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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澳水权交易的相似之处分析

【摘要】:美国水权交易之所以主要发生西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东西部之间地理自然环境差异导致的水资源保有量及降水量之间的明显差异。通过对中、美、澳三国水权交易形式的分析发现,水权的流转主要发生在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之间,水资源的基本流向,是从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转换。中国水权交易所公布了包括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处置办法、纠纷调解办法在内的交易制度规范。

中、美、澳三国都希冀通过水权交易制度,缓解水资源危机及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美国水权交易之所以主要发生西部地区,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东西部之间地理自然环境差异导致的水资源保有量及降水量之间的明显差异。美国东部水资源相对丰富,而美国西部水资源紧缺,[36]从而形成了不同水资源使用权制度。西部各州在应对水资源危机的过程中,以水权案例为契机,确立了水权交易的合法性及可行性,伴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形成了“水银行”、干旱年份特权、退水买卖等水权交易形式,以解决不同州所面临的用水困境。澳大利亚作为最干旱的居住地区,水资源严重紧缺,如何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成为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水权买卖、水融通交易制度、水改革框架方案等举措,都致力于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缓解水资源危机。中国水权交易的产生及发展,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如何实现水资源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中国水权交易第一案是为了缓解义乌的用水困境,同时发挥东阳节余水资源的经济效益。甘肃张掖的水票制,致力于发挥农民的节水积极性,通过农业用水内部交易行为,实现农业水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而宁蒙地区实施的水权交易试点及水权交易平台的实践都显示了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的水权交易制度诉求,水权交易的价格是直接的判断指标。

水权交易制度中水权的出让方主要是农业用水主体,受让方主要是工业用水主体。通过对中、美、澳三国水权交易形式的分析发现,水权的流转主要发生在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之间,水资源的基本流向,是从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转换。[37]水权转换模式直接回应了水权交易制度的目标诉求: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指数也显示,农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工商业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但水资源的使用数据显示,农业用水占比较高,远超过工商业用水比例。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转换是提高水资源效益的有效途径。同时,还能推动农业用水领域发起节水革命。甘肃张掖的水票制度以及美、澳农村实施的高效灌溉农业都致力于通过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灌溉率,同时为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转换提供基本条件。既然存在相似的水权转换问题,同样也存在基于相似水权转让问题而滋生的水权交易风险。美国西部水权交易的研究显示,强调水资源经济效益,通过制度推动农业用水向工业用水的转换,可能带来农业生产用水减少从而降低农业产出的不利影响;同时,对水资源经济效益的强调,也会增加水资源环境污染的风险,比如工商业废水所引发的不利后果。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差异,中、美、澳三国所面临的具体的水权交易风险并不完全一致。

为了更好地开展水权交易,中、美、澳三国都建立了相应的水权交易平台。美国的水银行制度,澳大利亚实施的水融资交易制度以及中国水权交易平台体系的建设,都为本国水权交易提供了信息公布平台、具体的交易制度及规则要求、纠纷解决方案等支撑。信息公布平台作为信息集散中心,为潜在的水权交易主体提供了超越时空交流的可能性;具体交易规则的确立,保障了交易过程的规范有序;而纠纷解决方案则为可能发生的水权纠纷提供了初步的协商路径。中国水权交易所公布了包括风险控制管理办法、突发事件处置办法、纠纷调解办法在内的交易制度规范。澳大利亚墨里—达令盆地(The Murray-Darling Basin,简称MDB,也被称为多边开发银行)交易市场逐步改善运作模式,增加贸易类型,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水市场之一。其中,完善的交易规则、多边开发银行制定的合规战略,都是该市场成功的原因。针对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气候变化及人口增长压力所带来的变化,水资源管理者和自然资源管理组织提出了跨洲水银行项目的方案,希冀通过加强水银行方案缓解科罗拉多河流域面临的问题。尽管人们对计划的可行性存在担忧,但现有的水资源管理法律框架中可以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