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重要性

现在该来观察总体史观的另一个侧面，即社会史是方法论的观点。让我们首先明了学者们是如何理解“视角”的，然后再了解具体的研究法。

“社会史”中的“社会”一词该作何解释？在年鉴学派创始人那里这一概念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他们正是看重这个词义的模糊性才采用它的。勒高夫转述费弗尔的话说，年鉴杂志所用的经济、社会两个形容词，尤其是“社会”一词由于意义含糊而可以包容所有的历史：“我们只知道‘社会’一词，一向以来很多人都发表过不少意见，到头来似乎这个词并不特别指明什么了……我们认为这一个如‘社会’这样暧昧的词是历史上苍赐给尘世的礼物，用来标榜一份不希望在它周围筑围的杂志。世间上并没有经济史、社会史，只有历史，在其统一性内之历史。历史本来的意义就是完全是社会的。”^[52]费弗尔使用“社会史”一词，就是因为看中了它的模糊性，从而可以用它来不受限制地研究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并以这个词汇表示（全部的）历史。霍布斯鲍姆研究了社会史的发展过程之后，说他发现“即便是最优秀的社会史家也都觉得‘社会史’这个名称并不十分确切”。社会史的含义既然是暧昧的，自然就不会十分确切了。他进而认为“社会史永远不可能成为另外一门学科（如经济学），抑或是成为其他以组合名称为名之历史——因为我们无法独立其素材”。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史这一名称，以及狭义的社会史概念，以便说明他的“社会的历史”而不是社会史的理论。他举例说思想史、经济史均可以独立，思想史家或许可以不考虑经济学，经济史家也可以不考虑莎士比亚，但是社会史家却不能忽视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方——否则他的研究成果一定极为有限。可是思想史、经济史的各自某一篇论文只是各该领域的文章，而社会史家则能“选取某一种论述角度，而使这两篇文章都变成社会史”^[53]。“角度”，这大概就是霍布斯鲍姆论述的关键所在。有了相应的角度就能使非社会史的历史文章，创作成为“社会的历史”的文论。何威也说社会史学家利用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的经验，“他们绝对要透过多种学科的角度来看社会”^[54]，也强调“角度”的观察方法。总之，因为词义模糊、暧昧不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可以不断地扩展，与多种学科发生密切的关系，乃至无法对其作出界定。学者们在摸索中发现，不如将它理解为观察历史的角度、研究历史的方法。至于这个方法，它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很多，是具体的，但可以总名之为整体史研究法。如美国有不少的社会史学家依据这种理解，在研究和写作时，“使得社会史学的特征愈来愈多地表现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在史观上与其他史学不复有巨大差异”^[55]。

我国一些学者赞同霍布斯鲍姆的“整体史”与“视角说”，持有“社会史是方法论”的观点。比如赵世瑜说：“社会史不应只是生活方式史（即旧的、狭义的社会史），而应是全社会的历史；按我的看法，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56]他明确地反对“社会史专史说”。杜正胜用“社会”的观点去看历史，他说：“所谓社会史并不是历史割裂出来的一部分，而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去看全部的历史，所以社会史也是整体的。”^[57]姜芃比较中英两国的社会史研究，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专史论者——“中国很多社会史著作缺少英国新社会史所强调的总体史观”，两国社会史研究的差异，“主要不是功夫下得多少的问题，而是观念是否更新的问题”。^[58]这种更新观念以便与英国整体史学者同步的说法，表明他主张以整体史及其方法为我国社会史学界努力的目标。常宗虎在《社会史浅论》一文中不赞成专史说，主张社会史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态度和新方法，并且他具体地提出了新方法是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和结构分析法。^[59]他具体讲到了研究法，至此，我们需要涉猎倡导整体史的学者所说的研究法了。

所谓方法，不是一般讲的单纯的、具体的方法，而是与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方法，也即既是内容又是方法，方法与内容密切地融合为一体。对此，霍布斯鲍姆在谈到心态史学时作了直截了当的说明：“学者对‘心态’之历史所产生的兴趣都代表了一个更直接地处理社会史之方法论问题的方法。”^[60]内容与方法的统一，是观察整体史研究法需要把握的一点；还有一点，整体史的研究多是跨学科的，西方社会史家对此有切身的体会，自然有明确无误的认识。作为局外人，80年代的苏联学者兹韦耶列娃等也注意到了，她说西方社会史好像有两个实体，其一是“建立在跨学科基础上的、当代历史科学存在的特殊的和主要的形式”^[61]。跨学科是新史学不争的事实。说到各种方法，有的在前面业已述及，这里对长时段的理论和方法不再赘述，而对下列数种略事铺陈。

心态史学：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心理分析，它分析的不是个人，而是从个人伸展到群体，所以它研究的是群体的意识，是民众的意识。这种意识还不能为思想史明确地总结，它还是一些概念模糊的思维活动，是隐藏的潜意识，但它与人们的行为有更直接的关系，利用它研究社会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种方法在年鉴学派初期就被尝试性地使用了，待到60年代末期以后越来越被学者们所重视和采用，及至1978年杜比的《三个等级：封建主义的想象》一书面世，使心态史学有了代表作。这部书写的是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封建社会武士、教士和农民三个等级意识形态的转变。杜比试图通过认识物质与心态之间的关系，以了解社会的演变。1984年梁其姿对中国心态史学表示出某种失望，或者说期待：“至今，史学家似乎对过去的社会属于日常生活的，或不自觉的、涉及感情或感性的层面都不甚关怀。在研究精神生活方面亦似乎较偏重于自觉的，有意识的思想。换言之，除了一些个别的琐碎的例外，心态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62]时过十余年，盼望这种情况能有较大的改变。

自下向上看的历史研究法：这是针对以往英雄史观笼罩下的史学只研究社会上层的政治史而发出的挑战，主张将在历史书上消失的小人物请回来，即把视线移向社会下层民众，以便对历史有个整体的看法，故而叫作“从下向上看”，这样也就使它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眼光下移，考察的对象就是平民百姓。比如美国史家就注目于黑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并为了使这些研究得以深入，特别开展了社区史、城市史的研讨。注视小人物，就同日常生活史联系在一起，于是生老病死、性、两性关系、消闲生活、私生活、犯罪、教育、家庭等方面的历史都成为研讨的课题。因为有关下层民众的历史资料特别稀少，为了开展研究，史家又提倡口述史学，以弥补史料的不足。同时将各种文物、文献、实物都加以利用，文学性的读物、图片、电影均被列入使用范围之内。

社会结构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所关切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理论，为社会史家所重视和借用，出现了前面说过的整体史中侧重研究社会结构演变史的状况。社会史家关注的社会结构，其内容比较庞杂，关涉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及阶级构成、人口、民族结构、社区结构、政治结构等方面。社会结构论有几个要点：其一是强调观察社会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即结构要素间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社会运动，这是研究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最为重要；其二是重视结构的变动性，即做动态的了解，而不是将它看作静止不变的，这才能发现社会的变化和运动方向；其三是考察静止状态的社会结构，试图建立一种社会模式的观念，以便总体把握社会的状态。通过这三方面的综合观察来认识社会。

量化方法：追求计量的分析，而不满足于定性的分析。最早是经济学家采取这个方法，社会史家跟随于后，而在人口史、社区史等方面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利用数学的方法制作统计图表，做出史学分析，增强论点的准确性和说服力，避免定性分析中史家主观性的误断。因此伊格尔斯说“数字将会加强研究的科学品位”。20世纪下半叶计算机使用的推广，为量化史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不过量化方法需要可供采摘的大量的统计数字，否则不可能进行量化性的陈述，所以不是什么历史问题都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它也不可能解释一切历史问题，这正如伊格尔斯所说：“数量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借以从统计上证明有关社会发展的论断。”^[63]

早期社会史研究还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个案研究法等，这里不必一一赘述。新的方法还会不断地冒出来，随时都可能发生，或者从其他学科中借用。从这些方法的产生与使用中，从方法与内容的结合中，不难发现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之扩大与研究法的层出不穷相一致。至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史从社会经济史、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亦即向社会文化史的伸展，这是社会史方法论丰富的必然结果。

（后记：本文原有第四节“若干问题的辩证”，述及笔者的“社会史是历史学专史”的观点，以及为什么采取专史说、专史与整体史关系等问题，为避免与《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一文重复，这里从略）

【注释】

[1]何威：“导言”，载梁其姿等编：《年鉴史学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第1—6页。

[2]［英］E.J.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载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湾明文书局，1981年，第25页。

[3]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载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1年，第30、32页。

[4]参见《历史的奋斗》，载［法］勒高夫著：《新历史》，梁其姿译，《食货》复刊第12卷第10、11期。

[5]［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二），王燕生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6]［法］勒高夫：《新历史》，梁其姿译，《食货》复刊第12卷第10、11期。

[7]［法］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8]《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57页；载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9]《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76页。

[10]［法］勒高夫：《新史学》，梁其姿译，《食货》复刊第13卷第1、2期。

[11]《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6月。

[12]［苏］兹韦耶列娃：《英国的社会史和“新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13]《劳工史、社会史、日常社会史：日常经历、文化与政治，西德社会史发展的新方向？》，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38页。

[14]参见夏伯嘉：《战后欧美史学发展趋势》，《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6月；参见王汎森评介《奶酪与蛆虫》的文章，《新史学》第6卷第3期，1995年6月。

[15]［法］勒高夫：《新历史》，梁其姿译文，《食货》复刊第12卷第12期。

[16]参见王新扬：《美国新社会史的兴起及其走向》，《新史学》第6卷第3期，1995年9月；斯特恩：《拓宽视野：美国社会史以及它的趋势》，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41页。

[17]《食货》复刊第13卷第1、2期。

[18]参见《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6月。

[19]《汤明檖文集·汤明檖传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

[20]［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三），王燕生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

[21]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41页。

[22]［苏］兹韦耶列娃：《英国的社会史和“新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23]“序言”“译者的话”，载［英］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24]龚书铎总主编，曹文柱、朱汉国副总主编：《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25]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6]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27]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28]黄宽重、柳立言：《中国社会史》，台湾空中大学出版社，1996年。

[29]本段引文参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31—135页。

[30]参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途径的探索》，《食货》复刊第6卷第8期。

[31]《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

[32]参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33]何威：“导言”，载梁其姿等编：《年鉴史学论文集》，第7页。

[34]［法］勒高夫著：《新历史》，梁其姿译，《食货》复刊第12卷第10、11期。

[35]姜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研究：若干比较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36]何兆武等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7]葛志毅：《由社会史研究引发的史学思考——论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与大众化问题》，《求是学刊》1997年第5期。

[38]何兆武等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39]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36页。

[40]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25页。

[41]《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

[42]陈旭麓：《关于社会史的讲话》，《南京大学学报·社会史专号》（1989年）。

[43]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44]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自序》，第1页。

[45]《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社会史专号》（1989年）。

[46]乔志强：《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7]冯尔康：《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社会史专号》（1989年）。

[48]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49]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50]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51]参见孟彦弘：《社会史研究刍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52]［法］勒高夫著：《新历史》，梁其姿译，《食货》复刊第12卷第10、11期。

[53]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29页。

[54]《新历史》，第3页。

[55]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7页。

[56]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992年12月。

[57]《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第3卷第4期，第106页。

[58]姜芃：《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与英国新社会史研究：若干比较与思考》，《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59]该文原载于《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常宗虎又在《也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问题》一文中予以重申：“社会史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新视角、新动态和新方法。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60]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48页。

[61]［苏］兹韦耶列娃：《英国的社会史和“新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

[62]梁其姿：《心态历史》，《史学评论》1984年第7期。

[63]［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著：《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一），王燕生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