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代天主教史：探索中国历史的独特特点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这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所以说，出席那次研讨会和参观大展，是我从事天主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讨的契机。这就涉及我研究康熙史的经历。康熙帝在宽容教令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对笃信儒家道德伦理的臣民与天主教徒均持认可、保护的态度。

陈：我注意到，近年您将天主教传教士在清代的活动、对中国的观察记录、清朝顺康雍乾诸帝对天主教的政策，特别是康熙帝与传教士互动的历史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题？

冯：我做清史研究，清代天主教史自然也包括在内，但这不是必须要进行的内容，可以说我做此项研究有契机、机缘、学术上“知耻”诸种因素。契机是2011年10月到2012年1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交流大展”。其间，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联合举行了“十七、十八世纪（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我应邀出席会议，会前应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之约，写出《康熙帝与路易十四帝王的共性》（刊登在该刊2011年12月号），会上，我又为友人陈捷先教授的论文《康熙帝与中西文化交流》做引言人，预备了讲稿。会间参观“大展”，我第一次见到康熙帝模仿、创新制造与使用的数学仪器，有圆规、角尺、平分线比例尺、十二位盘式手摇计算机、几何体比例规、数学用表、八位对数表、刻有比例表的炕桌，等等。以前，我从文献中知道康熙帝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些情形，但文献记载平平淡淡。这次欣赏到实物，令我大为震撼，不少是从来未闻未睹的物件。啊，三百年前康熙帝就使用上手摇计算机、八位对数表了，现在中学生使用的也只是四位对数表。那些物件中有的是清朝宫廷仿制的，当时在数学仪器使用上并不落伍呀！中华帝国一向以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康熙帝却有了一些尊重科学新知识的意识，屈尊以西洋传教士为师，并模仿制造西方仪器。这令我真切感受到康熙帝强烈的求知欲望，叹服他的不寻常品格！震惊刺激我去了解“康熙帝与西方文化”的历史，而康熙帝的西方知识是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研习这个课题，离不开康熙帝同传教士的关系，离不开研究传教士的东来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这就自然涉及清代前期天主教史。所以说，出席那次研讨会和参观大展，是我从事天主教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讨的契机。

何以又说机缘呢？这就涉及我研究康熙史的经历。我在写作《雍正传》时，涉猎了康熙后期史。80年代后期，天津人民出版社约我写《康熙传》，我一开始应承了，但是后来因为要集中精力研治社会史只好又辞谢了。不过我并没有忽视康熙史。2006年，我与友人王思治教授合著了《康熙事典》。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康熙帝是要角，我与研究康熙史应该说有缘分，现在论说他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促进我进行这一写作的，还有“做学问以不知为耻”的思想因素。在《康熙事典》中，我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将罗马教廷传信部的马国贤当作了耶稣会士。在该书“后记”中我说：“本书类似于工具书，史实应当绝对准确。”然而我自己却犯了这类教会史方面的误失，发现后心情非常沉重。我是以实证史学观念治史的人，竟然出明显的史实差错，还配为史学工作者吗？佩服康熙帝尊重科学技术与惭愧差错的失落心情两相结合，遂有研治康熙帝与西学、康熙帝与传教士关系史的写作冲动和决心。

陈：从2011年到现在5年多时间，您发表了十来篇关于清代天主教史和传教士的文章。听说最近还要结集出版。您能谈谈在天主教史研治中有何心得吗？

冯：在清代天主教史的研究中，我着眼于政治与宗教的双向关系，既要明了天主教发展变化史，又从教会史角度观察清朝的政治，这是我的研讨方法。据此，写出《康熙帝多方使用西士及其原因》《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优遇传教士·浙江禁教·容教令出台——从中国天主教史角度看康熙帝政治》《清朝前期西洋传教士笔下中国人性格与中国政体》等文。要说研究心得，我有这样几点。一是中庸方针政策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稳定。康熙帝在宽容教令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对笃信儒家道德伦理的臣民与天主教徒均持认可、保护的态度。因此天主教虽与“儒教”的意识形态产生冲突，但并没有发生社会的不稳定。二是君统与道统分离是古人的政治智慧。在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上，许多臣民和皇帝政策见解不同。这种不同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君统与道统分离，君主难于全面控制臣民的思想意识。历史证明，君统、道统的分离对社会有好处，这是古人的政治智慧。三是应该正确对待外国文化、外国先进文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从未间断，这令中国人产生根深蒂固的世界中心论，蔑视外国文明。但是这种中心论的实质是帝王中心论、统治者中心论，是统治者需要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下，康熙帝能够承认西方文化，主动招募西方科学技术艺术人才，其博大襟怀，真正是前无古人，超越其他帝王。但是他又是“中体西用”论的提倡者。他不懂得世界文明中有普世性的进步成分，只知维护“道”不变，这就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此外，在研究中，我还对统治者应如何对待“异端”观念进行了思考。雍乾禁教中，许多教徒坚持信仰，从事隐蔽的或半公开的宗教活动，甚至为求得对教义的真切理解，往数千里之外的澳门招请西洋传教士。信仰是发自内心的，通过政府命令来禁止是无济于事的，清朝统治者始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是时或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方针，不那么追究，这也算是一种明智之举吧。

陈：我们在交谈开始时说到，海外华人社会史也是您近年的一个研究课题。我想这项研究是不是和您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您在海外的生活阅历，有着直接的关系？

冯：我对海外华人历史的关注，起初是宗族史研究的延伸，是将宗族、宗亲会史研究拓展到海外华人社会。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我几次去香港、台湾、韩国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我为一个学术会议提交了论文《晚清南洋华侨与中国近代化》，这是我进入海外华人史领域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会上我从与会的香港、台湾学者那里获得了海外华人宗亲会的一些知识，并得到了港台有关出版品，这让我大开眼界。这些知识对我的宗族史研究很有启发。后来，在我写《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宗族社会》等书时，将海外华人宗亲会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写。我去韩国参加学术研讨会，先后写作《朝鲜大报坛述论——中朝关系和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侧面研究》《韩国朝宗岩大统庙述略》。在文章中，我探讨了明清之际华人赴朝鲜的“遗民”史和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并在旅行中获得后来的移民史资料。近些年，我经常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旅行中，我也在不断搜集华人史资料。

陈：传教士来华与华人海外移民可以说是一组相互呼应的题目。通过考察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一定会对中国人、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您在这类课题研究中，有哪些发现？

冯：我对海外华人的中华礼仪活动进行了一些观察，感到这些活动给予他们精神寄托与慰藉，反映出海外华人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客观上起到了传播家族文化和延续中华文化。在进行这些观察时，我的脑际萦绕着孔子说的“礼失求诸野”，挥之不去。“野”是相对中心而言的，放大范围来说，也可以包括有传统文化联系的邻国、有华人的国度。礼的某些内容在中心地带消失，在“野”则可能保留着，在海外华人中流传着。中心地带失去的礼，有的已经不适合于现代社会，让它消失了。有的则未必，或一时消退，而后又被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重新拾回来。现在我们就是要认识哪些是需要拣回来的东西，让它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我有点惭愧，这方面深入探讨还不够，但是也在跟踪调查新资料。

研究清代天主教史：探索中国历史的独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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