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如何处理好“纵通”与“横通”之间的关系的?专史要通古今,再同社会其他事物联系起来从事研讨,希望有所“横通”,这就是我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纵通”与“横通”的结合,您在中国宗族史方面获得哪些突破性认识,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比如说,宗族通史的研讨使我对“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观点产生怀疑。......
2023-07-02
陈:在您的社会史研究中,可以看出是从具体问题入手,但在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后面,似乎有着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的目标,是不是这样?
冯:是这样的。我的史学研讨内容,主要是具体史事,具体的人物、制度和事件,但是微观研究中确实有着宏观的旨趣,即微观考察,小题大做,目标是达到宏观结论。这是有意识的行为,而且是强烈的意识。我的方法是讲求“纵通”与“横通”的结合。“纵通”是注意研究对象的古今发展线索,“横通”是留心研究客体与其他事物彼此间的关联。我希望用纵横结合的方法达到对具体历史有较大范围的理解和说明。
陈:能举例说明您在研究中的宏观思考,以及“纵通”“横通”方法的运用吗?
冯:好的,现在我来说说一些事例。前面说到我从许多微观考察中梳理出宗族史发展的五个阶段,我想这可以算是“纵通”的一个例子。“横通”的一项成果是从宗族史探讨拟制血亲史及双方关联,撰写了《拟制血亲与宗族》长文。宗族是由男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组成的社会团体。然而,历史上存在着不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在社会交往中比附血亲关系。我使用人类学称作的“拟制血亲”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的历史。认同宗、拜干亲、结拜金兰、收养义子、招婿承嗣、外甥继嗣、奴从主姓、皇帝给臣下赐姓、田主、东家与佃户、伙计之间施行少长关系礼法,等等,都属于拟制血亲或类似拟制血亲,以此同宗族发生了联系。我认为,拟制血亲的产生并非偶然。君臣间的、政治人物间的拟制血亲活动,起着延续、扩大王朝政权或家族势力的作用。社会生活中的拟制血亲,可以调节家庭与宗族间的矛盾,适应了古代家庭发展的需要,间接起着维护宗族的作用。移民需要拟制血亲,以便在新居地立足。我还认识到,拟制血亲在向宗族血缘性挑战的同时,又给予认同。人们首先要承认血缘关系的重要性,才会模拟它,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拟制血亲的流行,表明人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宗族及血缘关系,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它的难于取代。总而言之,透过拟制血亲及类似拟制血亲的历史现象,能够看到中国古代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侧面,从而加深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的演进,古人社交关系和社交生活,历史上的移民社会及移民生活。我从宗族史研究发现了历史上的拟制血亲现象,并加以探讨,这是“横通”方法的一个应用。
“纵通”与“横通”结合的一个例子,是我将宗族史与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融汇在一起,从宗族史研究提出秦汉以降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为“变异型宗法社会”。社会形态问题是研究历史学绕不过去的问题,曾经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学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社会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宗法社会”,我对此提出质疑。当然,在我以前已有学者做出责难,不过我是从宗族史视角发难的。所谓“变态型宗法社会”,意思是说秦汉以降古代社会保留了宗法社会的一些特征,但又发生很大变异,社会形态不再是先秦那样的典型宗法封建社会。说“变态”,是基于三个事实。其一,秦汉以降的帝制具有浓厚的“家天下”成分。一方面,秦汉政治体制使家国分离,天子不再身兼宗子,变为单纯的国家元首,这与先秦宗法不同。但另一方面,皇帝和皇族制度,仍然是宗法专制制度,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家天下”本质的延续。其二,实行小宗法制,民间宗族壮大,使得宗法社会多具理想成分而变异。典型的宗法社会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互相维系。秦汉以降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令宗法制下大宗失去强力控制小宗的政治、经济的能力。再就宗法制本身讲,原来是大小宗法兼行,天子以大宗制驭小宗,而小宗又兼具大小宗的二重性,可是秦汉以降,皇帝因无分封制配合,已无诸侯小宗可以支配、维系。民间的宗族是宗法社会的基础,到古代社会晚期,宗族成了民间化、大众化的组织。其三,宗法专制性、族人依附性既得到保存又受到削弱。宗法性与专制性是相伴而生的。宗法的血缘关系,因为社会化,成为族人间的血缘等级关系。这使得族人依附于宗族,族人间也因辈分产生尊卑关系。宗法性与社会等级制及观念结合,成为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基础。不过宗族民间化之后,族长与嫡长制逐渐脱离关系。族长通常由有力者出任,出现遴选制、推举制,宗子与族长不再是一回事,非宗子的人出任族长,本身就违背了宗法原则。推举族长,更是民主性的表现。宗族对族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这是历史趋势。基于这三个事实,我提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中国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和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有保留、有变化,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宗族,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进入变异宗法社会的新阶段。有鉴于此,对于“封建社会”“封建宗法社会”的传统说法,我不愿再继续沿用。
陈:您还能再讲“纵通”与“横通”结合的事例吗?
冯:好吧。社会史研究蓬勃开展,但是一段时间里没有教材供学子参考。为此我撰著了《中国社会史概论》。编写这种教材,是开创,需要总体把握这一学科。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学问,有哪些内涵,有无应有的研究方法,具有何种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它是历史学中的一门专史,还是历史学的另一种说法,或就是一种方法论,这一系列的问题,应有全面的思考与回答。我经过多年思索和多种课题的论述,以及借助学界同人的研究成果,在2004年出版了《概论》。分为四章,即“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理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中国古代、近代(前期)社会结构及演变”“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这种对一门学问做总体论述是一种尝试,我自知是很不成熟的,我是应急啊!因此我没有中断这方面的探索,2006年撰文《史学著作的图文配合与构建视觉史料学》,认为图文配合是史学、社会史学著作的必然走向,当今图文并重史书时代初露端倪,提出视觉史料的研讨方向,以及它的基本内容和学术规范。
陈:在结束今天的访问前,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在您和学界同人的努力下,如今社会史已经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史是一门具有深刻现实关怀、通古今之变的学问,在您看来,继续深化与拓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努力方向有哪些?您对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有哪些希望?
冯: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继续深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不停地拓宽研究领域。我们是处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研究方向,最大的问题当然是人类社会走向、人类的追求与生活是怎样的、人类未来将是怎样的,这类宏观问题需要时刻徘徊于脑际,就我目前认识到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是:
1.特别关注以人为本的历史。尊重社会个体“人”的历史:研究人的生命史和日常生活史;生存环境史与生态环境史,即政治环境、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经济生产、社会风俗;身体史,包含卫生医疗史、生育史、死亡史,以及老年社会与生命尊严的安乐死、老年自杀,快节奏生活、高消费与精神抑郁症,福利社会与老年痴呆症。
2.社会细胞家庭演变史研究。学者吴小英近日提出我国有着从“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变化。我知道,在“家庭化”趋势下,家族会、宗亲会、修谱活动频频出现,修谱在纸质本之外创造网上修谱。在现代化过程中宗亲活动没有消失或沉寂,这就向宗族史、家庭史研究者提出研讨的新课题。
3.关注第三产业大发展形势下人的活动史。富裕社会后人类体能消耗减少,某些机能衰退,同时生活有保障与平静,需要寻求刺激,于是体能锻炼、刺激性娱乐和探险应运而生:如汽车成为代步工具,体能活动大量减少,为活动身体,家庭购置跑步机,社会出现健身房行业;迪斯尼的过山车、激流勇进游戏;攀岩、悬崖跳水、蹦极活动增加;体育明星、演艺明星的被追捧(实质的被消费),歌咏的嚎叫,迪斯科的盛行,无不是追求刺激;另外,休闲式旅游业大发展,成为某些国家、地方的支柱产业,等等。
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的新现象,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与古代、近代社会有着内在的历史渊源,也是未来社会发展演变的依据。从当下社会现象回观历史,是纵通地观察历史,可能认识得准确一些。
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我的愿望是,大家都来关注下面说的两个问题,警惕出偏差:社会史研究成为“显学”,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容易难以为继,容易自满而停足不前,显学地位还容易失去真理,所以我一再呼吁要警惕;社会史研究还要警惕的是,要防止研究的碎片化,牢记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结合,为写出整体史而努力。
(陈鑫访问,2016年11月23日访谈基本结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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