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进程与其探索精神的展示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兴起期的社会史，以向传统史学挑战的姿态出现，研究新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史中的经济史作品“乃是社会史当中最优秀的著作，其余的社会史著作皆无法与之相比”。霍布斯鲍姆看到了当时社会经济史研究活跃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史的研究最初也是同社会经济史纠缠在一起的。倡导撇开政治史，这在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中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之一。

1989年，台湾学者梁其姿等编辑出版了《年鉴史学论文集》一书，选编年鉴学派三代史家的8篇代表性论文，意在反映年鉴史学的进程和特点。

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威在这部具有代表性的《年鉴史学论文集》的“导言”中说，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与第三代重要人物勒高夫、阿里鄂斯“在相隔30年的时间内，各用不同的方式来探索今天法国称为‘心态历史’的领域”，又说年鉴学派活动的“真正的丰盛之处：多样性、开放性和包涵性……它一直不断增加研究的对象、方式、步骤，直到今天提出一个探讨群体行为与表象的历史人类学的蓝图”。^[1]他强调了年鉴学派的探索精神，即不停地拓宽研究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作为一个学派，不固步自封，不局限于初始的学科设计和固有方法，而是敞开门扉，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将其研究内容和方法经消化而吸纳为自身的，这就是该学派探索精神的表现。

社会史由法国年鉴学派兴起，各国深受其影响，所以要了解社会史的发展史及其探索精神，对年鉴学派的历史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流派在各国的发展；此外，我们还知道社会史的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这一点亦需列入考察之中。社会史研究史的分期，不少学者做过或涉及，如彼得·伯克的《法国的史学革命》、霍布斯鲍姆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勒高夫的《新史学》、美国纽约大学夏伯嘉的《战后欧美史学发展趋势》、梁其姿的《心态历史》等著述，笔者在这里吸收了诸家的研究成果，然因他们总结的时间较早，后来社会史研究又发展了，致使有些现象必须重新来看，所以结论不会完全相同。

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史自1929年布洛赫、费弗尔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至今70余年间，似可区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即20年代末至60年代的兴起期和70年代以来的兴盛期。前后两个时期又可各自划分为两个小的阶段。而后期往往被称为“新社会史”，或称作“新史学”，各个国家的称呼虽然不一，但基本上还是社会史，它反映着社会史研究在探索中前进的历程。

第一，在形成期，社会史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史纠缠在一起。兴起期的第一个阶段可视为“形成期”，由《年鉴》诞生至1946年改变名称（即《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自此至60年代为第二个小阶段，如果细分的话也可以定在1968年，因为这一年年鉴学派在法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视为“初步发展期”。兴起期的社会史，以向传统史学挑战的姿态出现，研究新问题。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史中的经济史作品“乃是社会史当中最优秀的著作，其余的社会史著作皆无法与之相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会史家“所感到兴趣的是经济体系的演变，他们之所以对此感到兴趣是因为它能够促使我们去了解社会结构与变迁，尤其是各种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2]。霍布斯鲍姆看到了当时社会经济史研究活跃的原因。在我国，社会史的研究最初也是同社会经济史纠缠在一起的。1936年创办的《食货》杂志，在抗战前所刊载的300余篇文章中，其关于中国史的“多集中在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其次是农村、耕作、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也有一些关于婚姻、妇女和动乱的”^[3]。可见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当时占有多么大的分量。

第二，反对以政治史为历史主体。倡导撇开政治史，这在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中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之一。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宣称：他所为之而奋斗的历史学是针对政治史、外交史的。^[4]年鉴学派并没有摒弃政治史，只是反对历史以政治史为主体，所以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述评》中说年鉴学派的著作：“国家就连经济都包括在一种内容广泛的社会思考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因素遭到了忽视。”^[5]

第三，年鉴学派创始人代表作问世，社会史学说奠立。布洛克于1939年出版了《封建社会》，费弗尔在1942年出版了《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拉布雷的宗教》，这两部书是年鉴学派的经典之作，“为后来历史作出纲领”。前一部书从中古欧洲人的生活条件入手，谈及他们与大自然的直接接触、通行语言、宗教气氛及社会阶层的社会生活，从而在内容上超越了法律制度史。后一部书“发掘了‘16世纪宗教生命’的深处，肯定了思想、感情、信仰的长久持续时间”^[6]。“力图说明拉布雷时代法国人的思维工具，及在拉布雷以前和以后的长时期内曾左右着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概念。”^[7]

第四，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的提出。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于1958年出版了《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他把历史区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所谓短时段，是指历史事件，像火光一样，一闪而过；中时段是指社会群体及社会运动态势，如结构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等；长时段是指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布罗代尔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指出：长时段包括三个层次的结构，即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结构，后一结构决定前两个结构。布罗代尔说长时段的概念最重要，历史学家接受了它，就“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念去认识社会”^[8]。“长时段”作为年鉴学派的理论，它企图通过对长时期历史的观察，去发现社会的运动规律。

第五，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就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形态模式的启发，他说：“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9]勒高夫讲述新史学的历史，特地分析它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重要汇同及可能的分歧”，他说：“从很多角度来看，马克思不愧是新历史的大师之一：他写的历史是问题性的，是综合各学科的知识的，是处于长久持续时间内的，同时是整体历史的尝试。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之分期法（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虽然不能以这个形式被接受，但不失为一个长久持续时间的理论。虽然他提出的下层建筑、上层建筑等想法似乎不能阐明不同层次的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但不可否认，这些想法都诉诸‘结构’这个概念，这正是新历史的一个主要趋向。马克思主义把群众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放在首位，与新历史之对日常的、身在社会中的人的关心亦有相通之处。”^[10]他基本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新史学的相通之处：社会形态的演变与长时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与结构的理论，劳动群众的历史作用与对下层群众历史的关心。正是由于有着这些相通的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部分地为新史学史家所接受和运用，马克思本人也被誉为新史学的大师。

新史学在七八十年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至80年代末势头还未衰减。这个时期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众多国家的学术界开展了新史学研究，新史学在有的国家还成为了史学的主流。

林富士通过阅览前述《历史学的新展望》，认为“新史学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已蔚为西方史学的主流”^[11]。下面分述有关国家的研究情况。

英国史家的新史学研究较为成功，霍布斯鲍姆除了在1971年发表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和在1969年出版了《盗匪》外，还著有《革命时代1789—1848》《资本时代1848—1875》《帝国时代1875—1914》等书；汤普森继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后，1984年又出版了《宪章运动》；珀金于1981年出版了《组织起来的人群》；1983年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问世，等等。当时的苏联学者兹韦耶列娃等人认为：“在当代英国，‘新史学’越来越决定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面貌和发展的主导趋向。”^[12]

德国古典历史主义史学非常发达，而社会经济史学的产生也不晚，在法国年鉴杂志出现以前，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历史》季刊就问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从日常生活反思纳粹罪行及其出现的原因，到70年代使社会史学发展的新方向获得了坚实的制度上的基础，古典历史主义在大学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1989年美国学者杰弗·埃利著文说：“在过去的10年中，西德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新发展当属日常社会史的起步。70年代中期，日常社会史这一提法获得广泛传播，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历史学家所采用，并很快成为活跃展开的地方性讨论和研究中的口号。”^[13]

意大利史坛出版了《历史季刊》，史家研究“小历史”，写细小的历史课题和下层人物，其代表作是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此书对英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

在苏联，除了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外，还出现了研究西方新史学的著作，如1971年出版的古列维奇的《中世纪人们的世界构图》。他们还关注年鉴史学，于1973年出版了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俄译本。

波兰的新史学甚受世界同行的称赞，勒高夫说：“波兰极成功的史学派产生了当今最优秀、最创新的人物如布罗尼斯罗·格里梅克，他那本关于14世纪巴黎的《边缘人》的书，实在脍炙人口。”又如维陀德·古拉的《措施与人》的论文，“说明了社会斗争的历史怎样影响了日常生活的策略”^[15]。

美国的新社会史的发展令人瞩目。它兴起于60年代，很快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领风骚近20年的“和谐史学”流派的地位。新社会史家提出了结构主义理论，以及“自下向上观察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侧重研究劳工史、妇女史、种族史和移民史。“社会史课题还随着对社会行为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而增加，例如健康社会史和死亡史明显地成为正在崛起的领域”，这些研究虽然受到了学者们有关论述琐碎、缺乏概括之类的非议，但是“至今历30年而不衰，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必将继续左右美国的史坛”。^[16]

第二，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展。

70年代后期，勒高夫在《新历史》一书中预见性地提出人群生命史（或曰身体史）的研究即将开展，他写道：“最有前途的发展可能就是人文科学（首先是历史学）与生命的科学间藩篱之降低甚至摧毁。新历史追求重建一个完整的人的历史，他们要把人的身体生理放进一个社会性的时间之中……”^[17]他从人文科学与生物学双方需要结合，来说明人群生命史必有前途。事情被他言中了，1992年出版的《历史学的新展望》中已收有《身体的历史》专文，论述身体史的研究情形。据林富士转述，这种历史不同于医学史、医疗史，它所讨论的主题有三：其一为宗教、道德、社会价值系统与“身体”的关系，二为对“身体”的若干基本认定，三是社会对性、两性关系的看法及其演变。具体的课题有人类对生命、性爱和死亡的态度，人类对其身体各个部位的认知和态度，人类对肉体与灵魂或精神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性别和两性关系，身体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身体与人类文明的关系。^[18]这些新课题的开拓，是新史学探索精神的反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受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影响甚大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展。美国耶鲁大学萧凤霞对此有所说明：“80年代在学术上是令人振奋的10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学术研究的结构和思想都有了空前的变化……当时全世界的历史学已经历了从重视政治史到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转变过程，文化的意义在历史运动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人类学也摆脱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转而关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的文化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范畴的核心，在于历史感。”^[19]这时德国的史学研究，“重点已从结构与过程转移到了文化与生活方式上面来”；不仅德国如此，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亦然，“社会史也日益从结构转向人们的生活世界”。^[20]此外，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亦有发展，不过为我国学者所注意，似乎是90年代初期的事情。笔者在1993年始有所闻，次年收到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邓海伦寄来的由她编辑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研究通讯》第1期（1994年4月），从而获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学者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的一些具体情况。《通讯·编者的话》认为生态环境史是“正在扩充领域的学术”，刊物的宗旨是在“促进历史学者、生态专家及对中国生态环境历史有兴趣的人员对这方面的消息、看法、思想及知识的交流”。该刊的首要对象是历史学家、生态专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有关人士，而其传播的范围为欧洲五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有那么多的外国学者关心中国的生态环境史，说明它是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学术事业。此外，心态史学再度引起学者的关注，无疑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被大大拓宽了。

第三，整体史的观念被强调而凸显出来。

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的观念，以及年鉴派出现之初就进行的整体史研究，到70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差不多成为铁定的概念。这一问题，将在下面进行专门探讨。

社会史研究进程与其探索精神的展示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