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域广阔，新方向不断出现

研究范围广阔，除了较常见的婚姻、妇女、家族、身份、移民、会党、宗教、都市、社区，并对社会救济、福利、民间文化给予较多的关注，特别是新开辟的生态环境史和人群生命史的研究，已做出一些成绩。下面就几个研究较多的领域作分别的说明。

1.生态环境史

就目前的研究情形来看，生态环境史可能与经济史、农业史、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的关系更密切，但同社会史亦不疏远。“中研院”经济所的学者于十几年前开展研究工作，与澳大利亚的澳洲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合作，于1993年在香港召开“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后由该所刘翠溶等主编出版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内容区分为九类：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释、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分类中已显出社会史的内容。^[25]此书是关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2002年11月，台湾召开“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讨论水文环境的变迁、产业与环境、环境变迁的检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族群与环境、疾病与环境、灾害与重建、生态环境与政策等专题，蔡采秀提交《环境、生态现代化与集体意识》论文，大陆学者李伯重提交《低投入、高产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一文。

有关论文陆续问世，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26]，笔者虽未见到，想来是论述明代北京薪炭的制造、运用与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2002年7月，“中研院”院士徐倬云等四人提出《对本院历史学研究现况的看法与提案》，讲述了历史研究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中期，史学家改过去只重视帝王将相的历史，提倡研究一般民众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末期，史学家更进向提倡以群体人类的经营为研究对象，并注重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27]基于这种认知，可以预见生态环境史将有较大的发展前途。

2.人群生命史

梁其姿率先于1987年发表《明清预防天花措施的演变》^[28]；2000年她来南开大学作“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明清时期医学知识的普及”讲演，阐述元代以来方士的概念，明清医家所认定南方风土致疾的主要原因，几种疾病的重新定义，医学入门书籍和医生的专业化。杜正胜撰文介绍“中研院”史语所的医疗史研究工作时，强调他们的研究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作为重心，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他将这种研究归为“探索社会全史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如何命名呢？他没有说，不过文章中有个子目，为“医疗与社会的交集——人群生命史”^[29]，笔者想不妨将“人群生命史”权做这种研究的代称。史语所并于1997年6月举办“医疗与中国社会”研讨会。1999年举办“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据会议参加者李贞德说，会议“以美丽作为参照范畴”，“利用医疗、宗教军事、美术乃至商业活动等领域的资料，从各种角度探讨与健康相关的议题”，并认为“人们对‘健美’的定义和态度随时空而改变。由此，医疗史学者重新思考健康与疾病的界线，并检讨医疗传统中的身体文化”。^[30]专著出现多种，黄金麟的“身体有历史”吗？黄金麟在《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31]的“自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将身体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具有深意，是要讨论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成为今天的样子；身体发展状况隐含了何种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永恒的、普遍的模式来看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作者具体讲到政治、军国民与公民、礼法、钟点时间、游移与影响身体。他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非常有意思。“中研院”近史所于2002年出版《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林士富将注意力放在道士与医疗史方面，撰写《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32]。李建民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当投入，进入中医学史范畴，如作《〈本草纲目·火部〉考释》，讲述李时珍将火区分为天、地、人三类，人火是讲人体外的火热之气有内在化倾向，认为李时珍的理论受金元医学的影响。^[33]

割股疗亲的历史现象最早为日人桑原骘藏所注意，邱仲麟连续发表《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中的医疗观念》，叙述割股的内涵和割股者的动机，割股的行动及其救护，割股与国家政令，割股与儒家孝道伦理，割股疗亲对人部药的实践与扩展，割股疗亲行为中的血气观念诸问题。指出历史上子女为父母治病，割股做煎药的引子，将中医本草人部药进行实践，并加以扩展发生“变异”与“膨胀”，这在观念上是相信“同类相补”“血气相补”“血气相连”，以其做药，还有排他性，所以割股疗亲是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34]有学者论述脚气病的历史及其影响，引起反弹，诘难：这就是历史吗？笔者以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有利于对身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脚气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中研院”台湾所于2002年10月下旬举办“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李丰楙的《收惊：一个从“异常”返“常”的法术医疗现象》，林淑蓉的《各种疾病、药物与身体疾病》，罗纪琼的《文化对医疗影响——以剖腹产为例》，颜学诚的《内丹身体的知觉：兼论几个身体研究的取向》，余德慧等的《中国人生死的育化的探讨》，余舜德的《冷与热的身体感》等。

2002年8月至2004年7月，正在执行中的“中研院”近史所“性别与医疗”研究计划，其中有熊秉真的《明清江南育婴扶幼文化之物质基础》，巫仁恕的《明代地方的司法审判与社会变迁》。

此外，与医疗社会史有关的育婴生育史研究的成果也在这里说明。

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是育婴抚幼文化的开创性专著，作者没有将它纳入人群生命史范畴，而笔者以为多少有点关系，这研究自然属于新史学范围，也同社会史有关。作者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新的领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生活史，乃至科学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都有了一番崭新的体会”，又说“育婴史之知识，对中国历史人口学之阐释，助益尤多”。^[35]熊秉真另撰著《童年记忆：中国孩子的历史》，继续她的幼儿史研究。^[36]她还在写作《明清江南育婴抚幼文化之物质基础》。

刘静贞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宋人有损子坏胎因果报应的恐惧心理，可是又有不生育或生了溺毙的矛盾现象，此书因而回答为什么不举子？为什么不得不“不举子”？从生育过程的产育之难、经济原因及性别选择作出讨论。

3.宗教史

台湾有些佛学院，如佛光山在高雄和宜兰设立两间大学，嘉义有南华大学，新竹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也有道教学院，它们建有各自的宗教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校中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台湾大学设有宗教研究中心，台南成功大学则是道教史研究中心。所以台湾对宗教史有一群研究力量，有刊物发表他们的学术文论，如《中华佛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玄奘学报》《慈济》及《生死学通讯》；其他的杂志、学报也会刊登宗教及宗教史文章，如台北《当代》173期开辟《人间佛教的当代对话》专栏。^[37]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教义、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物，僧尼的生活，如刘淑芬的《“三月十”——中古后期的断屠与斋戒》，所说“年三月”，指佛教的每年正、五、九三个斋月，“十”指道教十斋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下令在这些日子里禁止屠宰，刘淑芬认为这是大事。这时不得执行死刑，并影响于朝鲜、日本；道教的十斋日后来成为佛教斋日。^[38]此外周群的《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和陈信甫等的《中国禅风对日本庭园风格之影响——以京都地区为例》^[39]，陈美华的《个人、历史与宗教——印顺法师、“人间佛教”与其思想源流》，胡文和的《对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重新研究》^[40]，廖肇亨《明末清初丛林论诗风尚探析》^[41]均可留意。台湾佛教史及当代佛教亦为学者所关注，江灿腾的《徘徊在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之间——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针对日本殖民文化论说台湾佛教史。^[42]陈美华的《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提出研究的三个脉络，为台湾汉人父系、父权社会，佛教传统，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新潮流；三个切入点，即身份、形象和身体；不满于过往的运用西方理论的研究。^[43]

1991年，傅作勋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为生死学探讨之滥觞，并于1997年正式提出这门学问。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编辑《生死学通讯》杂志。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召开“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研讨会，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临终关怀、民俗医疗、风水文化切入探讨生死学理论，与会250人。惠开的《“生死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内容》，从“养生”到“送死”为范畴，议题有生命的实相，生命哲学，生命及生死、死亡教育，社会伦理，两性关系，生命周期，生死关怀，临终精神医学，悲伤辅导，现代科技与生死问题，另类医疗，养生技艺，生命礼仪、生死民俗与世界各国死亡文化，生死与艺术表现，生死与医疗之公共政策与法规，生死相关服务事业，风水研究，命理研究，微观生死学，生命语汇研究，生命的安顿与死亡的超克。探索生死学的进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学科。^[44]生死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应当引起注意。

关于道教史，台南成功大学设有道教研究室，开设中国道教史、华南地区道教发展史研究等课程，培养大学生和研究生。该研究室又与台南市道教会、道教总庙三清宫合作编辑出版《道教学探索》。他们希望以关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寻找复兴道教的途径，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建设。笔者见到1987年12月的该刊创刊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号，盖为每年一辑，披露道教史研究论文和译著。台北出版的《当代》第175期开设“道教专辑”，载有李丰楙的《末世与济度》《升游与谪凡——道教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谢宗荣的《台湾道教艺术》。诸文论述道：东汉以前为古道教，后为新道教，影响后世；道教隐而不显，农民革命常用之；韩国道教可娶妻，接近天师道，着白色衣，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45]李丰楙给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10月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提交《制度与扩散：台湾道教史研究的两个面向》论文，即研讨道教与民间信仰、道坛与移民两大问题。

4.女性史

前述陈美华在《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文中，认为妇女史自60年代研究以来，经历了女性主义（重政治）—妇女—性别三个阶段，^[46]体现了对女性史研究方法论的关注。

有一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绍述，就是费思言撰著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洁观念的严格化》^[47]，所谓“典范”，指典型，系倡导的产物；“规范”，系指法令的或社会的规则，需要执行。书的构成含有：引论；明代的贞洁烈女，由“现实”到“记载”，由“记载”到“现实”；结论：意义与诠释。作者认为明代烈女的出现，不仅是倡导的产物，而是规范的结果，同时从典范到规范，也是女性自觉接受的表现。作者分析先前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例证式的质性研究，个人主体性研究，以统计为基础的量性研究。她的研究法，是区别实际的贞洁烈女与被记录的贞洁烈女；分析烈女产生的社会机制。从三个层面理解贞洁烈女：特定的行为模式，守节、殉节；妇女的道德实践，对婚姻关系的信守、三从；维系父系社会的功能，家庭的延续，父系血脉的纯正。指明烈女行为有其自身取向，其认知有其社会性，所谓“礼教吃人”，揭示礼教社会作用的一个方面，受害者被支配性，而忽视被吃者的自愿性。

蒋竹山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述说明清时期的一些战争，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女性被强迫赤裸身体，驱赶到前线，令对方士兵因看到女阴而觉得晦气，厌战，通过心态分析，对阴门阵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说明。^[48]林丽月的《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指明孝妇的主要表现及其以至奇至苦的常人难于做到的行为，以及守节时不惜违抗舅姑再嫁之命以保全贞洁的观念。^[49]另一篇《从〈杜骗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发现《杜骗新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揭示部分女子利用女性的弱点行骗，女棍、牙婆、卖婆使妇女“商品化”，被卫道之士视为世风日下。^[50]张彬村的《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认为明清时代寡妇普遍会守节，就像唐宋以前寡妇普遍会再嫁一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并且是沿袭蒙元的规定，守节因而成为符合寡妇利益的适合选择。^[51]何素花的《清初士大夫与妇女——以禁止妇女宗教活动为中心》，以乾隆年间地方官打击宗教活动与妇女入寺烧香事例，考察士大夫力图在规范中控制妇女活动范围。^[52]此外有钟慧玲的《清代女性诗人研究》^[53]，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54]，鲍家麟编辑的《中国妇女史论集》^[55]等女性史研究成果。

关于女性口述史，游鉴明等编辑《走过两个时代的台湾职业妇女访问纪录》，“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版。记录几位二十世纪初年出生的职业女性的历史。^[56]游鉴明另撰有《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57]，讨论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意在为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提供资料。为了开展口述史研究，王芝芝翻译美国人唐诺·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58]，为台湾学者从事口述史学提供借鉴。2002年8月，台北“女书店”特意召开女性口述史学座谈会，有益于推动女性史的研究。^[59]

“中研院”近史所致力于妇女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每年一集，至2002年已经梓刻到第十期。每期既有学术专论，还有学术讨论，报道研究动态，书评，有关史料介绍。以第十期为例，论文有王正华的《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陈洪绶晚明人物画中江南文化的呈现》，许慧琦的《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现象的论述策略》，讲座有叶文心的《历史圈套与文化困境——中西对话之下“中国妇女”的建构》，学术讨论有李玉珍的《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来中英文的佛教妇女研究》，史料介绍有林维红的《无言的女眷——〈曾纪泽日记〉女眷生活辑录》等。可见其文论之一斑，亦可见其推动妇女史研究的价值。

5.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民间文化史，或者说俗文化史的研讨表明，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热是一点不假的，诚如王尔敏于2000年所说：“此类庶民文化问题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近以愈见形成学风，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趣此一庞大领域。”^[60]俗文化所讨论的内容表现在诸多方面：

关于生活百科的研究与专著：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日用生活百科全书——《万宝全书》，种类繁多，不断更新，反映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61]一书，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62]。她进行的是社会生活史料的研究，客观上告诉读者明清时代人们生活中笃信风水、算命、巫术、食疗、保健、育娶、养老、丧葬、出行、交游等日常生活情形。王尔敏本人是最早将这种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63]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文字，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资料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64]

通俗文化、民间信仰被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如1988年出版的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1989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马祖》，1990年祝平的《汉代相人术》。康豹撰《台湾的王爷信仰》，王爷信仰是我国东南地区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康豹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才作成此书。他探讨王爷是何种神明，政治信仰的仪式及其社会功能、含义。^[65]又作《汉人社会的神判仪式初探：从斩鸡头说起》，讨论“斩鸡头”“告阴状”和“审疯子”三种仪式的社会文化内涵，认为它们虽是一种宗教活动，但主要在处理现世的社会问题。^[66]

关于物怪观念传播的研究：

物怪观念流传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关于它的古文献的记载很多，然而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杜正胜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上），由近代残存的物怪观念上溯，论古代的山川物怪，推测“物”的语源，进而讨论古代与物密切相关的“德”的概念，此二概念与古代统治关系。^[67]

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68]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综合研究。

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像，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到对博物馆藏的认识。

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方面，即民间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等方面，“在现代疾速世变之中，捕捉一些即将流失之文化资产”^[69]。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的《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茶馆原是为饮食消费，那里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为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的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势日常化、普及化，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并反映社会经济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新。^[70]林丽月的《故国衣冠：服饰变革与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71]，通过明朝、清朝两个政权交替时期人们的衣着变化，透视人们的心理活动。邱仲麟的《诞日称觞——明清社会的庆寿文化》，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庆寿年龄下降，庆寿文化中有雅俗冲突，指出中国近世以来重视老人家生日的习惯，与西方重视小孩生日的风气极不相同，呈现中西生日文化的重大差异。^[72]“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

6.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何淑宜的硕士论文《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以丧葬礼俗为例的考察》，由郭廷以奖学金补助出版。该书以丧礼丧俗为核心，探讨明代士绅与通俗文化的关系，认为士绅对丧俗的奢僭屡有批评，以为可以导致社会秩序危机，于是有宗族、乡约及葬社组织致力于丧俗改革。她的论文指导教授林丽月在序言中认为此书是“开拓文化史新课题的努力与成果之一”^[73]。巫仁恕的《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认为平民服饰上的变化，有模仿和僭越之风，潜意识是以服饰显示身份并非是低等级的；士大夫因之产生危机意识，反对平民服饰逾制，谓为“服妖”，同时努力创造自身的新服饰。^[74]

张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礼学思想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75]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讨论。^[76]

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77]一书，收有王鸿泰、张寿安、刘咏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妓女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7.城市史

对于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切入，便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而对“城市”这个实体空间的研究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时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变化，转化成为我们今日所熟识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变化发生于明朝中期以后，第二次发生于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78]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至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的研究潜力。徐泓作《传统中国大学校园的空间规划——明南京国子监》，认为传统大学校园的特色之一是在教学区、生活区之外，有一个以孔庙为主轴的祭祀空间，强化人生观的教育；之二是各项建筑的等级与主次分明；之三是师生均住在校园内，朝夕相处，老师以身教、言教引导学生。^[79]王鸿泰著《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讨公众场域的开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做出着力的描述。^[80]李孝悌作《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身体》^[81]。其他论著有：张玫玫，《住屋形式与文化》^[82]；夏铸九、王志弘，《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83]；汉窦德，《建筑、社会与文化》^[84]。王明贤撰文《城市的历史与特征：城市研究新动态》^[85]，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