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的检验需要经过长时间社会实践

从事三四十年的历史学工作，说起“史学观”，真有点糊涂，趁着写这篇小文，把杂乱的想法理一理，觉得历史著作、观念的正确与否，不在一时一地的反响，而要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检验。对历史的认识不能赶浪头，追逐时髦的观念，也就是说要讲真话、写真事，著传世之作。本文将要写的，仅有一部分是个人治史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是对史学史、当代史学的了解，远不是说个人能够做到的，不过是表达一种愿望，或者说是史学界应当追求的方向。“著传世之作”，似乎是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老生常谈，如果读者不感兴趣，请您到这里打住，免得浪费宝贵时光。

我们史学研究者评论历史人物，讲到造成他们缺陷的原因，说得客气一点的是古人受时代的局限，说得严厉的是他们的阶级局限，是立场问题造成的。是否可以反问一下，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有没有局限性呢？拿镜子照古人，是否也要照照自己呢？如果认真剖析的话，历史工作者有着局限性，时代的、阶级的、政治的、史料的、知识结构的，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局限性。

首先看政治因素。我国有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它的目的，限制了史官，很难不出歪曲历史的偏差。官修史书的目的，不外是三方面：一是以前代历史为君主治理天下作鉴，如脱脱《进辽史表》所说：“史臣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鉴戒。”^[1]二是用前代史实教育臣民如何做忠臣顺民，这就是唐太宗《修晋书诏》所说：“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2]三是以前代之亡，歌颂新朝的圣德。沈约《宋书·自序》讲他在萧齐奉命撰《宋书》，就是追踪萧齐的前代根基：“伏维皇基积峻，帝烈弘深，树德往朝，立勋前代，若不观风唐世，无以见帝妫之美，自非睹乱秦余，何用知汉祖之业。”^[3]阿鲁图《进宋史表》说得更直接明了：“观赵氏隆替之中，足见皇元混一之绩。”^[4]皆是这个意思。君主们下诏和史官修史都表明要“公慎”立论^[5]，“至若论其弊，亦惟断以至公”^[6]；但是抱着弘扬本朝得天下之正及深仁厚泽的目的，对前朝的研究往往采取两段论式，即赞扬其前期，批判其后期。如李善长《进元史表》讲元世祖时代，“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到了顺帝时期，“徒玩细娱，浸忘远虑，权奸蒙蔽于外，嬖幸蛊惑于中……群雄角逐，九域瓜分”，赖有“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辉；迅雷鸣而众响销，鸿音斯播”。^[7]张廷玉《上明史表》云：明朝“创业守成之路，卓乎可观；典章文物之规，灿然大备。迨乎继世，法弗饬于庙堂；降及末流，权或移于阉寺……朝纲不振，天眷既有所归；贼焰方张，明祚遂终其运”^[8]。封建时期的后朝与前朝，国体、政体相同，后朝修史虽欲明其继统的合法性，只要证明前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天怒人怨即可，不能否定前朝法统及其前期政治制度，否则等于否定本朝制度。两段论式并非没有道理，但对前朝的后一阶段的论述谴责过甚，似乎没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是对本朝歌颂过分，远离历史真实，如《明史》把满洲臣服明朝的事实掩盖净尽。

官方的史学观点影响着私人的历史著作，往往否定前代而歌颂本朝。在古代史家中有划时代贡献的赵翼著《廿二史札记》，在“明乡官虐民之害”一条中写了明代缙绅之恶，接着说“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9]！又有“明末书生误国”一条，指责书生议政妨碍了明朝与清朝的议和。^[10]明清和议史是学术问题，赵翼怎么讲无可厚非，但是明季读书人结社关心国事，形成风气，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新气象，清朝统治后严禁书生结社议政，钳制舆论，压抑民气，赵翼在这种形势下给明末书生扣上“误国”的大帽子，就迎合了清朝的专制主义思想统治政策，歌颂了清太宗的议和之举，是站在清王朝立场说话。

后一时期对前代历史的否定，大约是民国前期对清朝的批评为最激烈。民国与清朝国体、政体均不相同，社会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加之清朝又系满人统治，因此清朝灭亡后，人们以革命观念和夷夏之辨观念，对清朝的批评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连两段论式都不太注意了，对晚清的历史，凡与统治者有关的，皆说得一无是处。接下来是后世史家对北洋政府统治史的评价，一言以蔽之为黑暗透顶。就以对洋务运动的评论而言，20年前对于其历史作用一概抹杀，痛斥主持其事的官僚，七八十年代之交有识史家提出异议，几乎引起风波，实际是不允许对近代史做较客观的分析。再以“猪仔议员”事件而言，若无议员的抗争，曹锟何需武力胁迫和金钱收买，那件事也不可一笔骂倒。其实晚清和北洋史，有不少可以肯定的地方：（1）近代企业产生，社会结构发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变化；（2）政体上开议会，是史无前例；（3）民众团体纷纷出现，爱国的民气上升；（4）文化教育建设成就颇为可观；（5）地方上得到一定的发展，却能在20世纪前30年保持国土的完整。与北洋史相联系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史，也有其成就方面。本世纪前几十年文化建设，如《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名大辞典》等工具书、《丛书集成初编》《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丛书，以及《中国文化史丛书》所汇集的那个时代的几十种学术著作，时至今日，这些图书一再重梓，颇具使用价值，可知那时学术文化建设贡献很大。

为本朝服务的政治性而产生的颂今非古中出现的局限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关系，大约近现代史家比古代还要严重些。

其次看时代因素。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受时代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受时代的观念、时代的认识水平和时代的科学水平的制约。一个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只能达到一定限度，不能设想在秦汉时期有考古学的诞生，因为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还达不到，到了宋代才有古器物学的产生，近代科学的发展才创建了考古学。在考古学没有形成以前，人们对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就不可能做出清晰的说明和正确的解释。

“正史”的《五行志》、“方志”的杂记轶闻和“说部”的一些奇异现象的记载，往往与“天人感应”“轮回报应”诸说结合起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自然不能相信，加之若干年前否定一切思想的流行，对古人古事更是着眼于批判。我受其影响，读到那些云间掉下一头牛、天上下了血雨、念咒疗疾、引导术的神效之类的记载，大多认为是荒诞不经之谈，是封建迷信思想的记录，不去做具体分析，简单否定了之；对于有的记叙心存怀疑，不知如何解释。唐山大地震的风风雨雨和地震中的种种异象传说，人体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研究，以及气功学、神秘文化的探讨，同理论上的思想解放一样，使人们对神秘文化开始有了一点新认识。我也是在这种潮流中对历史上一些离奇现象在迷惘中似乎醒悟了一点。比如我研究清代雍正皇帝史，对他宣扬什么“卿云见”“嘉禾生”“黄河清”那一套宣传天人感应说的东西持否定态度，但没能从科学上去做说明，以显而易见这是谬说不去管它，实际是回避了问题。以“黄河清”来说，冬季黄河的某一地段暂短时间里河水可以是清澈的，批评天人感应说不见得要否定河清的事实。人类对战争武器的发明不惜下功夫，相比之下对自身的研究就显得相当不足，这怎么可能去正确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类的历史？！这就是时代的科学水平的局限性。

我们曾经经历了这样的年代——当1966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大批判、大抄家、大武斗、大夺权的年头，有几个清醒者？当我们天天念着“语录”，特别是念到无数革命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扔掉的语句，我们折服得五体投地，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的大字报，又猛烈地对他人进行大批判。回想起来我们那时是真诚地“紧跟”，真正是到了迷信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把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直截了当地归结为阶级斗争，讲历史就讲阶级斗争史，其中又只讲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史。有一所高校历史系仅讲了四门课，即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运史，别的学校相继仿效。这样的四门历史课的内容就代表了全部人类的历史，可是当时以为人家抓住了历史的精髓，能跟着学习，还感到庆幸呢！全民卷入了那股狂热思潮中去，这就是时代观念的局限性。

用现代意识认定历史上的人和事，常常会出现局限性。古人有其思想和思维方式，后人的意识和认识方法与他们多有不同，可是很容易用日后的观念解释历史，如《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有学者说它反映辩证唯物论的观念，也有说是没落阶级思想感情的流露，观点相左。在运用今人的辩证唯物论和阶级观点时，未能结合18世纪曹雪芹类型人物的思想进行分析，所以很难令人信服。有学者称《红楼梦》是个谜，大家都在猜，但猜不透。这就是对那时的意识观念缺乏了解，用现代意识去套所造成的误解。这也是局限性使然。

复次看知识结构的因素。人类历史包罗万象、千变万化，史学家要研究好历史，所应具备的知识须与人类历史的复杂内容相适应，这就是说要有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伦理学、军事学、文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自然科学、医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及人体科学等学科的知识。这还是就大学科讲的，若从小学科说就更多了，研究历史要懂得印章学、钱币学、目录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史料学，等等。这么多学问，要想都懂得，自然不可能。而且近现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细得一个学科内出现许多分支学科，在学科之间又产生边缘学科。科学发展到这种水平，不深入学科的某一个领域不可能有多少造诣。以历史学者讲，过去文史不分家，到本世纪截然分开了，史家基本上只会历史研究，不懂文学、哲学，史学著作的文采也就成为史家的理想而在实际上不能实现了。既然专搞史学，于是出现内部分工，首先是断代史的部分确立，分出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近代史、现代史等部分，多数史家只研究一个或几个朝代的历史；其次是专史的分工，如政治史、中西交通史（外交史）、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等专门史；与此同时是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军事史、科技史等专史分割历史学，使它们分别属于文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自然科学的范畴，但它们毕竟是历史领域内的研究，仍然属于历史学，只是它们有了边缘学科的性质。分工这么细，于是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就是专固然专了，却不能通达，因为缺乏对历史的整体研究，不能纵通和横通，片面地解释历史的现象成为不可避免的。

没有精细的分工不行，分工细密了也有问题，产生边缘学科是一种补救的方法。边缘学科的研究，纵通横通的、综合的整体研究，需要史学工作者有相应的科学认识、合理的知识结构，即要在历史专业知识的技能之内，对断代史、专史有所掌握，而仅专深一个断代或一门专史恐怕有知识不足难于进行高深研究的问题；对于文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医学、自然科学，史学工作者要掌握它们与史学有内在联系的内容，才能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历史进行整体的研究。

也就是历史学本身，要求它的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庶几才能在通史、专史、断代史及边缘学科史做出精湛的研究。没有完善的知识结构，史学的研究恐怕是难于提高到新水平的。可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历史长河，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如何能拥有那么多的知识，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本世纪能够出入文史哲领域的不过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等数人，他们之后，几乎就没有这样知识完备纵横文史哲诸学科的名家了。这就是史学工作者的知识局限。就个人而言，对土地制度史和经济史有过接触，一度很想利用计量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这要有相应的数学知识。我在中学时代数、几何学掌握得还算可以，而没有学过函数、微积分，没有这种知识，如何能真正利用计量法，因此要想使用就得去补数学课。我在经济史之外，对清史下过功夫，对古典小说《红楼梦》及某些断代史也投注过精力，但我感到研究领域不广，难以深入下去。加上我对极“左”思潮泛滥下历史被变成无血无肉的小瘪三形象甚为不满，极想扩大史学的研究内容，认为衣食住行的生活史应当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认为在古代与其重视阶级斗争史，不如分出大量的精力研究等级结构史，又认为宗族、家庭、会馆、善堂等社会群体、社会组织都对历史的发展变化产生作用，应当为史学工作者所重视。我把这些历史内容视作历史学内部的社会史。当时古代生活方式史、社会组织史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史料没有汇集，我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要想进行研究，简直是进入新领域，是从头做起。同时，社会史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关系密切，是一种边缘学科。在我求学的时代，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是被禁止的学科，无从学起，现在要进行社会史研究，就要补充这些学科的相关知识。于是我找了那些方面的著作来学习，但因年龄关系，收效与所费精力不相称；与此同时有意识地阅读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某些断代史和专史资料，希望能对秦汉以降的历史有所了解。这两种内容的补充知识，促进了我对清史的研究，拓宽了领域，写出了关于清代社会史的40万字论文和《清人社会生活》专著（与常建华教授合作）；在古代社会史领域，著作《古人社会生活琐谈》一书，主编并写作《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这样的补课，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短期内很难适应研究的需要，所以目前的研究处于低水平状态——琐碎的研究，即对社会史的史实有了一些掌握，但说不出多少道理，不能在整体研究中有重大发现，我处于困惑、苦恼状态之中。何以如此，还是知识结构的不完善，是缺乏多学科的知识，而要真正弥补了，是很困难的啊！

此外，还有史料不足的问题。我国古代文献汗牛充栋，史料丰富，这是总的情形，但不是历史上每件事情都有足够的资料。就以经济史来讲，固然不乏统计资料，但真到用时就不够了，比如找不到古代一个家庭的收支明细材料，很难做好个案的、计量的研究。这类史学研究条件的不足，不是史家个人的局限，这里不必多作论述。

综上所述，根据个人研究实践的体会及对史学史的了解，认为史家的研究受着政治的、时代思潮的、知识结构的影响，有着严重的局限性。

史家的局限性能不能克服呢？有的方面是很难的。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史家认识的有限性很难统一。事情很明显，当代人处理当代的事情，时或不合实际情况，碰钉子、犯错误，就是对事情、国情、世情认识不清楚。当事者如此，局外人的史家所见所闻有限，更难把事情分析透彻了。但是史家在局限性面前又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争取消除可能克服的局限性，把不能克服的限制在最小程度里。如何克服，值得深思，重要的是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探索，落实到研究中。

记得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史学界有一股新气象，思想比较活跃。当时招收研究生，报考古文献整理专业的考生之多出人意料，其实一分析，事情也很简单，原来人们认为以前的史学著作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学术价值不高，不能传诸后世，丧失研究意义，而进行史料整理，不拘什么时代、什么政治形势都有用，可以流传久远。不久出现了一批历史人物的年谱著作，它基本上是资料性著述，不要求发表系统评论。这是研究的起步工作。当时人们还没有充分时间拿出研究性强的专著，这是客观原因，但是年谱的资料性质恐怕也是某些作者乐于编著的理由，要之，人们希望研究成果有学术的保留价值，不愿它再成为政治的应景品，宣传现行政策的时间过客。也就在这时，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史学观点也为部分史学工作者所欣赏。有这种观念，研究历史还有什么必要，难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混饭吃的工具？表面上可以提出这样肤浅的质疑，倘若稍加分析，这种观点里隐藏着历史学与现实政治分离的意思，也即不要管历史学有什么社会政治功能，把历史搞清楚就是了。历史学不可能没有社会功能，否则它就消亡了，问题是有什么样的功能和怎样实现它的功能。也就在这时史家讨论农民战争史，批判皇权主义和封建主义，实际上是希望找到“四人帮”肆虐的社会根源，这又具有了时代的政治性，与为史学而史学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时的形势可以说，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为史学的学术性尝试解决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就史家个人来说，希望自己的著述能成为传世之作，不受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就是探讨克服政治给历史研究带来的局限性。就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简单地为政治服务，它不是政治的附属品、化妆品，尤其不是现行政策的说客，不应当根据政治的需要提出历史观点，不能搞“以论带史”。史学与政治是两种事物，不可等同，不宜忘记史学的学术性。

第二，史学工作者不要以今人的政治观念、政治立场苛求古人，对古人做不恰当的批评。主要是能够说明历史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要让今人能够理解，从中得出历史的固有的经验教训，以利今日前进，而不是以责骂古人政治立场反动为痛快。

第三，对古代史学颂今非古（颂本朝非前朝）的传统不宜简单地继承，要做分析。后朝代替前朝多有其积极意义，史学对之应做实事求是的肯定，但若把它们作为追求的目标，往往会走向偏颇，脱离历史真实。古往今来的史学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真正总结出前代得失经验，对后人才会有启示作用；如果为宣传一种政治目的，不尊重历史事实，纵或有一时的效应，最终可能要帮倒忙。

对于克服知识结构方面的局限性，我想需要在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上做文章，我想到的是：

其一，高中不宜文理分科。中学教育属于基础教育，是培养社会人才的必备知识阶段，到大学才实行分学科的教育。高中文理分科，势必影响投考包括史学在内的文科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积极性，影响他们掌握必备的自然科学知识，造成这方面知识的缺陷，对他们将来的史学研究很不利。从我国几十年的实际情形看，因为经济建设的关系，人才多流向理工科方面，近几年经济学科吃香，吸引了一批优秀青年学子，但是文科招生难的现象仍然没有改变，这就更需要高中不分科，提高文科生源的素质。

其二，高学历的史学人才来源的多元化。史学研究队伍中需要一批具有高学历的专门人才，但是他们的来源不必都是始终学习历史学专业的，即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可以是其他学科的学士、硕士、甚至博士也来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我在招收社会史研究生时，就想招收学习社会学或其他学科的学生，否则他们入学了也要补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学过不同专业的人，不仅有不同专业的知识，还具有各专业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能够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史学工作者学科知识结构的多元化，改变单一知识结构的状况，才能适应史学研究的要求。但是史学工作者来源的多元化，又必须以中学生学好基础知识为前提，以大学生能兼学一点本专业以外的基础知识为前提，以便为进入另一学科创造条件。像现在高中文理分科、大学生基本不选外系课程的状况，就很难产生高级研究人才。所以上述两点是联系在一起的，需要同时注意，同时实现。

其三，史学工作者需要社会实践的经验。历史不能重演，研究它靠历史文献、文物遗存和传承的风俗，对这些知识的掌握，与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可能会有助于对历史的理解。光靠书本知识，不了解社会，对历史难于深刻认识。做过宰相的杜佑撰著《通典》，首创典章制度史编纂的体例，史学贡献突出。这种体例不由纯学者发明，而由政治家开端，不能不说社会实践对于史家及史学研究的重要。

历史学家要尽量克服史学研究的局限性，对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写出反映历史真实的著作。这种著述本身要从历史的实际中找出它自身固有的变化发展轨迹，告诉人们它的演进规律，以便顺应历史的规律办事。这就要求史学著作有鲜明的见解和翔实的史料，也即是有史有论、史论结合的，而不能是仅有观点，缺乏史实验证，也不应当是堆砌史料不知所云的，也不是观点与材料脱节的，当然更要观点正确，反映历史真实。这种著作正是以其本身的科学性而有益于社会。满足人们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使读者从中找到有益于自身事业的发展、生活的借鉴，以及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它能令所有读者都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需求得到或大或小的收益。这种著作应当是后来史家继续研究的出发点，即它所描述的内容，再有人研究的话，它应以其科学性成为必备的参考书，新的研究是在它的基础上的深入和前进。如果这种著作为新研究者所不屑一顾，不能列入参考书目，那么它的价值就成问题了，这种作品写与不写也没有多大意思，严肃的史家是不会以写这类著述为满足的。成功的历史著作还要经得起不同时代的检验，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传播价值，不同时代的人读了都能从中获得一些营养成分，而不能是问世即被人置诸脑后，扔进字纸篓，或者送进造纸厂变成纸浆，那是作者的悲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浪费。这自然是严肃史家所要警惕的事情。成功的历史著作可以是深奧的，以便论证详明、说理深刻，为高层次读者所需要。但是曲高和寡，那样读者有限，也影响作品的社会效应和史学的发展。所以创作高深著述的同时，需要认真写作历史的通俗读物，给广大读者阅读。通俗读物有时为史家所忽视，以为它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通俗读物要写好，其难度不亚于高深著作。因为通俗读物要深入浅出，作者首先要把事情研究清楚，然后再以雅俗共赏的笔墨表现出来，不是大手笔难得写好。通俗读物似乎要求低一些，如果把这个观念转变了，造诣高深的史家也来参与这个事业，多给民众优秀的读物，或许对史学的繁荣与发展大有好处。无论是高深的或通俗的史学著作，唯严肃史家能为之。

科学是长存的、永恒的，历史著作要想成为科学的，唯有听候时间的检验，或者说是历史的检验，即用历史事实本身验证史学著作，通过了，作品就传世了，长存了。克服或尽量克服史学工作者的种种局限性，撰著传世之作，是我们史学的神圣使命。

“最重要的是时间的检验”！让我们史学以高标准要求自身，努力克服我们研究中的局限性。

（原载肖黎主编《我的历史观》，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

【注释】

[1]《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册，第1555页。下引廿四史皆中华书局点校本，不再注明。

[2]《晋书》，第10册，第3305页。

[3]《宋书》，第8册，第2466页。

[4]《宋史》，第40册，第14253页。

[5]张廷玉：《上明史表》，《明史》第28册，第8630页。

[6]《进宋史表》，《宋史》第40册，第14255页。

[7]《元史》，第15册，第673页。

[8]《明史》，第28册，第8629页。

[9]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786页。

[10]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下册第8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