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反思与社会史的复兴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史学反思又同当代世界史学思潮相结合，深受世界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从而更有它勃兴的外部原因。这一切说明人们正在进行史学反省，寻求新的出路和摆脱困境的方法，这说明史学有生机，有希望。史学反省，是社会史研究出现的国内条件。看来，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与历史学一样，是建设整体史学，并使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近几年被学者正式提出来，并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当前史学改革中出现的新学科、新气象之一，是史学反思或者说是克服史学危机的产物和表现。是的，当前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在史学反省和史学革新中产生的，有它出现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史学反思又同当代世界史学思潮相结合，深受世界社会史研究的影响，从而更有它勃兴的外部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实行现代化的方针，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人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回顾近三十年来各项事业的得与失，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的现状与原因。在史学界，最初的反应是整理史料，搞考证，以为那样既有永久的学术价值，又有政治上的保险，这种“避世”的、为史学而史学的研究，在18世纪的乾嘉时代尚可，绝不会为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所普遍接受。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很快开展了对封建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对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澄清很重要，但还不是解决史学问题的根本所在，因而在五六年前，学术界倡导开展文化史研究，以加强史学建设和发挥其社会功能。与此同时，青年史学工作者发起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有说史学存在严重危机，有说只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过这个问题，有说应当有危机感，有说在史学内部是繁荣而外部才是危机，有说历史研究空前繁盛但在史学发展“范式”上存在危机，有说不是危机而是反省。争论至今，没有结论。事情不在于有无定论，危机论反映了史学工作者对史学研究现状的强烈不满和进行史学更新的愿望。

回顾三十多年的史学研究，对中国政治史、社会经济形态史和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更多。笔者与危机论、反省论的同行有许多共同的认识，这就是：

1.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造成历史研究领域的狭小和观点的僵化。

2.史学的社会功能衰微，为大众所冷落。

3.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不理想，难以胜任新时期史学的要求。

史学研究中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它要克服教条主义，才能从长期的“左”的思想倾向中走出来；扩展研究领域，才能摆脱狭隘范畴的束缚；与社会改革的步伐相一致，才能结束受社会冷落的局面；提高史学工作者素质（业务水准），才能胜任史学的崇高使命。这些是史学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是史学能否成为真正的人文学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史学是处在危机中，不解决这些问题，它就不可能前进。

但是只说史学危机，也没有概括目前史学界的全面情况。在史学危机这些内容存在的同时，还有着不满现状、要求改革并付诸行动的力量。讨论史学危机本身，就是追求史学变革的一种反映。还有一些事实，也表现出这种追求，讨论史学理论，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主义有无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开辟带有方向性的史学领域，如文化史以高速度走进史学殿堂；探讨史学方法论，学者们把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突变论（“三论”）和耗散结构论、协调理论、突变论（“新三论”），尝试性地应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还饶有趣味地将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介绍给国内同行。这一切说明人们正在进行史学反省，寻求新的出路和摆脱困境的方法，这说明史学有生机，有希望。笔者充分注意到这一事实，认为当前史学的状况是危机和生机并存，处于转变的阶段。

史学反省，是社会史研究出现的国内条件。20世纪80年代，世界文化是沟通的，当我们封闭的国门打开之后，当代世界史学思潮和社会史研究动向像一股热浪涌进中国，人们贪婪地呼吸着，来不及辨味，就进了肺腑，这是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又一种社会条件。

西方的史学家经常说到史学危机，他们总有危机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因而新的学派不断出现，诸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国的新社会史，以及心理史学、结构主义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新经济史学等。每一个史学派别的出现都有一个过程，而且其本身也有变化，如年鉴学派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至少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西方史学的屡屡变化，表明它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在探索中前进，这是有活力的表现。

当代世界史学的潮流，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指出：“当前趋势的主要特征”“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映”，“这些方法主要借鉴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3]1985年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中国学者张椿年等人以亲身的感受，认为“历史科学各分支之间以及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的互相渗透，已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4]。中国学者冯承柏也持有相同看法，他提交给1986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史首届研讨会的论文《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标题就反映了他认为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观点。

西方社会史作为本世纪出现的史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范畴也在不断变化、发展，而其趋势也是从史学的一隅而扩展领域，并与史学整体融合在一起。英国史学家E.J.霍布斯鲍姆于1971年写的《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就社会史内容的演变，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社会史铺路，使它成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学的组成部分。^[5]素享盛名的波兰历史学的“社会史整体化是六十年代以来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向”^[6]。看来，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趋势与历史学一样，是建设整体史学，并使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

社会史的研究，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史家所重视。E.J.霍布斯鲍姆说的好：“目前社会史正盛行”，“要成为一个社会史家，此正是其时”。^[7]当代世界史学的状况，令我们产生两个鲜明的印象：一是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二是社会史研究正在发展，并为史学整体化做出努力。这种世界史学潮流冲击着我国的史学，我们的史学反省、史学更新正在受其影响。

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已出现社会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著作，被学术界认作是“为史学辟一新径途”^[8]。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基本上中断了社会史研究。这样说是否武断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有密切关系，西方社会史就受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何况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难道历史学就不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社会史的研究？是的，有这样的现象，史学以主要力量研究阶级斗争史，涉及了阶级结构、生产方式、阶级矛盾中的某些问题，特別是大量研究了租佃关系和地租形态，这些是社会史直接或间接研究的内容，怎么能说基本没有进行社会史研究呢？笔者的理由有三：一是涉及的这些内容，不是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提出来的，是从阶级斗争着眼的，这时与社会史相邻的社会学、人类学已被作为反动学科取消了，社会史概念也跟着消失了。二是社会史的内容只是被零星注意了，不是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比如关于租佃关系的论文不少，焦点是在剥削方式和剥削的残酷性，而对主佃双方的生活方式缺少研究，又不涉及主佃双方的家庭、家族、社团关系，不同于社会史研究，所以那些论题的研究是表象，不是社会史研究发展的论据。三是笔者说基本上中断，而没有说完全中断，就是考虑到还有那些研究的存在，即对这种研究做了承认。因此从名与实的角度全面考察，说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社会史研究处于基本停顿状态。尽管如此，从20世纪以来中国就有了社会史，时至80年代，重开社会史的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多少也有对前代史学的继承。正是考虑到大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笔者认为它今天的兴起是一种复兴，是在前代基础上的继续发展，但是也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历史遗产极其微薄，今日的兴起也可以说是肇兴，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前提下，受史学危机的刺激和史学反省的推动，接受中国社会史原有的微弱基础，并在当代世界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兴盛的外界条件影响下，自然地、符合逻辑地出现的。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发展的表现。

史学反思与社会史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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