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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转换与社会史专题研究的有组织进行

【摘要】:如此看来,用群体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专题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方向选择的准确和富有创意,“医疗·社会与文化”专题的提出,富有学术前瞻性,是新史学的开创性方向,它的被提倡,实属难能可贵。上述事例表明,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充分表现了台湾史学界开创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是新史学起步的新气象。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20世纪20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内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文献学、考古学著称,1980年以来研究方向转到历史人类学社会文化范围。这种转变及其研究的具体方向,该所是这样说明的:

1980年以来,新进一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范畴上均有新的发展,其研究的重点为利用历史材料以及田野工作所搜集当代民间材料,从事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医疗史,以及生活礼俗史之研究大抵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范围,而总归于社会和文化。

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结构的探讨更进一层研究生活礼俗的演变,从关注人群生命到医疗疾病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生死观等思想心态的课题。

宗教史,主要探讨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包括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与近现代之民间宗教,以探索基层社会人群之心灵层次的关怀为主。

民族史,主要探讨对象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也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历程,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古代民族的形成。

至于妇女史研究,主要着重妇女在历史上各项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旁及生命医疗。[18]

与这种研究方向相适应,该所设立了文化思想史法律史、礼俗宗教、生命医疗史等研究室。该所的历史学家“是以广义的社会史占最大多数”[19]。由此不难了解到,这个富有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在人员上、机构上、研究方向上,均从政治史、人类学和文献学为主的研究转到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来。这种转变,从生命医疗史的研究的确定更能显示出来。

为开辟人群生命史的研讨,于1992年成立“疾病、医疗与文化”专题小组,除所内人员参加,还吸收所外同好和青年学生。小组规定每年度大约举办十次讨论会,每次基本上由个人作报告,至1997年6月已举行48次讨论,57人次作报告,在《新史学》杂志上发表了《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研究专辑。还于1997年6月举办了“医疗·社会与文化研讨会”。[20]这个小组后来建设为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如此有影响的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更新,标志着台湾史学研究转向新史学,或者说转向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现在要说的一个事例,支持笔者关于台湾史学研究与史语所同样转向的说法。九十年代,台北艺术大学有计划地进行台湾老照片的搜集与研究,它的“台湾老照片数位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后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园台湾:地理资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21]可见利用老照片说明历史上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相一致。在1999年南投县的大地震后,人们更感到灾害会毁灭历史的资料,不作有意识的收集保存,将会丧失历史,故而拨专款组织人员针对老照片进行专题搜集与研究。

再述个事例,即创办不久的台北大学,以学术的应用为教学方针,故设立“应用外文系”“休闲运动与管理学系”,它的历史学系的教学方向是:“强调‘历史即生活’,以现实人生为导向,比较研究、跨学科整合、多元文化和语言训练及资讯技术的掌握运用为教学重点。”[22]强调“历史即生活”的历史系,重视生活史、新史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势所必然的。如此看来,用群体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专题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方向选择的准确和富有创意,“医疗·社会与文化”专题的提出,富有学术前瞻性,是新史学的开创性方向,它的被提倡,实属难能可贵。将老照片作为史料来运用,是近年学术界开展的事情,为新史学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上述事例表明,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充分表现了台湾史学界开创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是新史学起步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