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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论著成就传世之作的关键:时间的检验

【摘要】:我从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和角度来考察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时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以小见大”的做法,但这个“小”的内容则是属于社会史研究的服饰发型史。这之后,我就基本排除其他专题的写作,谢绝《康熙传》的约稿,一心一意地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讨。

1934年4月我出生于江苏仪征的农村,受日本侵略的影响,1946年才到北平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读小学、中学,1955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分配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那时系里采取多种培养青年教师的办法,让我转修研究生课程,师从郑毅生天挺教授,学习中国古代史、明清史。1962年冬毕业后仍在古代史教研室,从事教学辅导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先后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并以相当的精力进行中国古代史、清史、社会史和史料学的研究。在校内外多次主持或参与明清史、社会史、宗族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往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和韩国、德国等地区与国家出席学术会议。2002年退休。现兼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

我是一个木讷的人,怕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所以少言寡语。平日就不善于辞令,对从事教学很是不利——不善于表达。我讲课不活泼,在开始尤其不懂得利用生动的事例引发同学的兴趣,后来有所注意,然而改进不大。有时对同学的知识状况把握不准,将自己认为他们知道的知识忽略交待,致使同学听不明白,认为我的授课有“跳跃性”。不过我的讲课内容多半是在研究基础上提炼的,特别是选修课,讲的多是自己研究的东西,内容还算是充实的,多少给予同学一点知识。在教学中笃信“只有来学、没有往教”的观念,对学生要求较严,特别是对研究生,从选取到学位论文的写作从严掌握,当然也注意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对有成才希望的就越发严格,希望能够培养出人才。事实上已有几位学生成为我国史学界、教育界教学与研究领域中颇有成就的学者,令我甚为欣慰。

史学观念和方法方面,我受下述四种史学流派的影响,并力求综合地取其长而弃其短。我国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乾嘉考据学,令我懂得了掌握史料的重要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史学,让我明白了分析归纳法的道理,进一步认识到史料对于历史学的价值,学会了从事微观研究的手段;马克思主义史学,教给我宏观观察历史的方法,有益于“以小见大”微观研究学术品位的提升,同时相对于英雄史观,使得民众历史地位观念在我脑海中树立,然而肆虐多年的教条式的研究,致使独尊一说为我所不取;西方年鉴史学和新史学,令我开阔了视野,扩大了研究领域,启发了我对多学科的思维意识和方法论的运用。对于历史研究的观念与方法,我大约是不拘一家、不拘一法,综合汲取,于是历史形成的多元观念、研究的多元视角,为我所崇尚。所以总括我的史学研究,可能是:重视史料的实证,在“以小见大”的微观研究中不忘宏观的旨趣;研究的领域,以断代史的清史为根基,而随兴之所至,不限于某一方面;深入而严密的论证文有之,通俗读物亦相伴而生。

历史学,从古代高贵的庙堂之学,到今日,地位日益式微,所谓“史学危机”频生。我习史治史50年,从经验出发,对历史学有个人的理解,近日清理一下,概括出《“说故事”的历史学与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刊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1期),略谓:史学是陈述之学,是说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及其发生的时间、空间,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说故事的史学,不以明了故事为限,要讲道理,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讲故事的当代意义,只是讲道理有两种方法,即“寓论于史”和义理的“宏观叙事”;历史学既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归属于艺术学科,而是界于二者之间,研究成果力求接近于科学,而表达方法应当是艺术的;历史学不同于文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有其思维方式,需要保持“说故事”的本色,才能有立足之地,而不必有被社会边缘化、被抛弃之感;新时代,史学从帝王之学走出来,应为民众所接受,这就需要历史研究成果的大众文化化,为大众分享,因此应有相应的表述方式。我说这些话,有的似乎是老生常谈,不过都是有针对性的:作为“软科学”的历史学,要不被时代抛弃,只有转变社会功能,从资鉴的政治功能转向社会文化功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增加生活情趣的历史知识;强调实证研究和寓论于史,警惕空谈史学研究法和空疏之学,尊重历史模式论之类的提出,但不希望它泛滥;继续前人对历史学“科学说”的质疑,以利史学的发展。

在史学研究方面,我自身进行社会史的研究,并致力于推动它的研究的开展。70、80年代之际,我对史学研究中的唯阶级论的状况甚为不满,认为它把历史搞得像个小瘪三,让人只见骨架,而看不到血肉,令人索然无味,桎梏史学的发展。我想需要加进社会生活史的内容,让人们知道古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什么样的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又是什么样子的,节日生活怎么过,有没有娱乐生活。我在1979年撰文《雍正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日本东北大学《东洋史》1980年),讲的是丐户这种群体,他们的衣着、住宅、职业与平民的不同,也即贱民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1984年我写作《清初的剃发与易衣冠——兼论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内容》(《史学集刊》1985年),从满、汉民族衣冠发式的差异,也即民族生活方式的不同,论述清初的剃发与反剃发政治风云的发生。我从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和角度来考察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一时引起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是“以小见大”的做法,但这个“小”的内容则是属于社会史研究的服饰发型史。这两篇文章表明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就开始了社会史的研讨,不过这时并没有集中精力去做,因为当时正在进行雍正史、清史史料学和《红楼梦》的研究,1982年写出《雍正传》,1984年写成《清史史料学初稿》,1985年初草成《曹雪芹和红楼梦》。这之后,我就基本排除其他专题的写作,谢绝《康熙传》的约稿,一心一意地从事中国社会史的研讨。1985年开设中国古代社会史课程,写出《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刊于《百科知识》1986年1月号),呼吁史学工作者将视线转移到社会史研究方面,并简述社会史研究的内涵和功能,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呼吁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开卷之作。1986年,当时的历史系系主任刘泽华教授和我联合《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这次学术会议标志着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有的学者说这是对主流史学的“叛逆”,我想它极大地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涵,并赋予了其新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始,我都参与社会史年会的筹备工作,这个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今年即将举行第十届年会。首届年会召开的同时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我担任会长,学会也挂靠在南开大学。大约有鉴于我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台湾学者梁其姿说我“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1]

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研究,体现在这些著作中:我自己写的《古人社会生活琐谈》(1991年)、《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6年)、《清人生活漫步》(1999年)、《顾真斋文丛》(清代社会史卷,2003年),以及以我为主要作者的合著《清人社会生活》(1990年),由我主编并为主要作者的合著《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年),由我主持并写作的合著《中国宗族社会》(1994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8年)等书。我还写了《中国社会史概论》《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两部书稿,均可能在今年问世。我的研究涉猎了社会结构、宗族群体、社会生活方式史。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我写了近20万字的“绪论”,概要论述中国古代至近代前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宗族史的研究从上古通贯到当今的21世纪初年,我试图做出历史演变和特点的说明,如对宗族史,认为宗族有着民间化与民主化的发展史,在周朝是典型的贵族宗族制时代,中古是士族宗族制时期,宋元明是官僚宗族制时代,清代是官绅、平民时代,近当代是克服宗法性转向民主性的宗亲会时代,并朝着俱乐部式的方向演进。对社会结构史,我观察到两点,一是等级制度和观念极大程度地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是宗法意识贯穿于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我认为等级分析方法是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史的重要的理论方法。

在社会史理论方面,我发表了《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1999年)、《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2000年)、《关于社会史研究“基本建设”的若干思考》(2001年)、《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2002年)等文,并即将出版《社会史研究概论》。什么是社会史?现在较为流行的是范式说、方法视角说、整体史说。而我坚持专门史说,认为这是研究社会结构、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的历史,身体史和生态环境史也应纳入这一领域,它是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有着研究的实际内容,所以成为专门史。我还强调社会史研究是立足专门史,而面向整体史。我以这个观点给社会史研究做出界定,并认为这样的定义对于研究来讲,具有可操作性;而方法说引起人们的思考,讲求研究方法,对社会史研究质量的提高具有重大价值,但对具体研究来讲,可操作性并不大。

在政治史方面,我主要写作了《雍正传》(1985年)、《雍正继位之谜》(1990年)。雍正皇帝是一位改革家,在他的历史上有不少疑案,他被责骂为篡位的暴君。我看重他的改革事功,对一些疑案也有所澄清。关于他的书,我不只是写他个人的事业、品格、私生活,并通过他的历史,写出他的那个时代,即叙述的是一个时代的比较完整的历史。《雍正传》也许可以被视为我的“成名之作”和代表作。出版不久我就意识到,大约再写不出这样的著作了,因为它是我多年研治清史的产物,以后的研究方向分散了,很难写出深入思考的东西了。近十几年的写作状况表明,我想的基本符合事实。

我致力于清史史料学的研究,是因为笃信实证研究法,认为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历史不能重演,对历史也不可能去做试验,要解释历史,不论具有何种史观,都是要依据史料说话。“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固然不能谓为定理,然而史料是历史的记录,“复原”历史,除了作者的史识之外,就得靠史料了。故而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到这本书的写法:“较多采摘历史资料,加以排比胪列,用资料表现雍正和他的时代。根据资料,笔者做简要的分析。这种评论也许是不确切的,甚而是错误的,但读者若能通过那些资料做出自己的判断,笔者就感到欣慰了。”

我写《清史史料学》一书,开始并非有意要做的,只因研治清史,读的原始著作多了,而且我阅读有个习惯,在摘录史料(做史料卡片)之外,对那部著作,要了解其作者的经历和史观、著作的大体内容和版本,并写出札记。这样书看多了,笔记也就写了一些,于是萌生撰写史料学专著的念头。这时那些札记自然远远不够用了,于是就有意识地去做研究,去读相关的原始著作和今人的论述。我理解的史料学,是前辈学者史源学的发展,既要明了史书资料的来源,以判断其史料价值;更要评论史书资料的准确性(所谓“史料批判”),以便于利用;至于史书的版本、前人与时彦利用情况、有关它的工具书,也应在研究范围之内。史料学的著作是研究专著,同时具有工具性,对初学者尤有参考价值。我作为教师,开始教授“清史史料学”“中国古代史史料学”课程,又是史学研究者,故而将写作史料学专著视作职责,所以又写出《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有乐此不疲的架势。其实写这类书,用力要勤,查阅的图书版本之类的内容也引不出趣味性来。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还要写。

涉及文化史的,如果将小说史也放进来,我写过关于《红楼梦》的两个小册子《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华书局,1974年)和《曹雪芹和红楼梦》(1986年)。叙述中华传统文化,铸造人品的教育与磨砺成功事例,我把它写在《砥砺篇》(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的小书中了。近年写了《略论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与资源利用》(2003年)、《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当代意义》(2003年)、《从“杀熟”说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2003年)等文,表现出对利用传统文化建设当代文化的关注。

关心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已有30多年了,写作普及读物的《红楼梦》的小册子始于“文化大革命”当中,当时不能做史学研究,而毛泽东号召读《红楼梦》,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研究它了。写《雍正继位之谜》,是做雍正史的副产品。《砥砺篇》《古人生活剪影》《清人生活漫步》《中国宗族》(合著,1996年)等书,都是面向众多读者的,也为出版界所垂青,因而大多获得一版再版的机会。这也坚定了我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的信心。

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个要求,即力求写传世之作,少写、不写应酬之文。我的主要著作《雍正传》《清史史料学》,在海峡两岸有三个出版社的版本,享有盛誉的台湾商务印书馆除了印制上述二书,还重梓了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古人生活剪影》)已有湖南和社会两个出版社的本子,日前中华书局也要印刷。这些都给我不少精神慰藉。书籍的梓刻行世,积多年之经验,深知出书“可遇而不可求”,就是出版社找你好说,设若求他无条件椠刻,那就做不到了。我的书有改易出版社印行的机会,表明它还有读者,是以我对努力写传世之作,自己尚感满意。

因为长期从事微观研究,思维已成定式,致使我的史学研究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提不出具有历史哲理的观点,不能进行理论建树,所谓“以小见大”的“大”,也并非真“大”,因此而深为愧疚。虽然意识到此已有多年,但已无能改变,只好一仍其旧了。此乃终身憾事也!

(2004年6月3日作于南开大学顾真斋,于同年收入《南开学人自述》。原题《史学论著需要时间的检验》,2018年11月22日复阅,改为今题)

【注释】

[1]梁其姿:“序言”,载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