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论学派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和特点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观与历史研究法学派产生于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中国大陆占居史学的支配地位。[17]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故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特点。阶级斗争的史学，向其他学派挑战，尤其以实证史学为目标。

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观与历史研究法学派产生于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1949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中国大陆占居史学的支配地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17]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故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特点。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写出《史学要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20年代末郭沫若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史学代表作。与此同时，并延至30年代，学术界展开社会史大论战，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发表大量的历史论文；范文澜在延安时期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几乎全面涉猎了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写作上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至50年代初有五大马克思主义史家之说，即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和翦伯赞五人，侯外庐以撰著《中国思想通史》而享有盛名，翦伯赞的论著颇具文采。他们的史学影响了几代人，像笔者同年人以及比笔者年轻一些的史学工作者，在史学训练以及入门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理论上都是师法于他们的，只是8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们的史学特征，可能有下述几方面：

1.对历史本体，认为是活泼的、变动的、整体的。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历史记录是死的，历史本体是活的，而活的历史是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天天在那里翻新”，因此它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整体。^[18]

2.历史学可以成为科学，因为历史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们是可以认识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针对历史学不是科学的观点说：“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抽出其普遍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论法，又安见其不能？”郭沫若同样有针对性地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体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19]

3.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指导。郭沫若指责胡适的整理国故，说“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他明白宣称，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师法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做的是恩格斯的续篇。^[20]1924年蔡和森出版《社会进化史》，颇为推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但摩尔根不为人所承认，赖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书中，将他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21]。表明他是遵循马恩学说和他们支持的摩尔根学说。郭沫若、蔡和森在20年代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历史研究的指南，在社会史大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多了起来。侯外庐认为那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22]范文澜在40年代初撰著《中国通史简编》，“企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来”^[23]。新中国成立以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24]，中国大陆的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了。

4.历史唯物论的几个原理的运用。范文澜在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何运用做了一些归纳：A.中国历史有发展规律，即古代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B.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C.阶级斗争论是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D.在生产斗争中产生科学发明；E.历史上的爱国主义；F.历史上战争的分类；G.明清时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它远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的程度；H.汉族社会发展史的阶段划分；J.汉族封建社会的分期，等等。^[25]他所关注的问题，是相当多的人长期投入讨论的，故50年代中期有“五朵金花”之说——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就中，郭沫若提出历史“人民本位”说，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家应当歌颂人民，憎恶人民的敌人，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有没有人民思想。他说他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26]。

其时史学研究以人民为本位，讴歌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所以农民战争史就成为“五朵金花”之一。在1949—1966年的17年中，出现的文章近3000篇、论著和数据集100余种，内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战争理论的体会，对在农民战争问题上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至于农民战争史本身内容的研究，开始是对农民战争的起因、过程、失败原因、历史作用、领袖评价等问题做出叙述，后来讨论农民战争的性质、农民的思想武器、农民政权性质、社会动力等问题。^[27]研究农民战争，同时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认识论，以阶级分析为方法论，来认识历史和它的发展线索。这个主导思想运用到极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末期，高等学校人们议论中的历史只有四门课，即农民战争史、中共党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可以总名之曰阶级斗争史。

5.服务于革命政治目标的史学功能。如果说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讲的史学作用，是指对个人修养的意义，是学习历史，建立“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而到了郭沫若及其以后的史家那里，史学已变成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即革命的工具了。如同刘大年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要求研究者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满腔热情和敢于坚持真理。”^[28]郭沫若说他“对于未来社会的期待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29]，这才进行他的古史研究。历史学要清算过往社会，指明那个社会是什么性质的，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走向。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如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封建社会的断限与特征、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史学，向其他学派挑战，尤其以实证史学为目标。郭沫若的史学成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胡适宣战，谓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30]。抗战时期，有人主张“复兴礼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杜国庠撰文《略论礼乐起源及中国礼学的发展》予以批评，说那是“要开倒车，硬拉中国走上复古的道路”^[31]。侯外庐为《杜国庠文集》作序，盛赞杜氏的这篇文章，“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中国古代礼乐的起源、发展以及将来新时代礼乐的前途之后，批判了国民党反动官方的《三民主义半月刊》《文化先锋》等刊物的反动说教，指斥这一小撮文化匪徒是封建思想的复古主义，是为蒋介石没落王朝‘制礼作乐’的专制主义”。^[32]用历史批判现实，采取以古喻今的手法，如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批判在继续，即从史学批判“封、资、修”。

6.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解到迷信。崇信阶级斗争理论的史学家，开始对理论抱着学习、理解的态度，并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同时也要审视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用度，即有着审慎态度。如郭沫若在《海涛集·跨着东海》中说：“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33]后来，他的审慎态度似乎变化了，有点唯经典、唯上是从了。1972年他在《奴隶制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说他的研究，“是毛主席的著作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开动了我的脑筋，也使我怀着信心去打开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关键”。在引了毛主席语录后说：“毛主席早就把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解决具体问题（在这儿是古代史分期问题）的途限明白地指示了出来。我们以前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所以走了不少弯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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