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辨析整体史与专史之任务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无论是整体史，还是专史，当前都面临着深入研究的任务，著述不能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罗列，更不可受书商支配以抛售某些畅销书为满足，而需要以有研究深度的著作取胜，这才是真正的层次问题。如婚姻史有好多部，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受到普遍的好评，如若同类书也能有此效果，那就是我们社会史学界的福音了。[18]同样提出“灵魂”问题，并指出它是民族深层的历史存在状态。要成功地解决这种研究，至少要处理好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关系。

1.专史与整体史是否有层次之别

从研讨对象的内涵讲确有不同，一个全面，一个局部，如果说这是层次的差别亦未为不可；一个难度更大，一个相对小一点，也不可不谓为层次之异。但是重要的是不必轻视专史研究，以为专史层次低，落后于潮流，不够档次，只有整体史研究才够水平。其实，“难者亦易也，易者亦难矣”。各有其难处，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将专史研究好并非易事，尊重专史研究，才有利于专史事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体史研究的进行，这才能处理好专史与整体史的辩证关系。

无论是整体史，还是专史，当前都面临着深入研究的任务，著述不能停留于表面现象的罗列，更不可受书商支配以抛售某些畅销书为满足，而需要以有研究深度的著作取胜，这才是真正的层次问题。

笔者特别强调综合研究，整体史是综合考察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使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对全部历史的科学说明；专史的综合，既包含对本身的各种研究内容的判断，还要综观专史与整体史的关系，恰如其分地说明专史在整体史中的地位。这两种综合有着不同的内容，我们讲的是专史的综合。现在专史的研究，受着开展时间短和方法较传统的制约，尤其是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因此研究水平的提高不明显，粗制滥造的成品不少。如婚姻史有好多部，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受到普遍的好评，如若同类书也能有此效果，那就是我们社会史学界的福音了。这就表明社会史需要的是深入的探讨，故而许多学者呼吁“深化研究”。“深化”，一般理解是对社会史本身的，容易忽略也适用于社会史专史与整体史的关系方面，所以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提倡综合分析，庶几对专史与整体史的关系产生深刻的认识，真正把研究推向深入。

2.西方与我国学界对整体史认识来源的差异

西方学者不满于政治史的独霸史坛，提出社会史的研究，并发展为以整体史为目标的新史学（新社会史），这中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它是从西方社会固有思想体系逻辑地产生出来的。在我国大陆，几乎在80年代复兴社会史研究的同时，整体史观和专史的全局观就出现了，它多少受到西方新社会史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我国学者长期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史学家研讨任何史事，都要放到社会大背景下，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很少孤立地观察问题，及至探讨社会史，很自然地将它放置于全部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以笔者来讲，将社会史定位为专史，但自始就注意于它同全部历史的关系，如在《清人社会生活·前言》中说：“清代社会史的研究任务，是要说明社会生活自身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说明社会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在总体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即要搞清清代社会生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15]学术界讨论南北朝时期社会史时多同当时的民族关系、士族制度联系起来，研讨唐代社会史往往同唐朝的对外开放政治联系在一起。有鉴于此，彭卫在《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述评》中指出：“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只是近十年的事情，但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们一直注重从宏观上去把握‘历史脉络’‘历史进程’，从而为晚起的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了能从总体上进行思考的有益的学术背景，这也使得社会生活史研究具有了某些特点：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研究，大都注意到相应时代的社会特点。”^[16]

中西整体史的思想来源不同，这个差异应当充分注意到，不能绝对强求一致。包括社会史在内的中国史学研究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是事实，是学术交流的正常现象，是促进学术研究发展的好事。但是也要看到中国业已形成的传统，即中国本来就是强调对历史作总体研究的，不待新社会史学的传入，故而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可以按照自身的路子走下去，专史与整体史并行不悖。

3.灵魂的追求：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关系

杜正胜在《中国社会史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一文中说：“以前所做的古代社会史研究，只重建了骨骼，还缺少血肉、情感、精神和灵魂。”^[17]要求社会史在骨骼、血肉之外，要见情感、精神和灵魂。彭卫在前述《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述评》中写道：“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不仅应当使历史‘有血有肉’，而且也应该使历史具有‘灵魂’，即反映出一个民族深层的历史存在状态。”^[18]同样提出“灵魂”问题，并指出它是民族深层的历史存在状态。杜、彭二氏的意思是研究社会史，不仅要写出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表面现象，还要说明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还要揭示人群的精神旨趣何在。

要成功地解决这种研究，至少要处理好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关系。这两种专史的交叉产物是社会文化史。什么是社会文化史？李长莉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所表达的观点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并部分地接受了。她将文化史区分为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精神文化史，她认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社会组织、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文化传播方式、娱乐消闲方式等，与社会史是重合的，不过社会史主要是揭示历史上人类社会的客观面貌，而社会文化史则侧重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的是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后面的精神因素……揭示社会的精神面貌”^[19]。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有重叠的研究内容，使双方有了共性，至于揭示社会客观面貌与社会精神面貌的差异，在实践上往往难于做这样的划分，社会史在说明社会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同时，也在探究它为什么会是那种样子的，也即在寻找精神面貌、社会风貌。社会史的研究现实是业已深入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即精神文明的领域，这正是社会史深入发展的标志。

4.科学与实践要求探索精神

社会史的界定、研究对象与范畴、理论、与其他学科关系诸问题，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现时难于有定论，即使再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恐怕亦不会有成说给人们方便地采用，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必要求公认的定义。而且不管研究对象也好，研究方法也好，纵有界定，也是模糊一点好，不过起个供人参考的作用而已。其实，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哪里就界定清楚了？既然如此，学术研究最好的态度是尊重他人的研究和成果，一切莫过于“悉听尊便”“各行其是”，各人按照自身的理解，进行自己的研究，做出成绩，就会促进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这就是贡献。当然，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开展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还是必要的。

科学的研究必须提倡自由思考，重视探索的精神，不进行探索、创新，哪里有科学研究可言？那必然导致研究的踏步不前和衰亡。科学的探索除了要求独立思考的精神，还要有相应的学术修养。社会史的研究者若要胜任工作，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笔者想至少要具备下述四个基本条件：

第一是良好的学风，以严肃的治学态度、严谨的治学作风，去开展创造性的研究，切忌浮躁，避免粗制滥造的毛病，切忌搞“运动”的作风，众人都作一种课题，发表大同小异的议论，做于己于人于学术皆无益的事情。

第二是改善知识结构，适应社会史的交叉学科研究的要求。现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从前多半作的是其他史学领域的研讨，这就需要作社会史方面的学养补充。社会史研究至少要具备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知识，至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的知识，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知识也都要补课才能得到。如若不进行这两方面的知识补充，将会大大限制研究水准的提高。要补课，则需向有关方面的专家学习，所以要主动与各方面专家加强联系，如果能同他们合作研究，那是最为理想的事情了。

第三是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社会史的资料同政治史的相比，既缺少，又零散不集中，所以需要发掘，做田野调查，重视口述历史和视觉材料是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的搜集，在正史之外，要到笔记、文集、谱牒、档案、礼书、律书、方志、类书以及外国人的有关中国著作里寻觅，对此笔者在《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代序言》里特辟“中国社会史的资料载籍”予以说明。^[20]杜正胜在《什么是新社会史》^[21]《中国古代社会史重建之省思》^[22]等文中，对发掘史料亦多所论及。社会史资料散碎，更需要对它们加以搜集、整理、汇编和出版，这项工作，需求甚为迫切。20世纪30年代问世的瞿宣颖纂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至80年代的重版，颇受欢迎，此书质量难于说是上乘，由此可见学术界急需资料汇编的读物。

第四是创办专门的社会史刊物，作为社会史的园地，必将促进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法国年鉴学派的出现就是首先创办期刊，其他国家也有专业杂志。我国社会史论文的披露，虽然《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杂志给予相当的热情，但因非专业刊物终属有限，无期刊的状态，不能不说有碍于社会史的长足进步。令人抱有希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于1996年创办了《社会史研究通讯》，现在该室与中国社会史学会合作主办这份《通讯》，并将争取出版社会史研究的学报，盼望着在各方面努力之下能够稍如人意。

本文拉杂写来，归结为一句话：当前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否立足于专史，向往于整体史，继续扩大视野，开发研究课题，在深化与综合两方面下功夫，以期提高研究水平和理论的层次，让社会史读物受到读者的欢迎。

（原载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

【注释】

[1]刘翠溶、［英］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导论”，台湾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10页。

[2]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3]［法］勒高夫著：《新历史》，梁其姿译，《食货》复刊第12卷第10、11期。

[4]［英］E.J.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载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当代史学研究》，李丰斌译，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第55页。

[5]参阅陈启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载《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6]参阅周梁楷：《旧史学向新史学的反扑》，《新史学》第1卷第2期，1990年6月。

[7]［英］阿萨·勃里格斯著：《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

[8]本卷的《开展社会史研究》一文，论述了社会史研究的定义和研究对象，本文又来谈论同一课题，多有重复之处，然此处较前文之论有所补充，不便删去，敬祈读者谅宥。

[9]浦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讨论会简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2期。

[10]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

[11]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2]郑志敏：《略论民国以来台湾与大陆隋唐五代医学史的研究》，《新史学》第9卷第1期，1998年3月。

[13]杨豫：《西方家庭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新史学》第1卷第3期，1990年9月。

[14]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5]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前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

[16]彭卫：《近五十年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述评》，日本《中国史学》第6卷，1996年12月，第74页。

[17]杜正胜：《中国社会史的探索——特从理论、方法与资料、课题论》，载台中中兴大学历史系编：《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青峰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18]日本《中国史学》第6卷，第79页。

[19]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载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87页。

[20]冯尔康等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

[21]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12月。

[22]杜正胜：《中国古代社会史重建之省思》，《大陆杂志》82卷1期，1991年。

深入研究：辨析整体史与专史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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