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史学家作伪的真相及其深层原因

这个题目很大，不必说写一篇长论文，撰写一部著作亦未为不可，然而限于学识，笔者只能以随笔的形式，谈一点感想。

史学家的作伪引起读者的义愤。常有人说“历史应由人民书写”，表示出对官方史书不认可态度。我们常常见到文学家质疑于史学著作的真实性，说那是为胜利者编造的历史，“历史除了名字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文学除了名字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之百的可信。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更有人说：“历史是你写还是我写？还是他们来写？历史是一团污泥，历史是一堆废纸。”请不要将这类看法当作耳边风，更不要把它视作行外人的过激言辞，这是作伪的史学著作让人气愤，失去他人的信任。须知史学著作不能揭示历史真相，反而糊弄人，是史学家的失职，令人义愤是必然的。作为史学工作者应当羞愧：你的责任感哪里去了？！你的良知哪里去了？！渴求历史真实的读者要你干什么，社会要你干什么？！

记得在80年代前期，史学界一些人士有“史学危机”的困惑和相应的讨论，中心内容是觉得史学不受社会重视，没有出路，也即没有出息。为什么会有危机？延伸到产生的原因，认为“影射史学”，随着政策转，一会儿一个说法，南昌起义成为下级军官林彪领导的，据说是他的方向正确，成了代表。其时负责人轮替似走马灯，于是人在台上，一好百好，人一倒台，一生尽坏，故而世人谓史学是哈巴狗，随着主人指挥棒转，主人让你向谁吼你就向谁叫，主人叫你向谁摇尾巴，你就向谁献媚，这种状况怎么不让人鄙视！史学工作者遂亦不无自卑感。参加这一讨论者的心态，其实是有积极向上因素的，是在为史学谋求出路，就中多少透露出他们的愧疚心理和对职业良知的向往。

哈巴狗史学，历来存在，非独“史学危机”时代，它是一种传统。史学反映不反映历史真相，讲不讲真话，就史学史观察，我认为有两种传统：一种是粉饰史学传统，也即哈巴狗史学；另一种是务实史学传统，即争取说实话的史学。在此不妨谈谈自己的见解。

粉饰史学传统。正史，记载皇家那些事，被梁启超讽刺为“断烂朝报”，不关注民众史，诚然是它的一大弱点，但是更主要的是它有歪曲历史、曲解史实的大毛病。歪曲事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掩盖帝王过失，抹杀他人建树。以玄武门之变而言，史书告诉人们的是太子李建成谋夺帝位，迫害秦王李世民，淫乱后宫，致使李世民不得不应变，是以咎在李建成，而李建成本是庸碌之辈，死不足惜；然而太原起兵及进军长安过程中，李建成表现优秀，业绩卓著，是建立唐朝的功臣，因玄武门之变的失败，这段历史在正史中被淹没了。二是粉饰虚美。一个王朝的建立，史官总要大肆丑化前朝，美化本朝，以见人主的顺天应人，得天下之正当，坐朝廷统治民人的合法。在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倒有所节制，本来元朝是蒙古人统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朱明，正可在这方面多做文章，也确实做了不少，诸如大力“去蒙古化”，恢复汉人习俗，不许蒙古人用汉人姓氏，可是过度丑化元朝，朱元璋则行禁止，他对臣下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倒有感恩之意，至少是承认原是元朝子民，不必否定这种事实。在这一点上朱元璋不愧为有识之士。在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制度不变，代代相承，所谓“汉承秦制”“清承明制”，本可不必过度丑化前朝，尚且难免恣肆，若社会制度变异，否定前朝，则肆无忌惮了，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不难理解。三是颠倒黑白与“曲笔”的并用。作为金朝奸细的秦桧，杀害岳飞，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自然是罪有应得，我这里要说的是罪魁祸首的宋高宗赵构，决定对金屈辱的是他，下令杀害岳飞的也是他，他的罪过远远胜过秦桧，可是他并没有被造像跪在杭州岳庙的岳飞塑像前面，任人唾骂，而是由秦桧夫妇“代劳”了。史家让人将仇恨记在秦桧身上，卖国求荣、杀害忠良是秦桧的罪恶，是为赵构找了个替罪羊。介于人神之间的君主不会有错，有错必是奸臣所为，至多是君主受蒙蔽而已。有时候“受蒙蔽”都不能说，因为圣君怎么会受蒙蔽！孔子春秋笔法的“天王狩于河阳”，天子竟然被诸侯叫去，岂止是屈尊，而是实际地位下降到小诸侯境地，可是偏偏说他是到地方上巡狩，是牧民，这是为天子粉饰。这还算好的，因为毕竟透露出事实，比不写，比隐瞒还好一点。

务实的史学传统。亦可从三个方面来认知，其一为部分史官尊重历史，坚持如实写作，只是这种执著的人和精神，后世越来越少、越弱。在先秦时代，董狐直书之事屡见不鲜，春秋齐太史简，一家四人，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三人坚守职责被权贵杀害，第四人依然凛然大义地不屈不挠，坚持不改写，“令乱臣贼子惧”，迫使崔杼放下屠刀，终于留下“崔杼弑其君”的记录。其时，即使崔杼不停止屠杀太史简家族，也有另外的史官来直书，史官南史氏听传说，太史简家人尽死，乃刻简书“崔杼弑其君”事，表示继承齐太史事业，可见正直史官杀不绝。但是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越往后世越弱，乃因史官地位降低和统治阶层心态的变化。就此转录一位学者的意见：“中国古代确立的史官记事制度，就其初意而言，不仅在于系统记载和保存文献史料，实际上还负有监督最高统治的责任。”先秦时代“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史鉴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史官能够做到“直书”，“不光取决于他们个人作为史官所具备的品德、素养和气节，也是和当时的制度及一般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制约分不开的”。

二是史学在客观上有监督皇帝的作用，故而皇帝对它有所顾忌。前面转引的文中说到史官以其载笔，有监督君主的作用，是从帝王不能观看有关他的史书讲的，特别是不能调阅本朝的“起居注”。起居注由专人负责，记录君主处理朝政和后宫生活，它发端于先秦时代，汉代初步形成制度，西汉产生《禁中起居注》，东汉出现《明帝起居注》，两晋以降，特设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编写起居注。他们的成品不让皇帝本人审阅，为的是保证秉笔直书，免得顾忌帝王的意思而曲笔。唐太宗问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可否观看起居注，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作答，说明起居注是不让皇帝观看的。唐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给予肯定的回答：“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大唐新语》）表明起居注官忠于职守，如实记录君主言行，不作苟且媚君之举。魏谟任职起居舍人，唐文宗索要起居注观看，他拒绝并上奏，说“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书之”，又说“臣以陛下为太宗皇帝，请陛下许臣比职褚遂良”。（《全唐文》）表示自身向褚遂良学习，希望唐文宗以唐太宗为楷模。他坚守职责，可是唐文宗却说，你以前的史臣是让看的。表明起居注官中有尽职和渎职两种人，不过尽职者有其人，使史学事业得以不堕。宋太祖赵匡胤的故事也说明有良史。原来，一天赵匡胤早朝后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史官记录，“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读书镜》）。宋代宫中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这种严格的内起居注制度，自然不是规范帝王性生活的，但在客观上起着某种限制其恣意性的作用。女史的居处皇帝不能随意进入，这是为防止皇帝去篡改历史，从而使他无法掩饰白天在后宫的任意行为，使其生活不能不有所检点。总之，皇帝不得观看史官写的他本人的起居注，是为保障史官正常地履行其职责。这一制度反映出皇帝顾忌史官的载笔，怕他的失德之事被史官记录下来，可见史官有谏诤、监督作用。

三是有非“正史”史家撰写的比较真实的历史著作，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司马迁在《史记》里以王朝的规格为项羽立“本纪”，以诸侯的规制给陈涉作“世家”。后世“正史”史家再不敢给失败的“盗寇”（黄巢、李自成之流）立本纪和世家了，但讲求尊重史实的精神在“野史”里则有迹可寻。野史是相对正史而言，其作者，有官员，有有功名者，有一般读书人，其中自然有在朝廷、在社会上吃得开的人，也有不得意的人；其文体，多种多样，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史书，有笔记体而涉及历史的，《四库全书总目》将它们归类为“史部·杂史”“子部·杂家”“子部·小说家”。私人写史，有与主流意识完全一致的，亦有稍有不同或较大差异的，然而在专制制度下难于直接而明白地表达出来，往往采用曲折的方式、影射的方式，即后人所说的“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像清朝前期，蒋良骐著作编年体史书《东华录》（俗称“蒋录”“六朝东华录”），他任职编修，参加官书《名臣列传》的撰写，私下写出《东华录》，保存了官书所不载、不详的史料。清初大弊政的圈地、逃人等事，有官员论奏而被处分的，官书隐讳不载，蒋良骐则记录之，即为暗砭时政。“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宋史》失语，谓赵匡胤正常死亡，而北宋僧人文莹的《续湘山野录》告诉人们，赵匡胤死亡之夜，其弟赵光义（宋太宗）在场，又有令人不解的烛影、斧声现象。这个记录，才给后世史家留下“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的研究课题。《续湘山野录》属于笔记体作品，古人笔记给后人留有大量的有价值的史料，烛影斧声不过是一个例子。笔者阅读过一些清朝人写的笔记，知其史料价值，在拙作《清史史料学》中归纳为五点，即能提供社会生产与经济，典章制度，政事及吏治，人物传记，物质、文化生活与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史料。杂史、野史是后人认识历史的资料宝库，记录着某些历史的真相，治史者离不开它。借古讽今，是史家的无奈，是所谓“在极权统治下要‘借古讽今’，已经是一种委屈”，然而“借古讽今，是有现实意义的”。

粉饰的、务实的两种史学传统，治史者宜于全面观察，不忽视任何一种，粉饰史学令人痛恨，治史者时刻引以为戒，庶几不负世人之期望；同时因有务实传统，不必气馁，更不必不敢治史。不过话说回来，粉饰史学是大传统，务实史学是小传统，前者令伪造历史成为统治者的愚民工具，所以能不能、敢不敢写真实历史，能不能、敢不敢说真话是史学的要害问题、社会功能和社会形象问题，也可以说是生命问题。

史学怎样才能说真话？由社会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两种因素来决定。治史者说真话的客观社会环境，是政治开明、言论自由，是社会民主制度允许个人独立思考和发挥创造性。可是古代社会完全不是这种样子，其是人治社会的君主专制，开明者、能够纳谏者，如唐太宗，还要看史官怎样来描写他，其他的帝王更不必说了，人人都要史官把他说成是圣明天纵、洞察一切、造福生民的圣君，若史官如实写出他的过失，不就是给他抹黑吗？自命圣君者怎能接受得了，岂能容忍，不予治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的威严，就不允许史官如实著述，这是制度性的社会客观大环境。史官是中下级官吏，皇帝、大吏会公开地或暗示地教导史官如何写作，某事作出何种解释，某事又作何种判断。用现代话说是给事情“定调子”，史官按着申述即可。仍以清朝的史事来说，朝廷修《明史》，将清朝皇家先人臣服于明朝的历史全部抹去，隐瞒了建州女真人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史。这才符合爱新觉罗皇室的意思，否则《明史》是不可能问世的。历史研究本来应当无禁区，开国前的满洲与明朝关系史就成为禁区，禁止史家涉猎，清朝灭亡之后，社会客观环境变了，它也就不再成为禁区，任由史家驰骋了。可见社会环境之影响，乃至对史官的写作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此之说，是否在给史家推卸责任呢？现在，应该说到治史者自身因素了。史家主观因素是不应回避的，更是不能不面对的。史家要能如实撰写史书，笔者认识到的有三点：第一，是尽职尽责，系应为之事。职责是撰著史书，理所当然是写真实历史，是揭示历史真相。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在商言商”，你吃这碗饭，就要给为你付这碗饭钱的人服务，社会让你写史书，你就要对社会负责——你既然承担了写史的职责，你就要努力写出真实的历史。尽职尽责，是人人都要做到的，否则你就不要承担那个职务。尽职尽责是天经地义的，不必还有别的道理，仅此即可。实话实说，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不言而喻之理，不必唱高调，讲什么理想情操，做到尽职尽责就很好，就很不容易。不尽职尽责，为向上爬而主动逢迎统治者的意愿，说违心的话、肉麻的话，去为他歌功颂德，做“歌德派”，就不配从事这一职业。那就不是史学家所为，而是史匠之行了。第二，敢于坚持说真话，系难为之事。写真实历史，不听统治者的话，一心一意按照历史的真实去写作，会不会写出有碍统治者圣明形象的文字，会不会因此得罪权贵及他的亲友僚属，会不会受到打击报复，影响到身家性命，砸掉饭碗？史家哪能不顾及社会环境哩！是的，为个人着想，只有知难而退，所以说是“难为之事”。第三，要有才学识兼备的史家素养，是努力可为之事。前述两点是史德问题，现在说的则是史家的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就是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讲的才学识，是要求史学工作者能够驾驭史料，产生见解，并能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史学研究者只要肯下功夫，进行钻研，总会做出业绩，虽然努力程度和资质决定其著作品质有优劣高下之别，但总是可以做一点事的。当然了，要做得好，得在史观上圆满解决这样三个方向性问题：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为历史而历史，是为政治服务，还是为……历史可以认知吗？可以复原吗？“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吗？方法论上，是以什么为指导思想，抑或是实证史学，论从史出？这些问题复杂难解，远非本文所能涉及，以后若有条件和机会再说吧。

史学的生命在于说真话，揭示历史真相，温故而知新嘛，知人论世嘛，给读者以智慧的启迪，为社会服务。有为的史学家需要鼓起勇气，敢于说真话，也才能敢于理直气壮从事史学研究。

（2011年2月27日成稿，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