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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思想的实践:清朝统一中国的关键

【摘要】:阎崇年指出后金在统合思想主导下汇合三种实力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力量混一天下,不单单是满洲人一股力量。通过八旗制度这条纽带,将分散的女真部民,统合、统制、统一、统领,而形成一个巨大铁拳。表明满洲森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统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显现满洲森林帝国的崛起。

为什么满人能够入关统一中国?阎崇年指出后金在统合思想主导下汇合三种实力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力量混一天下,不单单是满洲人一股力量。清朝的肇造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先期统一满洲诸部,创立八旗制度,融合了满洲人、漠南蒙古人和辽东汉人,以这种联盟强势,在明末中原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下,入关消灭李自成大顺军、张献忠大西军、南明四王诸集团,从而统一中华。且看他具体说明:

1.四元文化的统合。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以森林文化为根基,不仅极力吸收农耕、草原文化,而且极力汲取高原文化、藏传佛教。皇太极与西藏达赖喇嘛信件往来,崇德七年(1642),五世达赖喇嘛派遣使团前往盛京(今沈阳),朝觐皇太极,随带藏巴汗、四世班禅等写给皇太极的信件。次年,皇太极写给前述政教首领圣旨,由使团带回西藏。盛京宫庙坛寺规划,受西藏高原文化影响,如按藏传佛教曼陀罗(坛城)佛理,除兴建皇宫,还兴建四塔。达赖喇嘛称盛京为“莲花之城”,尊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皇太极在盛京兴建莲华净土实胜寺,崇德三年(1638)落成,亲自出席告成盛典,率众行三跪九叩大礼。实胜寺“东西建石碑二:东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图白忒字”。寺庙碑文的满蒙汉三种文字,体现满蒙汉人联合、森林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高原文化的统合。

2.创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基于女真人的森林围猎习俗,寻觅到整合社会力量的制度,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创立满洲八旗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是军事制度,也是政治、行政、经济、司法、宗族等的管理规制。它把女真社会精英和部民,从涣散、分隔状态,以军事组织形式,进行统合,加以编制,而成为后金社会的纽带。通过八旗制度这条纽带,将分散的女真部民,统合、统制、统一、统领,而形成一个巨大铁拳。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一大创新。八旗制度于女真、满洲、清王朝犹如树之根本、人之灵魂。这个制度的兴盛衰亡与大清的兴盛衰亡同步。最能反映满洲属于森林文化的制度映像,就是八旗制度。清朝兴也八旗,清朝亡也八旗。这是满洲、大清的生命所在、灵魂所依。

3.满蒙联盟之建立。皇太极三次发兵征讨察哈尔蒙古大汗林丹汗,在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的战争中,黄金家族林丹汗败逃青海而亡,其妻、子投降后金,其所持“传国宝玺”归于后金。皇太极继其父推行联姻、编旗、封赏、重教等举措,实现满蒙文化融合。至此实现满洲与漠南蒙古的联盟。

4.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国号为大清,森林帝国初露端倪。后金经过多年征抚,不仅已经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叶赫,而且重新整合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还有大量汉人、蒙古人、朝鲜人、锡伯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虎尔哈人、赫哲人等,同满洲文化融合,民族成分变化极大,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新民族共同体,需要众人认同的族名。为此,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汗谕》,以更改族名体现新的政治现实、新的民族现实、新的文化现实和新的经济现实,是为了建立新皇朝的政治之需、文化之需。翌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举行改元登极大典,满洲、蒙古、汉人分别恭奉满、蒙、汉三体表文、分捧宝玺,共尊皇太极为皇帝。表明满洲森林文化、蒙古草原文化、汉族农耕文化的统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显现满洲森林帝国的崛起。

5.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必然。明成祖之后,明朝以举国之力应对蒙古,依然发生明英宗被俘的正统己巳之变,蒙古土默特部兵临北京的嘉靖庚戌之变。明朝对付用一个拳头打来的蒙古尚且如此,后金的满蒙联盟两个拳头同时打来,崇祯帝如何招架得住!再后,大清统合辽东汉人,建立八旗汉军,又同朝鲜结成“君臣之盟”。后金在东北等区域建立了广阔而牢固的基地,约有四百万平方公里。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三个拳头同时打来,关内还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农民军的力量,明朝便招架不住了。皇太极崩逝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抓住历史机遇,统兵进关,又同吴三桂联合,对付摇摇欲坠的大明,其胜利不是历史之偶然,而是历史之必然。

清朝取代明朝,胜利的取得,史家多有不一的解读,如同阎崇年归纳的几种。笔者则要举出二则外国人的说法,一位是美国学人孟泽思在《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中所言:“满人通过征服以及与蒙古人、其他部族和归附的汉人缔结联盟,终于获得了在东北地区的统治权。”他又说:“汉族拓荒者移居到辽东平原与满洲兴起与强大有关,也是满洲兴起与强大的重要因素。”[1]孟泽思认为满蒙汉联盟,使得满洲获得在东北的统治权,在认识上接近阎崇年的满洲崛起原因。清朝为什么能够统一中国,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说出了一种原因:“当时鞑靼人实际上是在汉族人自相残杀、他们中最骁勇的将领投降鞑靼军转而攻打本国军队的情况下,才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以统治中国的。”[2]白晋着眼于汉人内部的分崩离析,没有注意到满洲本体能量,未能对事情有全面认识。二则事例,从一个侧面表明阎崇年认知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