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索海洋史，时机紧迫！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所幸学术界的认识在变化，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83年开始推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无疑拉开了中国海洋史研究序幕，该所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大力开展海洋史研究需要具备若干条件，这就是：继续提高对海洋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这里将提纲式地道及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必要性、内容与方法、条件三个方面的一些问题，求教于方家。

开展海洋史研究的必要性，是逐渐被学界认识的，至今仍需提高。对于海洋史研究的不力状况，不时有学者表示某种不满，如在1993年学者麦朝成就指出：“中国不只是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个重要因素，却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忽略。”中国是大陆国家，给人的印象太深刻了，而海洋国家的认知极为浅薄，以为中国只有大陆文明，缺乏海洋文化。所幸学术界的认识在变化，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83年开始推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计划，无疑拉开了中国海洋史研究序幕，该所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大陆学者杨国桢、王连茂、陈尚胜、李庆新等的海洋史研究亦颇有成果，广东社科院海洋研究中心的成立，或许可以说是海洋史研究的新起点。

何以进行海洋史研究，如同陆地，“海洋是中国历史发展上一个重要因素”，陆地，是人们生产、生活之地，海洋也是。“以海为田”，在传统社会人们就深深懂得这种道理。陆路是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所，海洋是同样的舞台。人们在陆路、海洋的活动，形成历史整体，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倘若仅仅关注陆路一个方面，对历史的认识将是不完整的，具有片面性的，其道理至为明显。沿海民众“以海为田”的谋生，进行海洋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中国南海、东海、黄海地区的作用尤为显著，移民事业尤其发达，至今欧洲多浙江人，美洲、大洋洲、南洋多广东人、福建人。清朝有所谓康乾盛世，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海洋贸易。学者全汉升云：清代康雍乾三朝“之所以号称为‘盛世’，意义可能有种种的不同，但中国丝绸、瓷器、茶叶及其他物产的大量出口，及巨额银子的输入，无可否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考察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就很难说清清朝的这段历史。

在新航路发现后，中国与世界的海洋贸易，极大地影响着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及中国人的生活，同时影响到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据研究者的披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与中国贸易，中国出口实用物品的丝绸、瓷器、茶叶，进口作为货币的白银，其路线是北美—菲律宾—中国，北美—欧洲—日本—中国，此外从日本输入铸造制钱的铜。中国经营者从海洋贸易中赚钱，增加就业机会。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俗谚而言，苏杭不仅是因粮食生产而富足，更重要的是出产蚕桑丝绸制品，因为海洋贸易，湖丝远销美洲、欧洲、日本，苏州成为内河通海的城市，乾嘉时期是首屈一指的商业繁华之地。设在该地的宝苏局铸造制钱，所用原料的铜来自日本甚多，资料表明，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咸丰元年（1851），中国船从日本运载铜回国，每年都有，多时达二百万斤，少则四十万斤，乾嘉时期多在一百七十万斤以上。运铜口岸的浙江乍浦，就有“铜局弄”之地名。海洋贸易影响到城市的兴衰，当苏州—乍浦—闽粤运输线畅通时，苏州、乍浦繁盛，而五口通商后，上海—宁波—闽粤航线兴盛时，苏州繁华下降，乍浦则衰落。^[1]中国如此，与中国海洋贸易相联系的国家亦然。当丝绸、白银在国际间对流时，菲律宾马尼拉市东北区形成中国商人的“生丝市场”；马尼拉开往墨西哥的货船有“丝船”之称；墨西哥加工中国生丝，创造14000工人就业机会。^[2]这些事实，无不印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与海洋、海洋贸易息息相关，不可分离。海洋是历史要素，中国的历史离不开海洋，这是我们必须研究海洋史的基本原因，也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原因。第二是从当今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方向思考的，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向海洋和太空发展，是人类社会努力的方向，海洋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重要因素，势必要对它加强研究，提供发展海洋事业的资料准备和凭据，因此说海洋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刻不容缓。研究的必要性，我就考虑到这两点。

中国海洋史研究的范畴和内容，笼统地说，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史，具体地说，或者说研究重点是贸易史及对贸易双方的影响；沿海地区发展史及其特点（包括港口、内河通海的城市，如扬州、苏州之历史变迁）；航运和航海技术史（含海难事件、海盗），文化交流史（信仰、生活方式与习俗、文化遗存、历史记忆）；移民史（外国人移入、中国人移出、国内区域间通过海洋的移徙）和海外华人史；海洋与人类生存环境是不可忽视的大课题等等。

海洋史研究方法，我想到的是“海洋视野”和“整体思维”。海洋视野是开阔的、外向的，立足大陆看海洋，关注中国文化、海洋文化及中外关系，需要向外洋、外区域、外国文化学术界索取、借鉴，除了史料，更应留意学术观念和方法。整体思维是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思维，研究的出发点是局部地区的、一个国家的，而终极目标是整个区域、国家和世界；整体思维，包含中外、古今、大陆与海洋的广阔空间的比照研究，凡有联系与互动关系的，关注其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绝不能将考察对象局限在某一个范畴之内。“海洋视野”和“整体思维”，综合研究陆地、海洋整体因素下的政治、文化、社会诸多历史现象，从而有可能达到新的理解和认知，如李庆新新著《濒海之地——南海贸易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4月），使我们获知中国历史的某种特征：对外贸易、海洋贸易中，由唐代至清代，均发生所谓“礼仪之争”，开放的王朝要求兼负商业性的外洋使臣行跪拜礼时或持通融政策，封闭王朝则是僵硬态度，对外关系以行否“国礼”为转移，是为古代中国王朝的传统政策，带有规律性；王朝主导的朝贡贸易，历来实行“厚往薄来”政策，以赏赐夸耀中华的富庶与强大，此种“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纳入王朝政治体系，“朝贡国”各自与中国王朝形成疏密不一的关系，显示王朝的御“外夷”之道；海洋贸易的物品，以奇珍异宝为主，供皇室与社会上层享用，故而通常由宦官执掌其事，而涉及民用的物品甚微，于民生未见有益。透过海洋贸易的这三个方面，加深了我们对古代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实质的认识：君主专制政体，国家是王朝也即皇帝的国家，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参阅李庆新新著的拙《序》）。

大力开展海洋史研究需要具备若干条件，这就是：

继续提高对海洋史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据友人见告，近日某沿海大省拍摄电视片，介绍其历史特点，反映的是陆地史，而不顾及该省古往今来人们的海洋活动及其价值，表明制作人和编导缺乏海洋史、海洋文化意识。该省如此，内陆地区的海洋观念可以想象了，所以继续增强海洋意识显然是必要的。

加强国内外、海洋区域之间的学术交流和田野调查。海洋研究及海洋贸易、海外关系史研究，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中国学者必定要走出去，到需要去的国家做田野调查，查阅文献资料，访问学者，参加研讨会，势必应有相当的经费。在20年前，每见一些日本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或田野考察，不无羡慕之感。10年前，一位台湾中国中古史专家到阴山地区考察，令人感佩，但是他说大陆学者不爱走访历史胜地，我想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因为我们缺少研究经费可以出去。约在同时间，我在博士论坛报告海外华人史，讲到我掌握的资料有限，课下，一位在职博士生问我为什么不多搜集材料，我感到他不懂世事，未作回答。事情是在科研经费上。走出去，远越重洋，需要一定数量的研究经费。20世纪80年代，中英、中日的中国南海宋元沉船调查，经费出自英方、日方，可见中方乏力的尴尬。现在我们经济见好，科研教育方面的经费有所增加，学者出国、出洋调研的可能性增大了，有的已经迈出国门。

研究者的培养，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和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始能胜任。现在中青年研究者多能掌握一二种外语，或有留学经历，比五六十年代的高校出身的研究者在学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胜任海洋史的研究工作。

总之，今日海洋史研究已然提到日程，研究经费已有相当条件，研究者素质基本具备，大力进行海洋史研究，正当其时！

（2010年2月20日草于顾真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6月8日）

【注释】

[1]参阅刘序枫：《清代的乍浦港与中日贸易》，载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1993年。

[2]以上参阅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次编辑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深入探索海洋史，时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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