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方法论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与优化方向

本世纪的史学，不论是哪个流派，有一些相同的表现，或较为接近的观点，当然有基本的差异，这里拟抽出几个问题，看各派的异同。

关于考据。考据学主要是讲详细占有史料，并考订史料的真伪。除了一部分阶级论的史学家大肆批判考据学，大多数史家对考据学怀有感情。人们评论一部史学著作，基本上有两条标准，一是有没有新观点，二是有没有新材料的发现，这第二点就是讲考据。当然，提倡考据，胡适不遗余力，故其自云有“考据癖”，认为发现一个新资料，如同发现一颗行星那样有价值。为了新材料，他们促成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并将最优秀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董作宾、裴文中等人聘至所内。傅斯年在他设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八个组：史料学组、汉语组、文籍校订组、民间文艺组、汉字组、考古学组、人类学民物组和敦煌材料研究组。20世纪前期有四大学术发现，即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殷墟甲骨、敦煌经卷、战国秦汉竹简，对此史语所颇致力于其发现和运用。1928年，傅斯年写作史语所第一期报告书，将购置明清档案、殷墟发掘都列入研究所的大计划中。就在这一年，史语所第一次进行殷墟发掘，次年又连续两次发掘，但受到某种地方主义的干扰，傅斯年设法克服。1931年进行第四次发掘。1935年的第11次发掘，据石璋如说“是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法国伯希和说：“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公元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35]在历次发掘中，傅斯年多次前往现场，帮助解决发掘、运输、保管问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被发现后，运途多舛，天津李盛铎收藏一部分，于1928年议论卖给日本满铁公司。傅斯年得知这个信息，急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筹钱购买，终使这部分档案归国家所有。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居延汉简，次年运至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1933年经由胡适、傅斯年等人协调，汉简移至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从速整理。傅斯年对几大发现中的文物、档案的保护、保存与开发利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些文化宝藏，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相信史料即史学，从史学研究出发，要保存史料，便于考据，对历史做出解释。

阶级论的史家中，有的人在50年代后期发动批判考据学的运动，当然在50年代中期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也以考据学为一个箭靶子，所批判的是考据学为历史而历史，钻进故纸堆里（所谓“象牙之塔”），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为资产阶级服务。但是，阶级论的史家中不乏重视史料者，他们富有考证功力，郭沫若、范文澜堪为楷模。郭沫若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不能论定，常常为材料不足而遗憾，他是相当重视材料的占有和考证的。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文中特别讲到文献的处理问题，他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最感到棘手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浑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36]他因此而不满足。他对从事资料整理的人大加表彰，如说罗振玉、王国维“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在是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37]范文澜强调掌握资料，认为历史研究必须理论与材料二者兼备：“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理，理论与材料二者缺一不可。做史学工作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数据，没有大量数据，理论怎样来联系实际呢？”要把握材料，“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实在是一件十分重大迫切的事情”。他说在作文章时，“常用数据的文字解释，如未做过切实的校勘、考据功夫，切勿随便改动原来的文字和词句”。^[38]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他重视资料和考据的态度。但是他同实证史学论者有所差异，即他同时强调理论，史学、考据有为说明理论之嫌。

本世纪的考据学是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更是发展。因为，第一，它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利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史料发现，如在考古发掘上；第二，在史料鉴别上使用现代观念，认识比清朝人深刻；第三，由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者所具备的综合分析能力，是前人所不能比的，将之用于史料考据上，自然比前人显得高明。“四大”学术发现，给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纪元，也是考据学的新纪元。史料学即是历史学的说法，强调了史料的巨大意义，而且实证史学对现代考据学的贡献，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应当说为二十世纪各种历史学流派之首。不过就史料即史学而言，不如说“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研究历史，要用材料说话，否则便是不着边际的空论”。

社会进化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的几十年，进化论风靡于中国学术界，梁启超信仰，实证史学派相信，前已说到，不必赘叙。阶级论派不相信，但其中有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分析使用了进化论的观点，比如家族消亡论的论点中就有进化论的成分。消亡论谓家族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具有宗法性和农耕性，根据人类社会进化的法则，社会的团体，由最初的血缘群体，发展为地缘团体，而后是业缘组织，所以血缘家族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条件，会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中消亡。此说不是从家族本身的历史、状况做出科学的分析，而是从社会进化的概念出发，去认定它的消亡。其实，家族究竟有怎样的历史命运，是要看未来的历史实践才能去认识的，进化论哪能决定它的历史走向？！

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辅助学科的发展。传统史学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史、军事史、与赋役制度有关的经济史、帝王和大臣的传记，基本上可以用政治史来概括。二十世纪的史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扩大。现在的研究范畴，除了传统领域以外，是全面的经济史与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民族史（国内民族关系史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制度史（各种社会内容的典章制度），文化史（一般所说的文化，如哲学和各种学术、文学、艺术、宗教，还有民间意识、信仰、秘密宗教和文化），民俗史（同文化史、社会史有密切联系）。另外还有社会史，它是史学中的新兴领域，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历史内容，主体是社会结构史、关于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史、民众日常生活史，其次是区域社会史、民众运动史、历史上的社会问题。这个史学分支仍在不停地发展，新近出现了生态环境史、医疗社会史、老年社会史，至于妇女史暨两性关系史则发展得相当迅速。科技史、军事史、医学史等专门史，领域之广、范围之大，为上个世纪之前所不可想象。范围广阔的一个特点是民众进入历史殿堂。民众本来是人类社会主体之一，可是传统史学视之为群氓，不足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故将其排斥在历史研究对象之外。二十世纪的史学，自梁启超开始，就表示要改变这一状况，及至社会史的出现，更以研究民众社会生活为重要任务，并在史学研究实践上给予民众史以较多的关注，使得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历史同时得到应有的重视。

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建设，从另外的侧面反映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以今天的史学辅助学科的要求来看，传统史学尚无辅助学科，但有某种辅助学科的萌芽，如宋代以降产生金石学，而这是考古学的前身。二十世纪历史学出现许多辅助学科，如考古学、史料学、印章学、指纹学、钱币学、目录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有的本身是独立学科，但历史学将之视为辅助学科，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助于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历史问题的说明。

历史认识向深度发展。人们能不能全面地、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进程，自然是个讨论的问题，但向这个方向努力，自然会在认识上取得一些进展，则是无疑的。社会进化史观比历史循环论进步，民众史观的出现比只用英雄史观分析历史现象要全面得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阶级及阶级斗争、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认识论的前进，使得史家对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多少理出一些头绪，对历史主导面有所理解，可惜的是人们将它绝对化了，反过来倒限制认识的深化。

史学目的论与功能论。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有人说“为史学而史学”，似乎研究本身就是目的，别无其他意图，因而被某些人视为脱离实际，不讲史学功用。其实这个观点的提出，是要求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要带有社会功能的目标，以免影响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个观点的提出与信仰学术自由有关，即主张者认为学术与政治无关，“为史学而史学”就可以避免将政治色彩带到史学研究中来，从而避免因政治观念而导致研究成果的失真，所以这种理念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它为了避免政治性，而没有对史学功能做出正面的说明，成为缺憾。影射史学，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不过在“四人帮”时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恶劣影响，我们作为过来人是深有体会的。大约也正因此，在80年代又有学者重新提出“为史学而史学”的问题，希望历史学不要再走影射史学的邪路和在二十世纪成为新的注“经”（非儒家经典）学派（“以论代史”），其良苦用心是过来人能够体会得到的。

不满足于为历史而历史的史家，总想在史学功能问题上有所探索，提出求真与求用相结合的观点，如历史学家郑天挺讲：“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一求真，二求用，三真用结合。”^[39]希望做历史研究既要符合历史真实，而其课题研究又对现实社会有参考价值，从而使历史研究有其功用。或者提出“致用寓于求真之中”^[40]，即在求得历史真相之中，包含给人们可以借鉴的东西。或者认为史学致用有其限度，不要任意致用，它的“用”有两个层次，一是有意识致用，二是无意识致用，要使“真”与“用”互相促进。^[41]笔者认为“以求真为前提，以求用为归宿”^[42]，这也是讲“真”与“用”的结合，是强调致用的前提、基础在求真，但是求真不是目的，史学研究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致用，是“针对影射史学”“为史学而史学”两种观点而发的。这些求真、致用关系的探讨，都要求真、用结合，这是共识，差异的地方并非有多少矛盾，不过是各讲道理的某个方面，倘能深入研究下去，可能会取得更多的共识，对史学功能的问题会有某种建树。

二十世纪之初，文史不分家，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也多有界限不明的地方，而后来学科分得越来越厉害，许多专门史与历史学分离，归属于其他学科，致使历史学经历了一个被割裂的过程。现在又出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交叉学科，像生态环境史，就是农学、林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海洋学、地理学与历史学综合研究的产物，这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非一个学科所能单独完成的。这真是天下学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过二十世纪历史学发展史上出现的专门史分离与边缘学科的建立，不是分、合的循环，而是在新基础上的结合，是史学研究的前进。瞻望下个世纪的史学，很可能是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情况有较多的出现，从而使历史学得到一个新的发展。

本论文集的出版，一如前两辑，系彭炳进教授义举；文集书名题字为陈捷先教授墨宝；文集的结集，由常建华教授和我进行。值此二十一世纪行将来临之际，谨向彭炳进教授、陈捷先教授以及为文集赐文的崔清田、宁宗一、刘志琴、刘洪涛、冯承柏、洪国起6位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并希望这个文集能对迎接二十一世纪史学的发展有小小的作用。

（1999年9月22日书于顾真斋，系《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与中国社会》代序言，该书于2000年在台北印行）

【注释】

[1]《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序，东方出版社，1995年。

[2]《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3月。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44、55、176、182页。

[4]《新史学》创刊号，1990年3月。

[5]参阅刘泽华主编：《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页。

[6]《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7]杨向奎：《回忆傅孟真先生》，载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8]《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载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第1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78、360页。

[9]《研究员聘书拟稿》，载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第62页。

[10]参阅《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第1集，第362—389页。

[11]《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第3页，1928年。

[12]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第1集，第360页。

[13]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60页。

[14]《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第1集，第139页。

[1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6]［美］哈多克著：《历史思想导论》，王加丰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71、186页。

[17]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页。

[18]参阅李大钊：《史学要论》，载《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20]《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

[21]参阅蔡和森：《社会进化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页。

[22]参阅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23页。

[2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再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55年。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3页。

[25]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再版说明”。

[26]《历史人物·序》，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第3—6页。

[27]参考陈梧桐：《农民战争研究的种种争论》，载《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3年，第203页。

[28]刘大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

[29]《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

[30]《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

[31]《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95页。

[32]侯外庐：《杜国庠文集》“序”，第8页。

[33]《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31页。

[34]《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第4页。

[35]均转见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77页。

[3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3页。

[37]《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

[38]参阅《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13页。

[39]郑天挺：《漫谈治史》，《文史知识》1981年第3期。

[40]王学典：《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载《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1991年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

[41]刘家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学术月刊》1997年第1期。注释②、③的王、刘二文，系常建华教授提供的信息，特志谢意。

[42]《从学琐记》，载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