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史学研究的比较分析与优化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因为两岸的方法论、研究的课题许多是一致的，所以就容易交流。在交流当中，在史学新领域研究方面我的印象大体上是这样：西方—我国台湾地区—大陆。台湾新文化史的内容，后来在大陆相继开展研究。台湾学者从大陆的研究中汲取不少东西，特别是民族史、考古学，这两方面他们条件不如大陆。

采访者：冯先生，关于海峡两岸史学研究的比较，我想先提一本书，就是邢义田、黄宽重和邓小南老师等主编的《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他们按各个断代，里面又分成几个专题，包括考古、医疗卫生、城市乡村、经济动脉、经济变迁，等等。他们把台湾几个比较重要的刊物，比如说《史语所集刊》《近代史所集刊》《新史学》《汉学研究》，以前的《大陆杂志》等，还有《食货》复刊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又重新集中了一下在大陆出版。

冯尔康：这好，我原来不知道这部书，谢谢您的介绍。这部书集中了有代表性的论文，我想应当很好，大陆读者找这些文章就方便多了。

采访者：这一套书，邢义田在总序里面和各个主编者对各自专题，与大陆史学有一点点对比。

冯尔康：那太好了！必定有学术价值。

采访者：您要讲的比较，和他们那样的比较是相同的方法吗？

冯尔康：就您所讲的，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个案的思考多，也有专题性的思索，我要讲的是根据我所读到的东西和所接触的人的感受来谈这个，而不是研究性的，是感性的。我没考虑去系统地总结。我主要想谈两岸史学的交流影响，特别是在某一些领域，台湾史学对大陆史学的促进。两岸学者虽然在不同的政治实体下生存，但是一旦接触之后，给我的感觉并不陌生，不像西方学者，几十年不接触，那种新鲜感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开始开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接触西方的学者，他们的思维逻辑、所研究的课题给我们的新鲜感多一些，台湾地区的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不陌生。因为两岸的方法论、研究的课题许多是一致的，所以就容易交流。这是我的一个总体感觉。

在交流当中，在史学新领域研究方面我的印象大体上是这样：西方—我国台湾地区—大陆。因为台湾更接近西方，他们从西方受到影响。我们跟台湾接触后，又从台湾得到不少东西。我想讲一下个人感触。我做社会史的时候，在80年代的前期，当时西方的东西翻译得非常少，很难见到。我见到台湾大学黄俊杰编的历史方法论的论文集。他介绍了布罗代尔年鉴史学。我当时对社会史这个概念能不能存在，它究竟是做什么的，学科是怎么样的，没谱。当时天津社科院有个台湾书展，我在那看到了这本书。这一看啊，布罗代尔他们研究的内容，正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看来提出社会史没有问题，它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专门史。当时我就有这个想法，这是从他们那来的。后来1992年，我到台湾去，介绍了大陆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情况，我说我当时很想找年鉴学派的书来看，但找不到。演讲之后，梁其姿，因为她非常熟悉年鉴学派，就给我送了一本书，我很高兴。那时我看了王汎森的一篇文章，在一次讲演中，我说王汎森怎么怎么说，后来别人告诉王汎森，谁谁在报告里提到你的文章了，这就是一种互相交流。我个人体会，当时新领域的研究，从社会史方面来讲，大致通过他们再到我们这。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有的学者直接从西方来，但是那些学者一般影响比较小，因为他们多是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或别的行当的，他们对中国史不一定有深厚的基础，不能很快把新东西导入中国史研究。所以我说台湾史学界是一个交流的渠道。我们后来都知道，我们所说的社会史，台湾说是新文化史，他们把社会史这些领域，包括女性史都作为新文化史来看待。台湾新文化史的内容，后来在大陆相继开展研究。生态环境史、社会医疗史，就是他们较早开辟的，大陆受他们的影响不小。

大体上在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史学对大陆史学起着促进作用。尤其是80年代。它这个中介转传（“转播”）作用比较大，而到了21世纪我们就差不多了。我们不用再通过台湾这个中介了。特别是90年代末以来，往各个国家去的人很多，回来之后，他们就传播。但是台湾地区的一些研究，到现在还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重视。比如生死学，这是对人的关怀。我们在医学界方面，90年代，已经提出临终关怀的问题，是从医疗技术层面上考虑多一点。台湾生死学是由佛学院提出来的。他们有专门的杂志，正式提出生死学不仅是临终关怀，养生、死亡、安葬等一系列内容，哲学、历史学的观念，也在这个生死学里头，它涉及的面相当广，这个在我那本《中国社会史概论》里面有一个段落专门讲到了。大概也是在90年代前期兴起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归到医疗社会史里头。

当然，大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也给台湾史学同行提供了新的信息，特别是给年轻学者。这是我的亲身感受。因为我在台湾讲课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学者对大陆的书，很快就买了，大陆学者的研究信息也知道得很多。我还认识他们的一些书商，他们和学者联系得很密切，学者开会，他们也去。我们1991年举办的明清史研讨会，他们也来了。我看了一些学生的论文，参考资料里有不少大陆学人的论著。台湾出版了很多大陆的书。我们学院杜家骥不是在台湾博士文库出了一本专著吗？我的书，光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就出了几本，有的是他们先知道，比如《雍正传》是他们了解信息之后，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行到北京举行学者座谈会，我应邀去了，开会时他们提出的。有的是我主动跟他们提的。他们出很多大陆学者的书，加上那一批博士文库，很多。可见大陆学术著作在台湾有市场。台湾学者从大陆的研究中汲取不少东西，特别是民族史、考古学，这两方面他们条件不如大陆。总体上来说，大陆可是队伍庞大，你这么多人，你一个人出一本书，就有很多了。我们这么多人做研究，写那么多书，确实有一些有参考价值，所以我觉得两岸是互动的，不光是我们学台湾，台湾特别是他们的年轻学者对我们的成果很关注。也就是说各有优长，互相交流。

另外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两岸学者的理解和宽容精神。比如说我们大陆谈的那些概念，台湾学者不认同。说起“封建社会”概念，大陆学者把它的时限延续到近代，台湾学者认为封建社会就是周朝，你后头哪来的封建社会啊？但是人家理解我们的定义，在研讨会上人家不发表异议，我们就在这概念下来讨论，这不就是宽容么？我在台湾有一次演讲，题目是清初吉林“文化”问题（后来发表在《清史研究论丛》上面），是学术论文，但是讲到民族问题，提到东北早期就是中国的，有着“自古以来”的味道，与会者中有人暗笑，我感觉到了，但是他不提这个问题，不讨论。他们理解我的学术研究环境，理解你是大陆的学者。台湾学者到大陆来，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位先生来开会，他讲了一些台湾学者内部的事，他心里不平衡，到这里来发牢骚。大陆学者怎么能掺和到他们内部的纷争中去呢？所以不接他的茬，也就过去了。这就是理解。1985年我第一次出席香港大学主办的明清史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是史学界两岸学者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各自有差不多20人参与，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两岸学者在正式学术会议上接触过。个别的接触倒有，是私人的。之前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都不可能见面。第一次见面在香港。见面后，大家非常地融洽。我写的雍正弟弟允 pagenumber_ebook=336,pagenumber_book=305 改名的文章，庄吉发看到了，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午餐的时间，他对着我来了，我对着他走去。两人就交谈开来了，没有障碍，因为都是谈的学术见解。不是因为你是台湾这边的，我是大陆那边的，他不那样看待我，我也是那样的，是很自然的交流，没有什么隔阂。两岸学者毕竟还是同一个文化传承的嘛。但是我觉得，台湾学者也不讲你大陆什么事，大陆学者也不讲你台湾什么事。各自内部的事，自己去解决，我们研讨会，就是研讨会，讨论我们的主题。我想关于两岸比较就是这些！

采访者：非常感谢先生给予我们这么多的教益，我们这些人能够这么长时间聆听您的教导，十分荣幸。真诚地谢谢您！也真诚祝愿先生身体健康，期盼您写出更多富有启迪的史学佳作。

冯尔康：谢谢！谢谢你们来和我交谈，我这也是一次整理自己史学观念的机会，我的想法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说出来不过是交流而已，以后有机会，欢迎你们来讨论，并祝你们学业精进，未来成就卓著。

（刁培俊、夏柯、刘佳佳整理，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1期）

海峡两岸史学研究的比较分析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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