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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了解社会历史——专访冯尔康教授

【摘要】:在天津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坐在他简朴的书房里,谈起他选择社会史研究的缘由。社会史研究显现出的特殊魅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打动了冯先生。冯尔康说,社会史研究所展现的豁然境地已吸引了他多年。社会史着重于社会结构整体研究的方法,使冯尔康对于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自耕农阶层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使历史科学走出简单模式的一种尝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是特别的。”说话时,冯尔康习惯性地倾着上身,仿佛这个目标将牵引他的一生。

哒、哒、哒……马蹄雨点般敲击着青石板,群马扬起卷鬃,在威严的午门前戛然止住,不安地打着响鼻,戴着红顶官帽的清大员从马上跃然而下……

这是电影《火烧圆明园》中的一幕。事实上,如果真的倒退一百多年,这样的情景是绝不会有的。因为清廷明令官员须在前门外下马,赐轿或步入皇宫。“类似这样的缺憾,在电影、电视中不止一例。与其说难堪的是电影艺术家,实则更使史学家感到不安。”在天津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坐在他简朴的书房里,谈起他选择社会史研究的缘由。

大约从十年前开始,冯尔康在从事清代史料整理时,萌发了从事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想法。许多年来,作为史学家个人,他总有一种使命感。生活在南开园里,园外的世界吸引着他。就说天津城里,那些生活在海河两岸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无数个季节里走完自己平淡而庄严的一生,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但是在很久以来的史书中见不到他们。他们的历史由谁去写?他们又从哪里了解历史的真实?虽说开头提及的电影片断属于艺术,但是多少年来中国的民众不正是从戏曲、小说和电影、电视中寻找历史的吗?说起来,冯尔康对早年吴晗先生主编“历史小丛书”的见识和作为流露出深深敬意。让民众了解历史,是史学家的责任。虽然说民众对英雄史有着特殊的兴趣,但是知道先辈们在平和的年代里怎样娶妻生子、迎来送往,以怎样的情感浇灌脚下的土地,创造平凡的世界,不正是他们天然的要求吗?社会史研究显现出的特殊魅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打动了冯先生。

历史上存在过多种不同的等级、阶级、阶层、宗族、家庭、民族、宗教、人口及其结构;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就业、衣食住行的习尚、婚丧、娱乐、社交、时令风尚、礼仪等等,它们构成了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些是每个人都会遭遇到的,也便成为每个人兴趣之所至。撰写平凡人的历史、展现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风采,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投之于社会史探索。

“如果仅仅把社会史视作对过去娱乐生活、衣食住行风俗的一种再现是不够的。社会史研究的深层发展,在于它揭示人们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内在联系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将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较之传统史学提供了更宽泛、更深入的历史参照。

冯尔康说,社会史研究所展现的豁然境地已吸引了他多年。1984年,他发表《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史研究方法并重新探讨了清初剃发与束发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明时男子满头留发,在顶部挽起来,称束发:满洲男子把头顶前半部剃光,后半部留发,梳成辫子。满汉发式的不同,一在剃发与留发,一在织辫与挽髻。发式的变异是顺逆的标志。顺治元年(1644),剃发令遭到反对而废止。顺治二年(1645),剃发易衣冠令再度实施,激起长江下游一带汉族的强烈反抗,抗清力量再度强盛。剃发易衣冠令成为顺治年间满汉民族矛盾的主要内容,其推行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动荡,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社会史着重于社会结构整体研究的方法,使冯尔康对于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自耕农阶层有了新的认识。自耕农是自身拥有小块土地从事耕作的劳动者,它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始终以一个社会集团出现在社会中,并制约着历史进程。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有点漠然视之。冯尔康在《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察》一文中指出,在封建制前期自耕农是农村居民的主要成分,在宋以后,自耕农比重下降,但仍然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历史上自耕农与佃农是有差异的集团。在古代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把矛头指向封建政权的农民运动,主要是自耕农进行的,如陈胜、吴广、王薄、方腊等起义。自耕农集团是中国封建时代重要的社会集团,正是这个自耕农集团和自耕农经济即自然经济,成为创造中国古代文明和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重要因素。

“作为使历史科学走出简单模式的一种尝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是特别的。”冯尔康在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它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从1986年至今,已先后举行了3次全国社会史研讨会,社会史研究丛书出版了10余种。但社会史能否像人们企盼的那样走向民众,走向历史的深处,尚需要付出勇气和毅力。

“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目前正处在发轫时期,需要研究者写出有影响的专著,以检验社会史研究存在的意义;在将来,中国的社会史学者还要走出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史专家对话。道路很漫长。”说话时,冯尔康习惯性地倾着上身,仿佛这个目标将牵引他的一生。

(《光明日报》记者吕延涛访谈,原载《光明日报》199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