成为行政听证或受理机构的成员。在Winnick v. Manning， 460 F.2d 545， 548 （2d Cir. 1972）案中，法院认为被指控学生的正当程序权利要求公平的决策者，但并不排除由确定违规行为发生的机构人员最终作为决策者作出处分决定。Hillman v. Elliott， 436 F. Supp.812， 816 （W.D. Va. 1977）案中，法院认为大学校长可以作为案件听证或受理人员，即便他事先已经参与违纪事件的调查活动。

[26]Goss v. Lopez， 419 U.S. 565 （1975）； Dixon v. Ala. Bd. of Educ.， 294 F.2d 150 （5th Cir. 1961）.

[27]Memphis Light， Gas & Water Div. v. Craft， 436 U.S. 1， 13 （1978）。另外，Goss v. Ala. Bd. of Educ. 419 U.S. at 582案中的法官认为： 学校必须通知学生“被指控的行为以及指控理由。”Dixon v. Ala. Bd. of Educ.， 294 F.2d 158 （5th Cir. 1961）案中，法院要求“明确的指控及其理由。”

[28]爱荷华大学规定： 校内教职工、行政人员、学生或者校外的任意两个人可以作为顾问。明尼苏达大学规定： 学生可以请顾问（父母或其他人）参加会议，但不能是律师马萨诸塞大学规定，被指控学生和指控人可以要求在校园团体内请顾问协助，但是顾问不能是律师。

[29]如公立高校惩戒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被看作是政府的专门机构，可能要执行特定的政府行政机构法律，而这些法律允许律师代理。又如，对学生不当行为同时提出刑事指控，则有些法庭要求高校允许学生有自己的代理律师。然而，即使是在这些情况下，律师的角色可以被限定为沉默的建议者，不能影响惩戒听证会的结果。律师的职责是建议被告是否回答问题以及不能说什么，以使其避免自证其罪；观察听证程序的进行，从其中收集证据，以便为更好地应对日后的刑事诉讼程序做准备。为完成这些职责，律师只能与被告进行交流，而不能与任何人进行沟通。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30]在公立高校，一般不需要律师出席或参加听证会，除非少数情况。Fedorov v. Univ. of Ga.， 194 F. Supp.2d 1378， 1393 （S.D. Ga. 2002）案中，法院认为，虽然禁止学生请律师，但学校依然符合正当程序要求。在Garshman v. Pa. State Univ.， 395 F. Supp.912， 914 （M.D. Pa. 1975）案件中，法院认为，面临被开除危险的学生可以向“自己选择的校内成员而不是律师”请求帮助，这是符合公立高校最低限度正当程序原则的，而这项原则是已经尽最大努力确保公平的结果。在Woodard v. Univ. of Pittsburgh， No. 95—1299， at 4—5 （W.D. Pa. 1995）案件中，法院认为，高校学生在学校惩戒听证会上无权请律师。该案原告学生因学校只允许他请二年级法律系学生作为顾问，而不允许自己的私人律师做顾问，向法庭主张其被剥夺了正当程序权利，法庭最终不予支持。

[31]Brown v. W. Conn. State Univ.， 204 F. Supp.2d 355 （D. Conn. 2002）.

[32]Jaksa v. Univ. of Mich.， 597 F. Supp.1245， 1251—1252 （E.D. Mich. 1984），and Bleicker v. Ohio State Univ.， Coll. of Veterinary Med.， 485 F. Supp.1381， 1387—1388 （S.D. Ohio.1980）， and Haynes v. Dallas County Jr. Coll. Dist.， 386 F. Supp.208， 211—212 （N.D. Tex. 1974）， and Barker v. Hardway， 283 F. Supp.228， 236—238 （S.D. W.Va. 1968）.

[33]第七巡回法院在Gabrilowitz v. Newman， 582 F.2d 100， 106 （1st Cir. 1978）案中的观点。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34]Napolitano v. Princeton Univ. Trustees， 186 N.J. Super. 575， 453 A.2d 282 （1982）.

[35]Hart v. Ferris State Coll.， 557 F. Supp.1379， 1389 （W.D. Mich. 1983）.

[36]William Bracewell博士，佐治亚大学前任司法事务负责人，描述了佐治亚大学公开召开听证会的一些问题： 第一，原告方不愿意参加听证会。报告人向学校报告违规行为，但当被告知需要参加听证会时却拒绝参加，导致校方无法根据清楚、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是否有违规行为的发生。第二，听证会的作用也有限。听证会专家成员或者行政听证会人员不愿意问及个人事务，担心个人信息会被媒体公开。很多与案件有关的细节问题和导致正确的、有利于学生个人发展的决定的细节问题均未经讨论。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37]Sarah Ann Bassler， Public Access to Law School Honor Code Proceedings，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2001）.

[38]参见Sarah Ann Bassler， Public Access to Law School Honor Code Proceedings，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2001）。

[39]在Henderson State Univ. v. Spadoni， S.W.2d 951， 954 （Ark. Ct. App.1993）案件中，法院支持主席主持正常的听证会，认为“要求被指控学生的证人提供能够反映问题的证据，而不允许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正常的程序要求，即使在司法程序中也这样做。”

[40]这项规则特别适用于高校。在这种环境中，这些决定通常与熟人有关，他们认识那些被指控的人。参见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pp.73—87。

[41]在Schaer v. Brandeis Univ.， 735 N.E.2d 373， 380 n. 15 （Mass. 2000）案中，法院并不要求高校（在处理事务中）遵守与法院相同的规则。布兰德斯大学可以承认所有证人提供的材料，也可以排除一些证据。律师和法官无权告诉高校哪些材料可以考虑、哪些材料需要排除。

[42]由学生行为主管机构及人员作出惩罚或处分，能够考虑此前与此案件相似案件的处分结果，实现前后案件的连续性与一致性——无须向目前的听证委员会说明以前案件的所有细节。另外，如果有人向法院提出异议，主管人员是最适当的（校内程序和处分结果）见证人。最后，主管人员比听证委员会更容易被训练作出具有教育意义的判断。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43]高校学生的档案是受联邦法律，即《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法案》（FERPA）保护的。除非极个别的情况，FERPA会保护所有学生“教育记录”的私密性。教育记录是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任何记录，包括成绩报告和惩戒档案，并被教育机构保存。如果父母或监护人想了解学生的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学生本人进行沟通。

[44]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45]Gorman v. Univ. of R.I.， 837 F.2d 7， 16 （1st Cir. 1988）案中，法院认为简要的书面记录已经足够。Jaksa v. Univ. of Mich.， 597 F. Supp.1245， 1252 （E.D. Mich. 1984） 案中，法院建议正当程序条款不应要求高校提供听证会的逐字记录。尽管这个案件中有这样的听证记录很明智，但很明显高校并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也有法院认为学生惩戒听证会上需要制作记录，应当从录音中整理出详细、典型的描述资料。参见Marin v. Univ. of P.R.， 377 F. Supp.613， 623 （D.P.R. 1973）。

[46]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47]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pp.73—87.

[48]Edward N. Stoner， Reviewing Your Student Discipline Policy： A Project Worth The Investment， 14 （2000）， available at http： // www.nacua.org/publications/pubs/pamphlets/StudentDiscipline-Policy.pdf.

[49]明尼苏达大学在《学生行为守则程序》中规定： 以学生自我发展为目标，鼓励通过适当的非正式途径解决纠纷。

[50]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51]参见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pp.73—87。

[52]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53]Duryea， E. D. Jr.， R.S. Fisk， and Associates. Faculh Union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ossey-Bass， Inc （1973）.

[54]Di Mare教授是马萨诸塞州大学Amherst校区《学生行为守则》制定者之一，同时也是学生法律事务负责人之一。笔者于2011年5月开始，在高校学生听证与申诉程序方面与其进行交流并一直保持联系。

[55]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56]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pp.73—87.

[57]孙益： 《校园反叛——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58]如1963年通过的《高等教育设施法》、196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以及196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等等。

[59]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1.， Mar.， 1966， pp.73—87.

[60]FERPA是一项关键的联邦法律，通过联邦政府教育资金的方式控制高校。Sarah Ann Bassler， Public Access to Law School Honor Code Proceedings，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2001）.

[61]如迈阿密大学因为公开了秘密的学生信息而失去了4千万美元的财政支持。School Paper， School Await Records Decision， Dayton Daily News， Mar. 31， 1997， at B4.

[62]FERPA法案有两个主要目标： （1） 为父母及学生提供了解学生记录的权利以及审查那些记录正确性的机会；（2） 阻止非权威的第三方获得学生的私人档案。违反这两项目标的高校将会失去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Ralph D. Mawdsley， Litigation Involving FERPA， 110 West’s Ed. Law Rep. 897， 897 （1996）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该法案允许父母、学生和必要的学术行政人员和教师接近学生的教育记录，但不允许大多数的第三方接近学生的教育记录。教育机构在未获得学生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如果向个人、机构或组织公开学生的教育记录，那么将丧失财政支持。参见20 U.S.C. § 1232 g（a）（1）（A），（b）（1） （2000）。

[63]“教育记录”包括那些与学生直接相关的信息材料，如记录、档案、材料和其他资料。参见20 U.S.C. § 1232g（a）（4）（A）（2000）。学生信息可能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出生日期和地点、专业、参与的学校活动和运行，注册日期、学位和已获奖励，运动团队成员的体重和身高，毕业院校等。参见20 U.S.C. § 1232g（a）（5）（A）。因此，“教育记录”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个人可识别的绝大部分信息，如社会保险号码、学生姓名、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姓名、个人特点或其他类似信息。参见34 C.F.R. § 99.3 （2000）。

[64]Maureen P. Rada， The Buckley Conspiracy： How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Cover-up of Campus Crime and How it Be Undon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998）.

[65]参见20 U.S.C. § 1232g（b）（2） （2000）。

[66]Maureen P. Rada， The Buckley Conspiracy： How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Cover-up of Campus Crime and How it Be Undon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998）.

[67]Maureen P. Rada， The Buckley Conspiracy： How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Cover-up of Campus Crime and How it Be Undon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998）.

[68]参见34 C.F.R. § 99.3 （2000）。

[69]参见60 Fed. Reg. 3464 （1995）。另外，在The Miami Student v. Miami University案中，美国教育部在写给迈阿密大学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学生惩戒记录属于FERPA法案中广义的“教育记录”。

[70]Maureen P. Rada， The Buckley Conspiracy： How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Cover-up of Campus Crime and How it Be Undon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998）.

[71]参见118 S. Ct. 616 （1997）。

[72]Kimberly C. Carlos， Comment， Future of Law School Honor Codes：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Honor Codes， 65 UMKC L. Rev. 968 （1997）.

[73]在Miami Univ. v. Miami Student， 118 S. Ct. 616 （1997）案中，俄州最高法院认为：“对潜在的学生及其父母而言，了解校园犯罪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数据便于他们在择校时作出明确的选择。”

[74]Maureen P. Rada， The Buckley Conspiracy： How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Cover-up of Campus Crime and How it Be Undon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998）.

[75]如明尼苏达大学《学生行为守则》中规定：“学校试图提供一个社会，免受暴力、威胁和干涉；尊重学生、教职员工以及来宾的权利、机会和福利待遇；不会威胁校园组织内部成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与安全。”

[76]在Many M. v. Clark 一案中，法院在审查学校因考试作弊而开除学生的案件中认为，在处理学生违纪事件时需要考虑政策因素，而这些政策认为，学生的福利是非对抗性程序设置的最终目标，非对抗性程序设置强调惩戒程序的教育作用。Mary M. v. Clark， 100 A.D.2d 41， 473 N.Y.S.2d 845 （1984）.

[77]正如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地区法院法官们所说，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是完全自愿、可选择的行为，不是被迫的，这就意味着他自愿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些义务均与高校执行其法律任务、程序与功能相关。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78]James M. Lancaster & Diane L. Cooper， Standing at the Intersection： Reconsidering the Balance in Administration， 82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s 95， 104—105 （1998）.

[79]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教授Di Mare对听证、申诉程序的作用的看法。

[80]如在Bleicher v.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604 N.E.2d 783， 789 ［79 Ed.Law Rep. ［236］］ （Ohio Ct.App.1992）案中，法院支持高校开除学生的决定。法院对正当程序进行扩展解释，认为正当程序意味着“适用的标准不是衡量行为是否公正，而是衡量行为是否是专断的和任意的。”

[81]在Wolff v. Vassar College， 932 F. Supp.88 （S.D.N.Y. 1996）案中，法院要求没有遵循程序的高校为学生提供新的听证会。

[82]Raoph D. Mawdsley， Plagiarism Problems i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Summer （1986）.

[83]Raoph D. Mawdsley， Litigation Involving Higher Education Employee and Student Handbooks， West’s Education Law Reporter， August （1996）.

[84]Raoph D. Mawdsley， Litigation Involving Higher Education Employee and Student Handbooks， West’s Education Law Reporter， August （1996）.

[85]明尼苏达大学《学生行为守则》中“指导原则”部分的规定。

[86]Maureen P. Rada， The Buckley Conspiracy： How Congress Authorized the Cover-up of Campus Crime and How it Be Undone， Ohio State Law Journal （1998）.

[87]Hart和Sacks在《法律程序》一书中写道：美国社会纠纷解决过程的“金字塔”式的层级体系大致有七个，从私了（如不通过司法手段，而是通过协商）到通过非正式的第三方再到达成正式协议而且永不反悔等。而高校纠纷过程涉及第六、七等级，即（6）提出指控 （7）又提起申诉，但很少求助于法庭。参见Walter C. Hobbs， The “Defective Pressure Cooker” Syndrome： Dispute Process in the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5， No. 8. （Nov.， 1974）， p.572。

[88]Walter C. Hobbs， The “Defective Pressure Cooker” Syndrome： Dispute Process in the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5， No. 8. （Nov.， 1974）， p.578.

[89]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件并不鲜见。如学校干扰性骚扰受害者向校外权威机构提出指控，这是很常见的事实。参见Catherine Lucey， Group Asks State to Investigate Handling of Rape Allegation at LaSalle， MONTEREY HERALD， June 29， 2004。

[90]Walter C. Hobbs， The “Defective Pressure Cooker” Syndrome： Dispute Process in the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5， No. 8. （Nov.， 1974）， p.578.

[91]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92]在Goss v. Lopez案件中法院已经确立了这种指导思路。

[93]明尼苏达大学教授Karon指出，真正通过学生行为和学术诚实办公室（OSCAI）解决的事务并没有多少，因为有大量的过滤机制使得很少有“校外”活动或与课堂教学无关的事务在OSCAI解决。马萨诸塞大学教授Di Mare教授强调，大部分纠纷都不是通过完整的听证程序解决的，甚至很少有案件是通过申诉程序解决的。也许只有5%—10%的案件是通过听证程序解决的，而这些案件中只有一半会提起申诉。因此，90%—95%的案件是经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而得以解决的。

[94]Board of Curators， UNIV. OF MO. v. Horowitz， 435 U.S. at 78， 91 （1978）.

[95]Nordin， The Contract to Educate： Toward a More Workable Theory of the Student-University Relationship， 8 J. COLL. & U.L. 141， 149 （1980—1982）.教育合同： 学生—学校间关系更可行的理论，8 J. COLL. & U.L. 141， 149 （1980—1982）.另外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原因：“高校的历史地位”“教育是一种公共活动”“教育程序的本质是基于先进的知识和深奥的评价而形成判断”。参见Raoph D.Mawdsley， Plagiarism Problems i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Summer （1986）。

[96]General Order on Judicial Standards of Procedure and Substance in Review of Student Discipline in Tax Supporte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45 F.R.D. 133， 136， 141， （W.D. Mo. 1968）.

[97]法院认为：“教育程序的本质不是对抗，而着重于维持员工与学生间的关系。”参见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98]过去不同时代的法官，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均拒绝干涉高校开除学生的决定。Ira Michael Heyma， Some Thoughts on University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54， No. 1. （Mar.， 1966）， p.73. 20世纪初，代替父母地位说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法院认为高校是学生的父母，因此，倾向于将大量的自由裁量权交给学校，让学校代替父母来行使管理学生的权力。

[99]20世纪60年代，法院不再坚持“代替父母说”，而认为学生与学校间是契约关系。学校作为契约一方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而学生作为另一方要支付学费并遵守校规。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Dixon v. Alabama Board of Education后，法院要求公立高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要给学生提供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措施。

[100]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at 3 （2004）.

[101]在In re Rensselaer Soc. of Eng. v. Rensselaer Poly. Inst.， 689 N.Y.S.2d 292， 295 （N.Y. App. Div. 1999）案中，法院对高校与学生间关于惩戒处分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时，仅限于审查学校是否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进行惩处，由此判断其是否武断或任意而为。在Rensselaer Soc. of Engineers v.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260 A.D.2d 992， 689 N.Y.S.2d 292， 135 Ed. Law Rep. 226 （3d Dep’t 1999）案中，高校对学生或学生组织的纪律事务方面做出的决定，有限地接受司法审查，也就是说，司法审查仅限于审查高校是否遵守自己制定的惩戒程序方面的规则和规章，以便确定高校行为是否是任意、武断的。

[102]Edward N. Stoner， John Wesly Lowery， Navigation Past the “Spirit of Insubordination”： A Twenty-first Century Model Student Conduct Code With a Model Hearing Script，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2004）.

[103]如在Jaska v. Regents of Univ. of Mich.， 597 F. Supp.1251 （E.D. Mich. 1984）案中，听证会持续时间、听证会组成人员的更换都没有完全按照校方规则执行，对于这些相对轻微的程序违法行为，法院认为并没有违反宪法，也不算违反正当程序，而且“没有记录显示听证会小组成员的决定是不公平或不公正的”。Raoph D. Mawdsley， Plagiarism Problems i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Summer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