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联关于调水工程的大论战：如何有效地规划水资源？

2023-06-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调水工程的命运也随之迅速改变。后来，在苏联的媒体上调水工程受到来自俄罗斯作家和一系列著名学者的严厉批评。除了上述三位学者所说的原因之外，还由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着从北方和西伯利亚河流调水问题，苏联开展了一场有关调水工程大讨论。调水工程的造价似乎被低估，而利益被夸大；故意不理会其他部门评审员的批评，企图禁止其他专家干涉和公开讨论调水设计。

1985年，苏联领导层发生了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调水工程的命运也随之迅速改变。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这些调水工程就受到来自苏联环保等方面的学者、作家和北方调水地区的代表的攻击［49，50］。他们宣称调水将给北方地区带来严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损失。随着调水设计的推进和实现，有人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质疑调水的合理性。到1985年，媒体允许公开批评调水工程，这可能就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后来，在苏联的媒体上调水工程受到来自俄罗斯作家和一系列著名学者的严厉批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1986年8月14日通过了一项决议［15］，该决议中特别指出：“暂时停止进行从北方河流调出部分径流到伏尔加河的设计和准备工作以及与从西伯利亚河流调出部分径流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有关的设计编制工作”（为了便于叙述，以下简称“暂停决议”）。在暂停决议中还特别写到：“授权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继续进行与水资源区域再分配有关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采用现代的数学经济方法和技术方式，进行全面的经济和生态研究，并深入分析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经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突然的政策变化？停止调水工程的设计和准备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以下三人的见解有一定的代表性。

希克洛曼诺夫И.А.等人在其《世界的用水保障与调水问题》专著［15］的前言中指出，在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对其欧洲部分和中部地区（西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和中亚）范围内水资源区域再分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科学研究，虽然积累了大量的设计和科学研究经验，但是，在设计编制中出现的许多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全面的解决，没有全面考虑可能的全球气候的人为变化。此外，原苏联欧洲部分自然湿度的提高导致里海水位的急剧升高，因此暂时失去了向该流域增补水量的必要性。

在技术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格里舍科H.C.就指出［1］，在调水建筑物和运河的设计和施工中，水利工程学和水力学专家们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非常重要的课题，它们是：

（1）过流能力超过100m3/s（到1000m3/s，甚至更大）的运河的水力计算理论。

（2）这样大规模的运河河床的稳定性问题和造床过程的预测。

（3）在欧洲北方、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北方严寒的气候条件下，大型运河冬季运行的特点。

（4）水泵站机组的启动和关闭、拦水建筑物闸门的启闭等运行工况中的不稳定过程。

（5）在总工程量为上百亿m3的情况下，运河土方工程的施工方法。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教授米克林Φ.П.博士认为［40］，与预期的收益相比，巨额的基建投资是停止调水的主要原因。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们在弄清楚了调水工程的效益时，把这些工程看做是有限资金的挥霍浪费。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调水的目的，在南方地区可以实现与改善用水保证率和农业生产有关的更经济、更简单的短期措施。可以开展减少非生产特别是灌溉以及工业和市政公用业方面的用水损失的运动。认为靠灌溉系统的改造，更仔细地控制农作物的灌溉和进行明智的水价结构改革，可以大大提高用水的效益。作为改善南方干旱地区农业经济的途径，广泛推广旱田耕作农艺和耐旱作物（提高土地肥力，防止侵蚀，拦蓄雨雪水，轮作和植造防护林带）。

除了上述三位学者所说的原因之外，还由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着从北方和西伯利亚河流调水问题，苏联开展了一场有关调水工程大讨论。应该说直到1985年以前，这场大讨论是很正常的，是学术界正常的百家争鸣，而且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明朗。但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的影响下，这场大讨论改变了调门，变成了论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论点：

反对调水工程的一个论据是［49，50］，全苏国家水利勘测设计院和科学院水问题研究所表现出明显地偏袒调水工程，甚至串通伪造推进调水设计的资料。调水工程的造价似乎被低估，而利益被夸大；故意不理会其他部门评审员的批评，企图禁止其他专家干涉和公开讨论调水设计。例如，西伯利亚调水一期工程的造价，全苏国家水利勘测设计院评估为310亿卢布，而反对者声称其费用不少于450亿卢布，有可能接近1000亿卢布。

反对派的另一个主要论据是担心调水工程潜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后果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因此在苏共中央1986年8月决议中指出了进一步研究调水工程经济和生态后果的必要性。但是，从1976～1985年间苏联所进行的预测调水工程可能生态后果的大规模科学研究工作来看，严肃的、可信赖的研究表明［41～48］，实施北方和西伯利亚调水一期工程可能的负面效应仅限于北方地区，并且可以确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负面效应只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国际层面上或者是没有，或者是很小。而在南方用水地区可以预期产生很大的正面效益。

在重新审查北方和西伯利亚河流调水工程之前，苏联政府官方立场是，调水潜在的不良后果还不能提供足以停止实施的重要理由，特别是一些西方作者的“调水是大规模气候变化原因”的论点被苏联鉴定专家认为荒谬而推翻之后。但是时隔不久一些评论员又在媒体上重复同样的论点。当然，调水可能的负面效应不能认为不重要，而是值得认真研究。也可以认为，生态危险的严重性以前评估不足，而关键性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是很显然，调水的生态和其他潜在的问题被过分地夸大了。暂停决议的通过可能主要是因为基建投资太大了。

反对调水的运动并没有随着1986的官方暂停决议的通过而终止。1987年报刊上的攻击、批评通过其他大众信息媒体传播得更广、更猛烈了。受到最尖锐批评的是苏联科学院水问题研究所及其所长格·沃罗巴耶夫（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及其直接和间接与调水设计有关的科技界同行。最狂热的反对者企图迫使苏联科学院免去沃罗巴耶夫的职务，以故意歪曲事实和破坏生态罪来审判他和研究所的其他学者。领导这场反调水运动的是俄罗斯作家扎利根、贲达列夫等和一些知名学者列么绍夫、杨申等。作家是不折不扣的反对者，因为他们认为，调水会给教堂、寺庙和俄罗斯北方的中世纪城市、俄罗斯文化的心脏带来损失。显然，调水反对者担心重新恢复设计工作，努力取消最微小的暂停决议所允许的研究。他们对调水问题的观点、解释和意见被大众信息媒体看做是无可争辩的真理。

遗憾的是这些批评陷入了侮辱性的个人攻击、粗暴的夸大和歪曲，引用了使人误解和不准确的信息。调水反对派的主辩手是谢尔盖·扎利根。他以前是学土壤改良学的，后来成了作家，是通俗文学杂志“新世界”的编辑。他能娴熟而任意地玩弄事实，以强化调水反对派的立场。他过分夸大北方河流调水一期工程的规模，以水问题研究所专家所完成的里海水位的预报资料提出完全没有根据的控诉，引用俄罗斯南方一个地区（库班河流域）用水保证率的数字来说明没有必要调水。沃罗巴耶夫等人试图更正这些明显被歪曲的事实，但是他改变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太小了。

现在至可预见到的未来，原苏联的调水工程被无限期推迟，暂时未见到新的实施计划。但是调水反对派们担心会重新恢复设计工作。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虽然做出最终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认为，俄罗斯南方所采取的提高用水效果的各种措施未必能达到自给的目的。包罗万象的大纲也是非常昂贵的，仅完全解决灌溉系统现代化就要950亿卢布。

此外，原苏联在中亚碰到了不可救药的水资源危机。中亚大部分地区是荒原。自20世纪70～8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2000年中亚5国人口已超过5500万），其经济主要取决于灌溉农作物。但是，无法回收的巨大用水量消耗了当地水资源，促使现有状况进一步恶化［50，51］。咸海，这个巨大的盐湖因人为作用使得来水量减少到零而干涸。这种现象的负面生态后果是多方面的，而且也是严重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该地区试图减少非生产性耗水量，但是收效不理想。即使采取最精细的节水措施，其地区水资源仅够满足未来经济和社会的需求以及维持咸海的需要。中亚的作家和水利专家在暂停决议后沉默了几年，现在重新认识到，西伯利亚调水工程对摆脱地区灾难是绝对必要的。

即使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水资源的状况要好得多，调水也是必要的。里海水位在1930年到60年代末持续下降，1977年开始回升，到1999年里海水位大约回升2.6m，暂时消除了调水的主要论据。但是，里海必然要回到新的水位下降循环，那时将有必要靠北方河流的水来改善里海的水量平衡。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但中亚各国的作家和水利专家仍在呼唤调水工程。例如，1999年，费季索夫等人重提兴建伏尔加-乌拉尔运河工程［52］。该工程早在1975年就已完成规划设计工作，后因“暂停决议”而停工。该工程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4-4，提水高度为28.5m，工程造价为5.949亿卢布（按照1975年物价，按照当时官方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为8.6亿美元）。费季索夫认为，该工程从伏尔加河引水54.1亿m3对伏尔加河的水量平衡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对解决乌拉尔河流域的生态问题，改善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咸海沿岸上百万居民的健康，增加农产品和水产品产量等具有重要的作用，远景开凿阿特拉乌-咸海运河向咸海引水，对改善咸海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又如，从某网站得知［53］，2002年4月10日，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总统顾问伊斯马伊尔·朱拉别科夫在“咸海和咸海沿岸地区问题——国际合作必须履行的责任”大会上提出从西伯利亚河流调水到中亚的问题，他说：“这无论是对该地区的所有国家，还是对俄罗斯都是有利的项目，必须回到这个项目上来，该听听专家们的声音：咸海干涸的主要问题也是整个地区的主要问题——缺水。早就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就是从西伯利亚的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调出部分径流到该地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项工程被荒谬绝伦地歪曲了，好像西伯利亚的水注定要倒转，虽然实际上只是5%的年径流量”。伊斯马伊尔·朱拉别科夫的这段话道出了中亚人民的心声。最近［54］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重提兴建西伯利亚-中亚运河工程，卢日科夫指出，向中亚地区出售淡水有利可图；运河能分别为中亚地区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增加约200万hm2和约150万hm2的耕地。据估计，引水工程需要120亿～200亿美元投资。不过，卢日科夫建议以未来出售淡水的收益担保贷款，组织一个国际欧亚财团实施该工程。

一些俄罗斯专家则大泼冷水。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院）北部地区和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纳扎罗夫称之为“馊主意”，当天，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地理协会主席格拉佐夫斯基也对记者说：“提出该设想的人简直就是神经不正常。”俄罗斯各大媒体也对卢日科夫的建议冷嘲热讽。《俄罗斯商业日报》援引一名政府官员的话说，应由精神病专家，而非经济学家来为这项提议把把脉。

简而言之，可以说俄罗斯媒体“反对”的呼声占优势，而中亚各国媒体“赞成”的呼声占优势。这项工程什么时候能实施，谁也说不清楚，但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这比一纸暂停令下来就悄无声息十几年要好得多。当然，现在这项工程实施的难度比当初又大了许多。不实施咸海干涸问题无法解决，这对中亚5国和俄罗斯都是不利的。要实施，中亚5国和俄罗斯都要表现出最大的诚意。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拭目以待。

原苏联关于调水工程的大论战：如何有效地规划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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