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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功能的多样化与历史知识传播路径优化

【摘要】:央视“百家讲坛”以及河北等省市卫视的有关历史课题的讲座,对史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是可喜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不妨回顾古往今来历史知识的传播史。事实表明,古代历史知识传播是在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书斋、学校中进行的,这是主流传播方式。②给历史知识传播者以尊重和应有的地位。③准确认识文艺作品、影视历史剧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民众从各种途径接受历史知识,是中华民族喜好历史的传统的表现。

采访者:冯先生,听说您对“百家讲坛”这类文化传播方式是比较赞成的,能谈谈您的看法吗?

冯尔康:好的。这和我一直主张历史知识大众化有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求用,这个用,从传统来说是为政治服务。除了这个政治功能外,史学还有社会功能,要满足社会和大众的需要。在这个方面,史学家应主动考虑去和大众结合。我觉得史学家不要那样老觉得高高在上,觉得自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似的,是教育人的,应该是和读者、受众交流对话,是完全平等的,要把自己定在这个位置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做得还不够,我参加过、主持过好多次学术研讨会,就是没有开过一次史学知识大众化议题的会议。其实史学界始终都有某种危机感,就是我们写东西都是小范围的同行在看。我做的清史就是研究清史的人看,我做宋史就是研讨宋史的人看。做清史的顶多看看明代有什么渊源可寻,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并不是真正地去更多地思考历史的连续性。这样的话,也就是几百人看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写东西只给小范围的读者看,那还有多少生命力呢?从这点上讲,就是本质上要发展,要有生命力,要在社会上起一些作用,着眼点是普通老百姓,是大众,而不是小众。因此我觉得“百家讲坛”讲得不错,我有时收看,有的很爱看,这对普及历史知识是需要的。不管是不是做历史出身,只要是在讲史,那么大家一块儿来讲,没有门户之见,不要分哪个学科的、哪个行当的、哪一个观点的,你能把它讲好就行。

央视“百家讲坛”以及河北等省市卫视的有关历史课题的讲座,对史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式,是可喜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不妨回顾古往今来历史知识的传播史。

在古代,历史知识的传播对象是社会上层,而将民众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张居正撰《帝鉴图说》,都是特为帝王写作的。清朝皇帝以恭读前朝《实录》《圣训》为日课,习史成为必修课。史馆修史、编纂《一统志》,将人物传记草稿晋呈,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可见帝王重视史书编写和教育。在科举制度下,士子钻研的就是经、史二科,科举考试也以此为内容,所以士子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史书的学习方面。事实表明,古代历史知识传播是在中上层社会人士的书斋、学校中进行的,这是主流传播方式。

古代民间的非主流传播体系,主要出现在四种场合:

一是大众娱乐场所,如宋代的“瓦子”,民间艺人说史,“说三分”“说五代史”之类,并形成演义类的史书——《三国演义》《说唐》《隋唐演义》《说岳》、蔡东藩的二十四史演义,类演义的《水浒》《平妖传》等;戏剧传奇及其演出,如《桃花扇》《精忠谱》《八义图》等;诗歌在公众场所,如勾栏的传播,如白居易的《长恨歌》。

二是佛寺的“俗讲”,说佛史、僧侣史、孝僧史。

三是村落、家庭的讲史,诸如家族史、家族世系歌、各种历史传说、历史记忆。

四是政府倡导举行的村社、乡约聚会,宣讲“二十四孝”之类。

可见,古代民众所得到的历史知识,掺杂着许多演义的成分,所以自古以来,民间常常把传说、演义当成真实的历史。今日依然,这是传统,需要历史知识的普及,才有可能逐步摆脱误传历史知识。

现代主流传播系统,手段多样化,受众骤增,动辄上亿,是古代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传播体系包括:①学校历史课教育。其中大学历史学系是专业性的,培养史学人才,高等学校公共课的历史课,中学历史课程。②大众化的历史读物。深入浅出的“历史小丛书”,图文配合的“图说历史”,普及本历史读物层出不穷,如20世纪90年代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古代文化丛书》《中国古代生活丛书》。③讲座类型最引人注目,不妨以央视的“百家讲坛”为代表。④现代影视、图书传播系统。试图正说的历史剧,秦、汉、唐、明、清等朝代的帝王戏充斥影视剧舞台;戏说历史剧不胫而走;历史小说很多,如二月河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长篇之作。历史小说与历史影视剧的创作关系密切,小说《雍正皇帝》成为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创作主要参照物

历史知识的传播,从书斋、课堂、戏院、剧场,进入广播台,特别是电视台,从以绢帛、竹板、纸张为载体,进到以影视片、光碟为载体,主流与非主流传播系统有合流的趋势,读者、观众、受众大量增加,历史知识向普及方向快速发展。这种转化,亘古未有。由此我想到:①史学工作者应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而努力,走出同行的小圈子,走进通俗性讲堂,撰写通俗读物,要把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作为努力目标。②给历史知识传播者以尊重和应有的地位。“百家讲坛”的演讲者,或被戏称作“说书人”,也有学者不屑于上这种讲台,认为层次不高,有失身份,或被人议论为不务正业。因为在古代瓦子里说书的,是学问不多的人,没有功名,社会地位低下,让人看不起。可是今日的演讲者,是专家学者,是大学教授,他们乐于做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是好事,应当欢迎,需要尊重,也应当感谢。至于演讲内容有需要讨论的,是正常不过的事,能够开展讨论最好,当然这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否则不可能。③准确认识文艺作品、影视历史剧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古代说书人、话本、历史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片,都起到某种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并以其知识、艺术形式娱乐受众、读者。如一些主人公的名字、生活的朝代、活动的地域往往是实有的,从中让我们知道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名称(如明朝、万历),这也是让人增长历史知识。至于我说“某种”作用,是指文艺作品、影视剧有编造历史、歪曲历史的一些问题,以至肆意编造的恶劣情形,所传播的远非真实历史,甚至造成历史知识的混乱,有其副作用。但是从受众乐于接受的情形看,从一种传播方式看,另一个角度,也就是积极意义的角度观察,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民众从各种途径接受历史知识,是中华民族喜好历史的传统的表现。自孔子作《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以后历代形成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代代相因,不绝如缕。史学发达,中华民族值得为此而自豪。我国邻邦南亚、中亚诸国的中古历史,有的要到中国人的记载中寻求历史资料(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难道我们能不为此而庆幸吗?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历史的重要性,用为立国的资源,智慧的源泉,生活乐趣的一种所在。国人需要历史知识,大众传媒与此相配合、相得益彰、我企盼以后传媒、文艺家与学者的结合日趋于好,把多姿多彩的历史呈献给读者、受众。至于主流媒体给演讲者定题目,讲什么题,不讲什么题,乃至讲题中某种观点,由操持话语权的机构来决定,并非受众自然选择,这是尽人皆知的情形。有些选题是令人讨厌的,从而遭到一些诟病,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亦有同感。这大概是难于改变的状况,对此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仅就到目前为止的“百家讲坛”而言,以后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

采访者:冯先生,我感觉现在我们这一个年龄段的人,更多地依靠网络上获取知识。这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人学习历史、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您对此有何看法?

冯尔康:我有时候也要到网络上去看。我看到过有关“雍正继位之谜”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康熙遗诏,满文本的康熙遗诏在台湾公布之后,大陆反响很快,也挺大。有的人认为原来雍正是被冤枉了,他就是根据康熙遗诏继位的。也有人说,遗诏是雍正做的嘛!既然是他制造的,当然他就是篡位者。我都不同意。尤其是“他做的就是造假的”,那是因为不了解帝王遗诏的书写历史产生的误解。接下来,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把该馆的康熙遗诏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档案文献,做了一个展览,那以后网上的帖子非常多。我就感到网上对历史问题是很关注的。从内容上看,多数人是有兴趣者,而不是研究者,可见是值得注意的。我最近又把《雍正传》《雍正继位之谜》改了一遍,对网络上的看法做了一点回应。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网络上的文章,信息快,信息量也大,有必要浏览,特别是查一点资料,但是做历史论文,需要基本功扎实,需要认真地、系统地阅读原始材料,阅读有代表性的著作,只看网上的杂泛之作,太不够了。这是我的认识。

采访者:那就是说,这两本书您最近可能又要出一次?

冯尔康:是的。都增加了不少内容,增订本《雍正传》,我估计大概要超过55万字的篇幅。

采访者:听说是图文并茂本?

冯尔康:不敢说图文并茂,图是有100多幅。这个跟我说的历史知识大众化有关系。你既然要给大众看,就配一些图,可以提高阅览兴趣,给人以直观的知识。你用文字说了半天,他还不清楚呢,一看这图,就晓得了。尤其是民间的人士比我们坐书斋的人更懂得看图。因为我们太注意文字了。有一些人从生活中学到这些知识,再看一下图,可能比我们更敏感。比如说家谱和祭祀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民间人士就容易知道。他家里就这么做,家族就这么做。我到江西、湖南、江苏农村进行家族史调查之后,就有深切的感受,一些农民知道编纂、印刷族谱的整个过程,而我们只是看到结果,就是纸质本族谱,感到很多东西不如民众知道的多。我做插图,也是用图跟读者对话,希望视觉资料更容易让人接受,效果好一些。

采访者:冯先生,您的看法我是特别地赞同。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要把史学知识大众化,然而是否会保留一些阳春白雪的经院式的东西?能够大众化的就大众化了,不能大众化的怎么弄它也大众化不了。

冯尔康:您这个问题非常好!非常对!因为大众化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那些内容。此外呢,比如经济制度史很枯燥,很难把它说清楚,那是研究者所研究的,很难让大众阅读。我不止一次地说,我们的工资条,拿起来看,不懂啊。因为它有十几项内容,十几项里头每一项究竟是什么含义,只有去问会计。这个今天我们当事人都不知道。后来的研究者能够说得清楚吗?除非有很多详细的档案记录。可是越是通常的东西,越不记载,因为好像大家都晓得。连自己的工资单都看不清楚,你还想把经济史里的那些制度性的东西全研究明白?有很多是弄不清楚的了。专家很难搞清的事情,你跟大众讲,他当然没有兴趣,不过专家还是需要去钻研,争取弄清楚,至少尽可能地明白一些。

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就是中华民族喜好历史的传统,我觉得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大概是因为我们民族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一直传承。世界上这么喜爱历史的可能就数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文化没有断,有这个资源,而且形成传统,一直保留着。这样大家也喜欢看历史题材的作品,就中有艺术的、文学的、史学的。这一点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哪有那么多传承、那么多历史故事啊?我在外国参观过一个家族的庄园,内有该家族的家谱,其实就是画的一棵树,树根、树枝上写着人名。所谓“Family Tree”(家族树),一点不假,哪有中国族谱那么复杂、丰富。我也参观过几处西方的溶洞,似乎没有多少神话故事。而我们那些溶洞啊,一到桂林七星岩就听导游跟你讲好多故事,像《西游记》那些神话故事。我们今天还在造历史:比如在山东梁山弄个水浒寨,过了一二百年,可能几十年,这就成了当年宋江的水浒。制造者把《水浒传》《西游记》也当历史来用。中国人喜欢历史,所以能够接受。而我们则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去讲出去。我这里还想说一下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话。唐太宗真是重视历史,二十四史中,唐朝修了八部。《晋史》《隋书》都是唐太宗主持的。正是因为社会上层重视,再加上科举,所以在知识界一直重视“史鉴”。我们很多明清以来的笑话,就是某人中举人了,中进士了,但是对于历史典故哪个地方用错了,这就成了笑话了,就是说那是你必须知道的。可我们现在的专家、科学家,有说不懂历史就成为笑话吗?没有。所以说古代,历史的地位还是很高的,现在社会正好倒了。可能历史还是要尽量从高处走向民间来。阳春白雪始终还是需要的,但是下里巴人的世界大得简直不得了。现在是为大众化而大众化,到了富裕社会之后,都平民化了,是自然的大众化。你说现在古典的东西,爱看的人有多少?西洋古典音乐被摇滚乐代替了,清朝人原先认为的雅部昆曲被花部京剧给取代了,慢慢地又是样板戏,唱腔简单,比原来的京剧简单化了。所以我总认为应该往下走。但是阳春白雪确实是应该保留的,因为有些东西,大众不需要,而那些总结性的经验、高雅的东西、给某一层次的人观看的、欣赏的,还是需要的。

刚才谈的历史知识的通俗化、大众化,是史学功能的一种表现,即满足民众对历史知识的需要。史学功能是多样的,也是在发展的,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其功能主要有史鉴功能、教化功能、社会功能,等等。史学功能在演变,政治功能在弱化,社会功能在加强,人们需要从历史知识中得到智慧的启迪和获得知识的满足、享受。历史学传统的功能受到限制,专业人员被社会冷落,必须向从事社会功能的事业方向发展,这是原因,也是趋势。史学功能的转化,同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社会转型密不可分。现代事物的发展变化,真正是瞬息剧变,从文化上讲,过几年,就形成一代人,传统的历史经验的积累,已然跟不上应用,所以史学功能不得不向社会功能方面转化。此乃历史发展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