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成功数字化事权运营，数据治理成为下一个难题

2023-07-0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事权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应承担的职责，它的数字化运营存在不少难题。在这方面，广州就做得很好。除了事权数字化运营之外，规则行为数字化的建设是第二个问题。比如，2019年全国政府开放数据集总量达到了62801个。作为21世纪政府的生命线，数据是帮助政府管理其信息资产全部价值的关键因素。因此，利用好政府的数据运营和治理，对于中国数字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对于政府的行政管理者而言，行政的服务属性在近几年发展中异常快速地成长，大厅受理、综合受理、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等百花齐放，新技术的助力也或多或少提升了政府的协同性，让政府内部的玻璃门逐渐熔解。

因此，有人把数字政府比作一辆马车，技术和协作就是它的两个轮子。但是，马车只有两个轮子是跑不起来的，数字政府还面临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呢？

第一，事权数字化运营水平相对较低。

事权是政府在公共事务中应承担的职责，它的数字化运营存在不少难题。比如，目前仅要求各网同源，从名称和指南要素上实现多源统一，但申请材料目录编码、标准证照目录编码都分头行进，与事项并未形成稳定的衔接，因此事项每次调整变化，都意味着后向支撑系统需要全部调整，造成各级政府行政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从政府行政层面出发，事权的数字化运营应当确定更精细的数字化规则，以此驱动后向各类行政行为的链条化和数字化。

在这方面，广州就做得很好。比如在地理信息系统的编码方面，通过数字广州基础应用平台，对地图各类元素的编码标准化，如“四标四识”“多规合一”和“工程建设多图联审”等，可以直接满足后向应用系统的快速应用，与地理信息地图实现双向更新。

除了事权数字化运营之外，规则行为数字化的建设是第二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工作人员已经被数字化，比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处副处长A，他的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段数字代码，虽然有组织机构，但A在行政行为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和组织等大量行为规律没有数字化。

就像淘宝的“猜你喜欢”功能一样，实现行为规律的数字化。一方面可以提升管理者对执行者行为的了解程度；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地显现执行者的行为工作，实现双重促进。

数字政府建设的第三个问题，则是新技术难以与数据治理相匹配。

比如，2019年全国政府开放数据集总量达到了62801个。虽然体量庞大，但还欠缺有效的数据清洗和质量检查，大数据建模运算不太容易适配。据《美国信息管理杂志》估算，美国每年因劣质数据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包括数据错误引起的医疗事故、电信设备故障延误，以及公司缺陷数据引起的财政损失等。

开放不等于高质量。数字政府要培养标准数据的生态，从一开始就和新技术结合，在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用时，还要避免隐私和安全的问题。

作为21世纪政府的生命线，数据是帮助政府管理其信息资产全部价值的关键因素。对于中国而言，正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指出的，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数目字管理”，造成国家和社会管理模糊杂乱，数据能力和素质的缺失是中国的软肋。因此，利用好政府的数据运营和治理，对于中国数字政府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广州成功数字化事权运营，数据治理成为下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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