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多元并存与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接下来给我们谈谈对历史方法论的看法好吗？关于方法论问题，我首先谈谈个人慢慢悟出来的一种经验理解，就是史学方法论是怎样产生的。就是这个方法论，我是从研究当中总结提出来。这种实证方法被认为是科学方法，当时是时髦的，是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他应用考证方法，吸收了乾嘉考据学，但是他命题本身，其实证史学、实证方法还是从西方来的。一种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一种是学术研究的方法。

采访者：我们刚才讨论了史学传播和大众化的内容。我们知道，您多年从事微观的实证研究，同时认识到实证研究应提升到理论层次。接下来给我们谈谈对历史方法论的看法好吗？

冯尔康：好的。关于方法论问题，我首先谈谈个人慢慢悟出来的一种经验理解，就是史学方法论是怎样产生的。史学研究法不是外界给我们加来的某种理论，而是我们从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做历史，怎么做？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悟出来哪些方法是可取的，哪些是可以讨论的。我做这个工作几十年的体会，就是外界的理论不一定契合。我本人早先是朦胧地学主流方法，随后自觉地学习阶级论方法，再后来主动了解西方新史学方法，而实证方法始终伴随着我。比如说做社会史，当初什么是社会史？首先就面临这个问题。你要研究这个，你给不出科学定义来，也得讲出个道道来，否则你如何进行。当初我想到的，不能说一点历史研究根据都没有。但更多地考虑一些理论，是从其他学科借鉴一些东西。借过来不能说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更多的什么是社会史呢？我后来在研究中慢慢地领会得多了一些。我于1998年参加在苏州大学主办的社会史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中正式提出从社会史研讨史中提炼研究法的见解，主张更多地从实践中来认知方法，不要专从纯理论上探讨。2002年又写出专论文章，2004年出版《中国社会史概论》，讲了这个认识过程及社会史研究法。从80年代初开始到1998年我用了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就是这个方法论，我是从研究当中总结提出来。真正的社会史研究法不可能是飞来之物，它完全是社会史学者的群体实践，研究实践当中选择的产物。

关于方法论，我还有一个基本想法：方法论是从简单到复杂，从简单到多样，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在史学研究的实践当中来丰富发展的。我们的研究丰富了、实践丰富了，那么我们再提炼出方法论来，也就丰富发展了。所以它是多元发展的。对于中国古代的史学，我们历来称之为历史编纂学，其实古人那时候编撰是有观念的。但我们后人，总认为自己高明，不承认他有自己的观念，或者说，他的观念不对，所以我们称为编纂学，也就是编纂资料学，就是排比史料。实际上司马光怎么没有史观，司马迁怎么没有史观？实证史学，我现在把它分为两种。一种以胡适为代表，较多地吸收西方的实验主义观点，强调的是科学，历史也要像科学那样来做验证。这种实证方法被认为是科学方法，当时是时髦的，是新的研究方法。当然他应用考证方法，吸收了乾嘉考据学，但是他命题本身，其实证史学、实证方法还是从西方来的。另外一派的人并没有更多地强调科学性，他们从传统考据学吸收得更多，包括陈垣、邓之诚、吕思勉、陈寅恪、罗尔纲，一直到季羡林这一代。这两派到我上学那个时代，就是50年代，尽管批判胡适，可是一般地看还是认为是研究方法。而陈垣他们这一派谁也看不上。但是我今天回过头来讲，把他们作为两种，都是实证史学，但是其中后头这一部分人，他们更注意材料搜集，从材料出发来下结论。先有那么多假设干什么？我们先看看，看看材料，从材料当中能得出一些什么？前头那一派，先得出一个设想，就是可以大胆假设，它是假设，不算结论，先有一些假设，然后你再小心求证。

采访者：冯先生，在实证史学里边，您怎么看待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还有顾颉刚？

冯尔康：傅斯年呢，更多地是和胡适一起。顾颉刚呢，我是不太敢说，他也是胡适的学生，也是按照那种观念指导下来进行的民俗学和史学研究。

采访者：冯先生，我想谈一下我的看法。我觉得顾颉刚的主要观点当然来自胡适，但他不是走得更远。傅斯年还是有些不一样。因为从德国回来，他所强调的是兰克史学。虽然他很多思想来自胡适，但是他本身的方法，特别是他在史语所的发刊词、史语所的工作日志，显示他跟胡适还有一些差别。

冯尔康：对，就是说都有他们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分成两派，或者三派吧，傅斯年单独。因为那是从德国学过来的，而不是从英美。他把历史语言当作历史研究的资料。他更强调材料，他的“史料即史学”的话怎样来理解？这个我觉得不必纠缠，老是责备他，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说，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就是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我们历史学要是没有史料就根本谈不上成为一个学科。我只是读过顾颉刚、傅斯年的少量著述，没有专门考虑过他们在史学史中的地位和特点，所说可能是无知之谈。

采访者：其实我为什么这样想？现在我接触一些做史学史的人，有关20世纪的史学史，这两个人的著作是必读的，避不开，都要提这一点。

冯尔康：傅斯年在台湾，我们从学术上看，他被纪念的程度，比胡适还厉害。傅斯年的墓就在台大，占据校园里的一个角落。那是非常不简单的。史语所图书馆，就叫傅斯年图书馆。这是两个学术权威机构，一个是著名学府，一个是“中研院”。

采访者：冯先生，“阶级论”史学现在可是一个事，我有两层想法。一层就是说如何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的话，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论的话，来分析历史上的真实，无论他正确与否，他是以一种科学的研究，一种审慎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第二层想法就是说有些人是投机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你离不开这个指挥棒。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冯尔康：我想这个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一种是学术研究的方法。你如果相信，那完全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因为你是真诚的信仰。这是值得尊重的。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为了个人利益来讲这些，是迎合某种需要，不是发自内心的。另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可以说很少见了，就是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得表个态，那不是他的真实思想。反正我觉得作为一种信仰来讲的，这个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大家来共同探讨，学术上来讲，应该是各种方法。因此我认为我们研究应该是多种方法，不应该排斥什么。为什么现在不大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讲得太多了，就好像做社会史的时候，英国人威廉最早提出来，把政治史排除了就是社会史，他是采取排除法。后人可以诟病他，说他不对，但是我尊重他这一条。他开创的时候，他不可能那么科学，弄出那么严密完整的一套定义，但是他提出来一个，就不简单。当时历史就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一句话是政治史。在这种情况下，想扩展历史的研究面，暂时排除政治史，先研究别的方面。我在80年代初期就这么想。我不研究阶级斗争史，当然我也不说排除。讲政治史，讲阶级斗争史，讲了那么多年了，我们得研究点别的东西。如果我还在继续讲这个，那新的东西怎么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人的认识也有发展，将来对问题的处理，也会前进。比如社会史一开始排除政治史，现在不是说政治史回归了吗？当然政治史回归可不是简单地复位，对原来的政治史来讲内容不尽相同，也是提高了。关于阶级论呢，我不提这个，我更多地是讲等级观念。阶级是生产关系的产物，而等级是政治产物，各个等级的社会地位、权利与义务由政治来决定，由皇帝、政府下命令来决定，甚至社会习惯势力来决定，和阶级不同。我认为如果讲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等级观点可能更适合，更能解释历史现象。

采访者：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说到乡村一些人的时候，是用地主阶级分子，还是用精英，或是别的什么词？如果叫您处理的话，您怎样办？

冯尔康：一般情形下我还是避免地主阶级这个称法，因为我有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自耕农占多数的社会，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主要的一对。这个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无特权身份的庶民地主。这些人中的自耕农、庶民地主，国家跟他们有赋税的关系。我认为这是基本的社会对立。所谓农民战争，就是纳税的农民反对朝廷的无厌之征，反对黑暗统治。此外才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这个对社会的基本认识令我一般慎讲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慎用地主一词。在观念上，习惯上，原来我们都把地主同封建连在一起，同封建社会连在一起，叫封建地主阶级。去年冯天瑜出了一本《“封建”考论》，他提出来不叫封建社会，就叫宗法地主社会，令地主同封建分开，有见地，然需要深入讨论。

采访者：冯先生，您怎么看待西方新史学？

冯尔康：西方新史学对我们很有启发。它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我们遂有点亦步亦趋的味道。早一点的女性史、性别史，本来是从女权主义、妇女运动史发展起来的，按照我们中国学术习惯来讲就是妇女运动史，后来改成女性史，女性史后来改成性别史，总在不断变化、扩展这个研究话题。生态环境史我想就跟生态环境污染有关。为什么它会在20世纪90年代显著地提出来？因为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污染比较严重，后来得到某种解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生态环境史冒出来了。然后就是社会医疗史，这些都在扩展研究领域。80年代以前，我们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几大块，课题是很少变化的，都是大同小异。吸收西方新史学之后，我们的研究领域大为扩充，论题也新颖了许多。西方学者如果不随时更新，他找不到赞助。你要找赞助，你总是研究老课题，谁给你？商人给你钱，你的课题必须是创新的啊。所以西方学者经常研究新鲜课题。

采访者：冯先生，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告一个段落。您看有什么要补充的？

冯尔康：有一点是我原来没有说的，是关于知人论世法。我们的文学家好像更重视这一块。要理解一篇文章，必须了解作者，了解背景，要了解那个时代。其实历史学家也是这样。知人论世，我想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论来看待。研究历史人物，应当留意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为什么是那样生活？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了解这个人，与了解跟他相关的时代同时进行。所以当初我写《雍正传》的序言，说到通过一个人，来看这个时代，那就是知人论世。我通过研究一个人物来了解这个时代，所以我说那本书也可以题名“雍正及其时代”。那时是自觉地将时代、社会与个人活动联接在一起，只是没有想到这就是方法论的问题，现在认为那就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历史书本来就是写人物的，写人物传记的，《史记》写远古史，利用谱牒、《世本》的材料，这些就是人的家族世系，个人和家族的历史，《史记》本身也是人物传记为主，本纪、世家、列传，是个人及其家族史，这是主体部分，主题部分。《汉书》发展出“志”体，才使制度史在史书中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完整体例的史书是从人物传记发展起来的，所以人物传记是史学著作的基础、基本内容。讲历史，不讲人物，没有人物的活动，是有严重缺憾的史书，所以史学界一度批评社会史研究中只以函数的图表描述历史，批评只是描述事物而不见人的活动的著作，是很对的。大众喜好阅读人物传记图籍，更表明人物传记就是历史的见解。看来，通过人物了解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知人论世，无疑可视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总结一下我对史学研究方法论的认识，就是方法是多种的，应当不拘泥某一种。既然是多种的，需要宽容对待各种方法论，应该互相尊重。就是前面说的“几分法”，我也不是反对这个方法，只是觉得它在被运用中有偏颇。尊重、宽容各种方法，我也是从历史经验来总结的。我们过去批判太多了，总是这不对，那也不对，在这种情形下令人无所适从，或自惭形秽。为什么当初陈垣要自惭形秽于胡适？是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吧？人家时髦，我在后头，自己就有一点自卑。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在社会史研究当中也有这种情形，比如我坚持的，我的社会史研究就是研究具体的、可操作性的，似乎是琐碎的，不讲规律性，不引人注意，不是范式说的。但对范式说，我从来就是尊重。回过头来还是踏踏实实地做我自己的事，用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就行了，不必认为不如人。我坚信论从史出，让史料说话。而对史料必需考订、分析，即所谓“史料批判”，严格遵守之。同时宽容地对待各种方法论。互相尊重，各自勿自惭，勿盛气凌人。唯如此，才能保证史学研究的健康前进。

方法论的多元并存与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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