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学的成就与难题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史学与社会史的关系，在大陆大体上说是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近代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向；在台湾则是近代史学与新史学的相继发展。另一个是台湾史学家出版的《新史学》杂志，提倡新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开辟史学研究领域，是新社会史的园地。

纵观年鉴学派出现70年以来的社会史、新社会史的研究历程，它的研究对象范畴、研究方法与理论，让我们感到它的活力、它的耀眼的成绩，也意识到它在前进路上的障碍。

社会史、新社会史研究的杰出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7个方面：

第一，大大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并在继续扩展。比起传统史学的主要是政治史的研究范畴，现在的“社会的历史”的研讨领域，将（狭义概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进来，领域之广阔，是先前的史学家所不能想象的，是先前的历史研究所不能比拟的。问题不仅是大概念的政、经、文范畴的历史的融入，而且在不断地深入其内部，诸如同性恋、育儿、单亲家庭、两性关系、消费、广告等，它们从来没有被提到一个大问题上研究过，现在为社会史家所注意了，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很多，还会有新的课题被发现而予以学术研讨。

第二，与研究范畴的扩大相一致，从传统史学的社会上层史研究，走向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群历史的研究。历史本来是社会所有的人群共同创造的，可是传统史学仅仅以社会上层为历史的主体，对社会下层连历史配角的地位亦吝啬地不乐于给予。在研究初期，社会史有限度地排斥政治史，提倡“自下向上看”的方法，开展日常生活史的研讨，将社会下层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描绘他们的种种生活、向往、苦难、欢乐和社会运动，这不仅是研究范围的变革，更是史观的巨大进步。被治理的下层民众，原来无权关心自己的历史，因而对历史亦较为冷漠，社会史关怀他们，无疑提高了他们对历史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寻根热，与研究日常生活史的提倡同时出现，大约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下层史研究的一种反映。

第三，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密切联系，推动了历史科学的发展。社会史研究的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人口学、哲学、法学、医学、生物学、植物学、气象学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有新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如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社会结构史等均是综合多学科成果的产物。反过来说，没有跨学科的研究，就不会有生态环境史的出现。因为“环境史的长期方法学目标必须是，针对每一个探讨的问题，就其需要有系统地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处理这个观念和分析上的异质性是环境史学术兴趣主要部分的来源，也是它最难之处”^[1]。难就难在研究者要有多学科的知识，对此，我们只要了解一下《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研究学科就能清楚地明白了。作者中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拿出像样的成果。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芳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历史学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和合作，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历史化倾向亦已表现出来，许多学科在进行学科史的回顾，需要同历史学发生联系。跨学科研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以初步开展的，并通过社会史的研究而得到实现。

第四，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长时段理论、整体史论、“自下向上看”方法、心态史学等理论和方法的接连出现，标志着社会史学在探索，在寻求科学说明历史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满足于已有的理论观念、模式、架构、方法。事实上一种理论、方法只能说明某几个、某个方面的历史现象，或者仅仅说明某种现象的某个侧面，超出那个范围，它就无能为力了。历史学上恐怕还没有永恒的、万能的理论与方法，这就要不停地进行探索。年鉴学派第一代使用心态史研究法，第二代的主将布罗代尔却将它搁置起来，第三代又大力地把它拾起来，发扬光大，这就是学者们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索的显例。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出现，证明方法适用的范围有限，因此需要再创造，更证明社会史研究有活力，允许新发明的出现。

第五，新资料不断被发掘。有什么样的研究内容，就需要有那方面的史料，社会史新开辟的许许多多的研究领域，既然是过去史家所忽略的，现在做起来，必然特别缺乏材料，民众史、日常生活史尤其如此，这就迫使史学家去寻求新的资料来源，于是到现实生活中去调查，产生了口述史学。史学家们又另辟蹊径，采用所谓“视觉材料”，这是将电影、电视影片、戏剧表演、图像、绘画、雕塑品、相片、留声机、唱片、建筑物、生产工具等艺术品和实物，即文学性、艺术性的作品和实用性的物品经过某种史学专业的处理而用作史料。

第六，走出欧洲中心论。近代以来欧洲中心论盛行，而在当代它遭到摈弃，原因是多方面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即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主义破产起了主要作用；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使它在史学领域内亦为人所遗弃。学者通过对殖民地史的研究发现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并不是欧洲一元；过去历史学研究殖民地史，重在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在这关系史之外，社会史研究使得对殖民地内部的历史研究加强了，也就是说殖民地有本身的历史，有它内在的发展因素，欧洲中心论不再被人们信奉了。这是世界性的史学观念的革新和前进。

第七，社会史研究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中国史学与社会史的关系，在大陆大体上说是中国历史学从传统历史编纂学经历近代史学，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向；在台湾则是近代史学与新史学的相继发展。回顾20世纪的史学史，在中国出现两个《新史学》，一个是1902年史学大师梁启超著作的《新史学》一书，要求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倡导史学革命，希望旧史学由叙述帝王、个人的历史，转而注意人群进化的现象，为民众树立理想。另一个是台湾史学家出版的《新史学》杂志，提倡新社会史的研究，不断开辟史学研究领域，是新社会史的园地。这两个名称相同的《新史学》的出现，怎能是偶然的呢？！它标志着我国史学家富有创新的意识，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史学研究状况做出迈向新目标的努力，以便将史学研究推向前方。大陆史学界的情况要比台湾复杂一些，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陆史学界奠定主导地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察历史，在中国古代史、近当代史、专门史、考古学与先秦史等领域，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以论代史”观点的一度流行及其潜在的巨大影响，或者说以历史验证理论的观念成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严重削弱了史学研究的学术性和可信性。正是在这种情形下，80年代学术界出现了研究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热情，以纠正史学研究僵化的弊病，使史学研究产生新的活力。

要而言之，社会史、新社会史对世界各国历史学的影响，借用彼得·伯克讲法国史坛的“史学革命”的评价——是它促使了世界性的史学革命，或者如满云龙所说，社会史“推动了史学的革命性发展”^[2]。历史学的面貌大大改观了，开始由平面的形象逐渐树立起立体的形象，有骨骼和血肉凝为一体的丰满的形象；它亲近社会下层民众，由社会上层的历史走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历史，无疑使其本身受到了社会的欢迎，从而增强了活力。当然，它的整体史的研究方向有待于实践，但努力目标是没有错的。

内容与方法的不断扩展、变化，使社会史研究出现一些不易解决的难题，因此不时有学者发出社会史面临困境的警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呢？这里想借助勒高夫、霍布斯鲍姆、彼得·伯克、勃里格斯等人的研究，综述于次：

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社会”一词的含义不清，就令人不清楚社会史究竟要研究什么，它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是什么？因为界定不清，使人无所适从，因此社会史是历史学里的专史呢，还是就是历史学的另一个名称呢？学者间认识不一。就此问题，勒高夫在1978年探讨新史学的前途时，想到有三种可能：一是史学继续向其他人文科学投资，尽量吸收它们的成分而使自身变成一个泛历史，实即整体史；二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溶化为一个混合体，即“历史性人类学”；三是停止向其他学科开放，把研究领域固定下来，而寻找认识上的突破，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史专史吧。^[3]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依然如旧，只是相信整体史的人多了起来，但是整体史也正有问题等待着它的解决哩！

整体史整合不出来。新史学提出整体史的学科方向，但是并没有公认的标志性的著作问世，即使霍布斯鲍姆赞扬布洛克的《封建社会》一书，亦未把它当作整体史的典范。有主张而未能实践，这归于社会史的主体理论和研究者的多学科知识结构两方面原因。新史学固然提出长时段理论、运用结构论，这些理论有助于局部历史问题的处理，但还不能驾驭全部历史；又从马克思主义学习了社会形态和社会演变模式，也未形成更新的理论。所以霍布斯鲍姆寻找整体史的经典之作，并未有满意的答案，因而不得不遗憾地说：“想要把广涵之社会史转变成一通俗性之综合体的企图在我看来则没那么成功——抑或是说，它虽然具有许多大优点（有些也可算是一种刺激的力量），但是仍然是计划性、试探性的工作。社会之历史仍有待我们去构筑。”^[4]试想，社会史所研究的大多是小课题，课题之间缺少综合理论把它们联系起来作出整体的说明，不能不让人感到课题飞舞、眼花缭乱，觉得社会史研究杂乱无章，从而对这种研究发动攻击，认为新史学将历史学自身的身份、独立地位丢失了，它被溶化在各个相邻的学科里，被分散在支离破碎的各个分支层面、领域、问题里。^[5]1988年美国史学年会上撰著《新史学与旧史学》的G.希米尔法布公开指责年鉴史家、新马克思主义史家、大众日常生活史家、工人阶级史家、结构主义史家，批评心态史学和量化史学过分约化历史的复杂现象，犯了简单化、机械化、决定论的错误，认为新社会史家宣称研究全部历史，实际上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多样，尤其忽视了政府、法律及政治组织才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6]批评不完全符合实际，但新史学缺乏综合性的能力，实为反对者提供了口实。

研究资料的相对不足，在某些研究领域尤其如此。社会史要进行整体史研究，领域广阔，有的部门向来为史家所忽视，史料尤为缺乏。社会史家尽管着力开辟材料来源，如进行田野调查，增加口述史料，或者开发视觉材料，但不论哪种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令社会史研究时有捉襟见肘之感，难于成功地达到整体史研究的目的。勃里格斯的《英国社会史》是照着整体史的观念写作的，然而他自己并不满意，原因就在于史料不足，他说：“根本不可能有一部标准的权威性英国社会史，不管采取数人合著的方式还是个人专著。历史要想站得住脚，靠的是论据，而社会史对我以及大部分社会史学家来说，研究的主要不是事件而是发展过程，社会史往往很难用图表来列示，更不用说解释了。”^[7]在他看来，写不出标志性成果，主要是史料欠缺的缘故。

新史学还存在忽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强调社会经济对历史发展作用的同时如何认识政治的作用问题，表述方法上的图表形式与叙述方法的关系问题，恢复研究政治史是否会与旧史学合流的问题，等等。

提出新史学困难的学者，其中除少数反对新史学外，大多数都是试图寻觅克服障碍的途径，使新史学顺利前进，这是为新史学补台，而不是拆台，是积极的态度。在这些问题中，如何整合出像样的整体史，也即如何能发现整体史的综合理论，是社会史前进路上的关键之所在。至于社会史的界定不明，当然是它是什么性质的学问的大事，是其不成熟的标志，但是如果将整体史做好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事实上还是要在史学理论上下功夫。当然，创造理论不是脱离历史实际制造非科学的理论，而是从研究历史事实中引出固有的结论，将其升华为历史理论。这是社会史研究要承担的重要任务。

社会史学的成就与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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