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台湾新史学的酝酿:五十至七十年代

台湾新史学的酝酿:五十至七十年代

【摘要】: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包括社会史存内的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

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包括社会史存内的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刘增贵、刘淑芬、梁庚尧、刘石吉、黄宽重、尹章义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1]其实他本身亦是一位有成就的研究者——他的《周代城邦》于1979年印行。这时颇有一些著作值得留意,如南怀瑾的《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2],金发根的《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3],劳干的《中国的社会与文学[4],王建秋的《宋代太学与太学生》[5],朱琳的《洪门帮会制》[6],周林根的《中国古代礼教史》[7],王宇清的《冕服服章之研究》[8],毛汉光的《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9],徐朝阳的《中国亲属法溯源》[10],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11],何浩天的《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12],郭立诚的《行会研究》[13],余精一的《中国农业社会史论》[14],周绍贤的《道教与神仙》[15],王德毅的《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16]。仅六十年代的著作就举出十几种,篇幅关系,七十年代的就不能再列举了。要之,作品是不少的。就上面所举的图籍可知,其时学者关注的是士人群体(太学生、士族乃至豪族)、佛道宗教、救灾、农业社会和工商业社会,涉猎的社会生活是比较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