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尽管目前全球正在走出金融危机，但对此次危机爆发缘由的探索远未结束，诱发危机的原因复杂而多样。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了现行的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1]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从次贷危机爆发伊始，学术界就在积极反思危机形成的原因。尽管目前全球正在走出金融危机，但对此次危机爆发缘由的探索远未结束，诱发危机的原因复杂而多样。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主要归咎于美联储调控适当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全球的流动性泛滥并催生了美国和全球资产泡沫，经济的过度泡沫化最终导致了金融泡沫崩溃; 从技术角度看，主要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不力，导致金融创新过度，资产证券化非理性发展，高杠杆的资本运作方式放大了系统性风险; 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财政赤字不断上升，双赤字并存使美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于破灭; 从文化和理念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借贷消费理念的滥觞为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通过上述对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或诱因的分析，似乎理清了危机的形成机理。但是，如果再深入思考，就会出现以下疑问:美国为什么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和最有秩序的金融市场的监管体制又为何存在现在看来如此明显的缺陷? 美国为什么推崇新自由主义?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而美国政府却置若罔闻? 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美国居民高消费、低储蓄的生活方式? 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指向了现行的以美元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1]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1976年1月的《牙买加协定》和4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牙买加体系时期。新的国际协定没有规定本位货币、没有统一的汇率制度，也没有统一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处于自由放任的状态，因此牙买加体系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本轮金融危机正是这一体系酿制的苦果。

一、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

牙买加体系实现了黄金的非货币化，国际货币本位与实物价值完全脱钩，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现在不到10%，而强势国家的信用货币则担任起世界货币的主要角色。其中，美元地位虽有所下降，但其在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和外汇交易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当前，国际贸易的60%以上都是以美元来计价和结算的，截至2008年末，美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仍然高占64%以上的份额[2]，2007年，美元在全球日均外汇交易中占40%以上[3]，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汇率安排中都不同程度地将美元作为基准货币，所以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实质是美元本位制。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发行再也没有制度约束，它不必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环流方式，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或证券投资等渠道向世界供给美元，通过贸易渠道以贸易盈余的方式回流美元。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实体经济下滑后，美元出现了第二种环流方式，即通过贸易赤字输出美元，通过金融手段回收美元。美国出现贸易赤字后，完全可以自主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任意增发美元，增发的美元流入与美贸易顺差国，而贸易顺差国将获取的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后会造成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 此后贸易顺差国又将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储备投向美国的金融产品，最终促使美元的流动性过剩。泛滥的资本四处寻觅利润，推动了美国金融业的高速发展，虚拟经济在美国占据了重要地位，其较低的成本和丰厚的利润使人民逐渐忽略了高额的风险，金融的监管逐渐放松。同时，贸易赤字满足了美国居民的消费和政府的开支后，因贸易赤字流出的美元通过美国金融产品交易从各国的外汇储备和投资者手中回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的美元最终又通过信贷扩张 (消费信贷、住房信贷等) 以及政府债券发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手中，进一步推动美国人民的负债消费和美国政府的负债支出。只要人们对美元有信心，只要这种美元循环不被截断，美国就可以通过创造和发放金融产品以及政府债券支撑这些赤字，维持美国的负债式消费。[4]所以，美国的赤字是无泪的赤字，泛滥的流动性和廉价的美元助长了居民高消费和低储蓄的生活方式，也孕育了全球金融危机。

在危机的解救过程中，美国已经推出并执行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事实证明美国在美元本位制下有意愿也有能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增加其他国家经济调整的负担。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却可以不顾国际需求而执行“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所谓二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就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变相的财政向央行透支。虽然美国货币发行和财政赤字激增，但美国信用评价稳定，债券利率维持低位，而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等国却不得不以惩罚性利率为赤字进行市场融资。可见，由于美元的中心地位，危机后的美国仍然可以继续享受低成本的融资便利。但是，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造成的美元流动性泛滥，埋下了未来美元贬值和通胀的隐患，严重威胁美元资产持有者尤其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大国的资产安全。市场普遍预期，赤字膨胀不一定会导致美国政府债务违约，但届时归还的美元债务是否还值今天的美元则是个大大的问号。[5]并且，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对其他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美国大量增发美元，美元指数下跌了1.2%，以美元计价的原油、黄金、农产品和大宗商品等价格一路飙升，金砖四国和东南亚国家普遍受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困扰，而且，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和持续的低利率使得美元套利资金激增，在流动性泛滥的冲击下新兴市场面临着资产泡沫和本币升值的压力。可见，美国在“自扫门前雪”的同时，却没有考虑到身处债务危机中的欧元境况，也没有考虑正处于通胀预期的新兴经济体该何去何从。美元本位制为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二、监督不力的国际汇率制度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下简称《协定》) 的规定，黄金、美元双挂钩制使美元的价值有固定的驻锚目标，在国际法层面上，美国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有具体的监管标准，美元的价值也存在明确的纪律约束。但是，《牙买加协定》签订后，美元挣脱了黄金的束缚，不再和黄金保持固定比价，美联储也不再有义务维持美元和黄金间的价值水平。同时，新自由主义兴起，主张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制。《牙买加协议》没有规定统一的汇率制度，而是确认会员国有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权力，由此，浮动汇率制被“合法化”。尽管《协定》也赋予了IMF对各国汇率政策实施监督的职能，但这种监督机制由于规定过于原则，对发达国家基本没有约束等原因，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不大，被约瑟夫·戈尔德称之为“软法”。

当前，全球汇率安排呈现出中心—外围的架构特点，发行国际货币的少数机构发达国家位于中心，采取浮动汇率制并按自身利益独立或联合浮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位于架构的外围，实行盯住主要货币或篮子的汇率制度。由于国际汇率纪律荡然无存，因而竞争性的贬值或升值经常发生，国际金融领域持续动荡，而且主要国际货币之间的汇率大幅波动，使国际货币体系的外围国家面临巨大的外汇风险。而处于中心的美国却可以将美元汇率作为调整国内经济的一种工具。美国无义务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但却可以依照国内经济的需求决定美元的汇率水平。当美国要降低进口成本，满足国内消费时，它可以执行强势美元政策，而当其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弱势美元政策就会出台，美元发生贬值，顺差国辛苦积累的美元资产迅速缩水，美国贸易逆差减少，从而以较低的价格回收美元。在这样的汇率制度的安排下，美国缩小双赤字的动力不足，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失衡日益严重，催生了本次金融危机。

由于国际汇率制度的不稳定性和缺乏监管性，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特里芬曾经给出了外汇储备管理的标准，即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满足支付3个月或4个月的进出口用汇需求。[6]而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更大的汇率风险使得一般国家不得不积累更高数额的外汇储备。特别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大多数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制，这种汇率制度有利于创造稳定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但金融危机的教训是在巨额国际资本流动加速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当国际资本对某国货币进行冲击时，就不能保证汇率的稳定。所以，以出口导向和吸引外商投资为增长战略的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而由于这些国家背负的“原罪”，所以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金融市场，从而增加了美元的流动性，加速了美元资产泡沫的形成。

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通过美元持续贬值实现了金融危机的国际转嫁。由于美元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主要金融工具和大宗商品标价货币，美元贬值直接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实质上是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间接掠夺。而且，世界上的主要贸易盈余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靠输出劳务和资源出口所换取的美元，在美国操纵下持续贬值，其外汇储备和其他金融资产不断缩水，其对美国的实际债权不断下降，事实上承担了美国的负债成本。更重要的是，作为美元债权国的东亚国家陷入“高储蓄两难”。[7]全球金融危机接近尾声时，真正操纵汇率的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企图逼迫人民币升值，不仅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中国的高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币值低估，而且将美国经济复苏的重担部分转嫁给中国。由于缺乏完善的汇率监督的法律机制，全球金融危机的杀伤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美国不负责任的单边政策的产物。

三、IMF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制度缺失

根据《协定》，IMF的宗旨之一是“调整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不致采取有害于国际繁荣的措施”，并授权IMF向其会员国提供资金援助，以帮助它们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但是，《协定》的条款安排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国际最后贷款人机构，而只是让IMF承担了部分类似功能。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化国家已停止从IMF获得贷款，IMF发放贷款的规模越来越小，而且事实上在过去几年已经很难找到新的借款者了。近十几年来，IMF的贷款使用逐渐由向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融资转变为对金融危机的救济。但是，由于在国际收支平衡制度中的国际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功能的缺失，IMF对金融危机缺乏相应的管理、干预和救助手段，而只能坐等或放任危机的发生与蔓延。[8]国际救援不力是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外部原因。

由于IMF的主导权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IMF的治理结构失衡，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这种局限性限制了其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的作用的发挥，使得IMF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差强人意。首先，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者，IMF对于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无所建树，放任美国的贸易赤字酝酿危机; 并且， IMF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跨国监督，对每天活跃于世界市场上的以万亿美元计的庞大游资，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因而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负有重大责任。[9]其次，作为危机管理者，IMF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鼓吹“华盛顿共识”，推进金融自由化、资本市场开放，金融管制放松导致的金融创新过度和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结合，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从而最终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许多国家目前之所以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当初听从了IMF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开放金融行业等一系列主张。[10]最后，作为危机的救济者，IMF筹资能力匮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扮演这一角色。以会员国认缴份额为主要借贷资源的IMF，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可用资金总额只有2500亿美元，虽然目前IMF已通过种种方法扩大其可用资源，但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最后贷款人资金的需求。IMF自身存在的这些不足在客观上助长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

[1] 参见周小川: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7期。

[2] 资料来源: IMFAnnual Report2009．

[3] BIS，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f Foreign Exchange and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in2007，2007，p.11，table B. 6．

[4] 参见朱太辉: 《美元环流、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和金融危机》，载《国际金融研究》2010年第10期。

[5] 参见管涛、陈之平: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难以承受之重: 美国货币政策的量化宽松》，载《中国货币市场》2011年第2期。

[6] 参见李若谷: 《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7] 参见罗纳德·I. 麦金农: 《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王信，何为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8] 参见吴永辉: 《论国际货币体系中最后贷款人的构建》，载《云南大学学报 (法学版)》2010年第1期。

[9] 参见羌建新: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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