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及优化方向

采访者：冯先生，您能谈谈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看法吗？

冯尔康：好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讨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前期讨论得很多，提出了很多的标准，我想那个作为我们过去的遗产，我们今天还是有所继承，有的还有效，大家还会遵循一些。

我先讲道德和政治关系的问题。流行观点就是评论人物的功过，主要看其对国家对社会的作用，道德这个问题是比较忽视的。我认为道德标准不能忽视，不能长期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也要适当提高它。关于道德标准对于人物评价的作用，可能做起来比较有难度，资料少，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对人物政治定性之后，如果是一个肯定的人物，我们就不愿再从道德等其他方面来考量他。因为政治是大节，道德是小节，不要拿小节去苛求历史人物。像白居易，过去虽然也给他定性为封建官僚，但又因为他揭露政治黑暗，说他有人民性。就最近我看的评论讲，对他有一些微词，比如他对待女性，对待家妓那些态度，像他这样已经上了岁数的人，还要几年换一个家妓，当时道德是没问题的。过去没人说，今天有人提出来，说白居易这人挺坏的，这就说的道德问题。我是想，人物评价，道德方面不可忽视，不能全然不顾，然而要实事求是，既不要苛求，也不要忽略不计。这种话好说，做难做。我写《雍正传》，说传主是改革家、杰出帝王，这政治方面似乎容易下结论；我又说他杀害、迫害兄弟、功臣，性格残忍，喜怒不定，说假话，篡改文献，可是在道德方面就总括不起来，这当然是自身努力还欠缺，同时少有借鉴，也不无关系。因此，这需要众人来努力，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不要忽视道德的分析。

接下来我想谈谈“几分法”的评价方法问题。几分法是50年代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我理解是为肯定“正面人物”，如对斯大林、赫鲁晓夫批判之后，中国就使用几分法，去肯定斯大林功大于过，是正面人物。以后又有成绩和缺点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关系的提法。这本来是政治的问题，却由我们史学界用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了。这个几分法，大家现在还在用，对历史人物也是这样。这里头有个问题，这么一分之后，往往容易使得我们忽视他的另一方面，所以我提出质疑，就是在这。它类似于传统的区分好人、坏人。三七开、二八开，首先是定成一个好人，只用在正面人物身上，没有说倒二八开的，坏人不用这个标准。你看我的思想方法就是这样，坏人那几分好就不提了，提了就是给坏人翻案，给坏人说话。那你立场有问题。另外，对于大人物、小人物这个标准历来是不同的。从古到今都不同，给大人物就网开一面，小人物小节就是大节，大人物小节无所谓，不足道，这些例子俯拾皆是，不必枚举。问题还不仅是对大、小人物评价标准的不公允，而是撇开大人物的道德问题，成为几分法评价体系的一种。几分法成了专给大人物、正面人物说好话的评价方法，不无偏颇。几分法并非不可用，而是需要全面评价一个人，不因其为正面人物，就以偏概全，为其遮饰。

采访者：冯先生刚才说的白居易这个问题，在他生活的时代，当时的道德和法律都是允许的，这是符合当时的情形的。我们今天评价它，是站在当时他那种情况下评价他，还是说以现在的标准来议论他？我觉得还是应该拿到历史中去，拿现在的事来说过去还是不好的。

冯尔康：您说得好，这正是我注意较多的问题。评价人物需要考虑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要关注历史人物的“时代”，您说要拿到历史中去，我也是这么想的。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界讨论“历史主义”评价方法，提出不要以前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求他们，苛求古人，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对。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地认识了，要回到历史的那个时代，回归历史，回归文本，注重历史时代的那个“当时”“当世”，观察当时人的信念、价值观念和利益，做出历史之理解和说明，而不是以后世的义理、后世的利益、留给后人多少东西为旨归去做评价。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要立足于古人对当世的影响，来做出评论，要回到他所处的时代，考察他对当世做了哪些努力来改善当时人的生活、生存状态，他能够做什么，做出了什么，不可能做出什么。评价以对当时社会的作用、影响为主要考虑的因素，以对当时社会作用为主，对后世影响为辅，这就是给人物定性的主要方法。就此，我想从四个方面稍微具体地谈谈想法。

一是“盖棺论定”与后世价值观的问题。盖棺论定，是说人已故去，不能有新事，故可论定，着眼点是放在他对当世的影响。他是为当世生活的，为当世人做贡献，他的作用也在于当世。他主要不是为后世来生活，这是现实。他的生活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的。当然也有古人考虑到后人的，为后人做一些事情，那是一种富于理想的人。然而盖棺论定也并非绝对的，原因不外是其人其事原来隐而不显的部分，后来彰显了，或有过誉而降低了，这也是由对其认识从表面到深刻，或者是后人的评价体系有了变化，就是标准变了、是非观念变化了。以对曾国藩的评价为例，前后极不协调。19、20世纪之际、民国前期，梁启超、蒋介石、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与抗战及以后，范文澜的冰点评价——《汉奸卖国贼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严重反差。20、21世纪交替之时，对曾国藩有所肯定了，或多所肯定了，所以曾国藩没有能够进入“盖棺论定”的境地。后世人的价值观念总在变化，使得历史人物难有定评，这也许就是有人说的“历史就是当代史”吧？历史不又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吗？我想，在某些方面可以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去分析古人的行为，注意，仅仅是古人的行为，但是万万不宜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古人，要求古人，给古人定性。

二是当世利益与后世利益的认定标准有无统一的可能。历史上人们的当世利益与后世利益肯定不会一致。如秦朝二世而亡，是当时人为当世利益对他的否定，他滥用民力，超过民力所能负担，所以群氓揭竿而起推翻他，虽说六国贵族亦行参与，毕竟是民众力量的结果。但是秦朝的建立及其制度从对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发展来看，有其积极意义。显然秦朝末年人与后世人有巨大分歧——当时人说是暴秦，后世说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如何综合评论秦始皇的历史地位？这就涉及当世利害与后世影响的关系。秦朝对民族、国家后世的发展有利，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应予肯定。前人为此有所牺牲有其价值，有某种必要性，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但是牺牲应当有限度。若对时人与后人的利益有冲突，不能以牺牲当时人的利益为准，在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兼顾中，只顾后世，不顾当时人的利害，这是后人苛求于前人，是后人自私的表现。当世的标准和事后的价值评价，这种分歧能不能统一，这个我是考虑了，这个似乎统一不了。也许能统一。就说我们能有一种学说，把这个对当世好，对后世不好，或者反过来的情况，我们能有一种说法，能够成一说吧。我考虑这问题，反正是没考虑出来。我们后世形成的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在这种情形下，很难产生一种理想的说法。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想说，“盖棺论定”，后人不要以后人的是非观念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三是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关系问题在人物评价中的作用。个人和国家不能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这是咱们今天的理解，原来历史上很长时间没有这种观点。现在我们要讲重视人了，讲人权了，个人不是国家的附属品。是的，只有国家强了，老百姓才有地位，所以要求个人牺牲来维护国家，历史上形成了为民族而牺牲的精神，像“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们共同接受的理念。为了民族牺牲算不了什么，这是我们民族共识。不过事情不能是单方面的，应当是双向的。国家与个人的利益互为一体，个人为国家流血牺牲，国家应该爱护子民，保护子民。传统社会没有公民权，近现代社会是必须具备的。今日在强调个人爱国的同时，应当注意国家对公民的态度，对民众的关怀与体恤，才不偏废于一端。比如国人在外国遇到突发事件，国家应帮助克服困难，乃至派专机接回国。个人与国家长远利益的矛盾，很难统一，不能在人物评价上完全要求个人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做人物评价的时候，也应该考虑这个。你不能光讲个人来牺牲，你也要讲政府、民族、国家给他们什么，要把这个放在我们评价体系里。

四是在野派、清议派与当权派人物的评价，如何顾及社会理想与历史实际的问题。理想与实际对立统一的问题，这个也是我经常思考的。我们读史书，往往读的是官方正史。不得意的人、非主流的人写的书，过去所说的野史，对于这个要特别注意，常常是野史中记录某些历史的真相。但是我觉得这里头要特别警惕，就是野史中不同意见的说法，往往偏激一点，他跟实际情况有脱离的一面。具体来讲，执政者和在野者，你不管哪一朝哪一代，都有这个分界。所谓清流，清流在野，即使在官也不占主流地位。清流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所揭露对方的一些问题，历史家评论，常常用清流的这些资料，按照清流的标准来叙事。这个我觉得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客观的地方。因为执政者和非执政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非执政者看问题，有时太过理想化，有太多的责难，不了解执政者的难处，你在旁说风凉话、便宜话，那好说，而且头头是道，还真是相当准确。可是这个事，让你做你怎么办？就《马关条约》来讲，李鸿章给定为卖国贼，条约是你签字的，那理所当然你是卖国贼，你今天给他翻案也不好翻。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说当时应该怎么办？被日本打败了，现在必须结束这个战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一回事啊！你老佛爷跑到西安，要不要回来？现在处于战争状态，你要不要结束战争？你要结束战争，你就得签这个条约。你打又打不过人家，战争必须结束，条约必须签订，那怎么办？总得有个人去签字。那么充当这个角色的就一定是卖国贼，在野的人可以骂你是卖国贼。执政者他有苦难言，李鸿章不也推辞吗？不想去。但是还是让他去了。外国人说我就认他，是吧？《辛丑条约》不就是吗？非他出山不可。你说他怎么办。站在清议的立场上，你当然要骂他。可是一个务实的人，你怎么办？因此我说像李鸿章这样，他在跟日本、跟八国联军谈判时，是怎样一个态度，很是关键。我是失败了，要赔款，要割地，我到那是讨价还价，还是不讨价还价，我就奉送给你，还多送给些。李鸿章显然是讨价还价的，对不对，他也只能采取这种态度，最积极的办法就是讨价还价。因此他签字，这个你要客观些，不要对他责难太多，适可而止。中国是被打败了，签订了不争气条约，丧权辱国，但是他个人有多少责任？他是代表政权去签字，不要把他定为卖国贼。如果他在当中还想讨日本人的好，还想割的更多一点，那他是卖国贼。所以我就觉得评价执政者的时候，要客观，要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你不要光看理想，也就是说理想和实际是两回事，你要处理实际的事情，而不是我的理想应该怎么办。在革命年代，按理想评价人物，是为宣传，当时亦不见得相宜，后世更不足为训，也不可延续。

采访者：这边我有一个疑惑。就是发现自己在做人物传记的时候，有时候不自觉地觉得自己研究的人物越来越可爱。有时候自己很难跳出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常态？我们研究是不是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冯尔康：这个可能是常态。您对他了解越多了，就理解了。他的弱点也就看清楚了。哦，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就所谓理解了。不过我想研究后，应该跳出这个。站得更高一些，全面来看事物。

采访者：冯先生，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一块，你看看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冯尔康：我还要谈下关于“历史是胜利者来书写的”的问题。有文学家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文学却总是为受难者说话”，笼统地说这也不错。我要讲的，倒不是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跟人家辩论，不是这意思。历史确实是给胜利者写的，那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胜利之后，李建成就成为一个完全没有作为的坏人，这违背历史真实，抹杀他在建立李唐、反隋中的作用。这就是胜利者所写的历史。为胜利者歌功颂德，总结经验，此乃史学主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历史也有另类，有另类作者撰写历史，为失败者张目，或揭露胜利者。另类作者，有史家、作家、散文家，史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史书。诗人写战后的萧条，如清代发配到东北的“流人”写叶赫城之为废墟，无意中写出战争的残酷，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就不是为胜利者而抒发。史学家也非清一色歌德派，起码司马迁就不是。司马迁非得给陈胜来个世家，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就不以成败论英雄。史家强调公正、客观，董狐之笔也是有的。可见历史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有公正客观性，所以说历史也不是清一色的为胜利者歌功颂德。

总的来讲，我们对待历史人物，重在理解和说明他的行为，关键是在这。我们如何理解他的时代，他的作用，去加以说明，说明他为什么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能多做一点。你说求长生不老，反正大人物想这么做的不在少数，我们今天看了有点奇怪，但是我们理解他那个时代就行了，我们对他加以说明而不是光是批判，为什么秦始皇老受儒生的愚弄，非得去海上求仙人去，那么大的伟人，怎么老受愚弄。你得解释这个现象。你说唐太宗那么伟大的人物，就是立太子的事让他难上又难，最终也不能说解决得很好。你现在说康熙，好像没多少毛病，可是太子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关键我想就在说明它，而不是只是说他不对。

另外，历史人物评价要准确，即使有完善的评价标准也不够，我想实践中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样那样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大家很容易被思潮所左右，然后就很难客观，就把评价标准抛弃在一边了，是不是？早些时候，比如我们刚才说的，一切有阶级帽子，一戴就解决问题了。现在好像又反过来了，一切都是精英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头说到，清代的皇帝研究，现在有一种风气，一切都肯定了，都是好皇帝了。这个就是一股风、一种思潮。现在整个来讲，不是像上个世纪批判的时代，好像变成褒扬时代了一样，所以我觉得真是值得警惕。还得实事求是，还得注意评价标准问题。好，人物评价就说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